姚文昌丨蜀石经《毛诗》摹写本考原
蜀石经《毛诗》摹写本考原
姚文昌
摘要：吴骞将旧藏蜀石经《毛诗》《左传》摹写本与《周礼》校记合订，题“蜀石经残字三种”，现存国家图书馆，影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本文通过校勘和研究认为：吴骞旧藏蜀石经《毛诗》摹写本最早为黄丕烈所有，乃黄氏家庭塾师邵朗仙于嘉庆八年冬据拓本摹写，后经陈鳣而归吴骞。该摹写本既是王昶、阮元等人所见摹写本共同的底本，也是陈宗彝重刻张敦仁旧藏摹写本的底本。
关键词：蜀石经；《毛诗》；摹写本
除零星出土的小块残石之外，蜀石经《毛诗》经本仅存一卷半，有上海图书馆藏宋拓本（黄丕烈旧藏）、清吴骞旧藏摹写本（以下简称“吴本”）及清道光六年三山陈宗彝重刻张敦仁旧藏摹写本（以下简称“陈本”）传世。王天然《上海图书馆藏蜀石经〈毛诗〉拓本综理》[①]一文对拓本与两个摹写本的文本差异进行了讨论；《书吴骞旧藏〈蜀石经残字三种〉后》一文[②]则重在说明《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吴本时所产生的诸多问题。而对吴本的产生、校勘以及与其他摹写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尚缺乏足够的研究，现予以考述。
一、吴骞旧藏摹写本的校勘
清代中期，蜀石经《毛诗》拓本最早见藏于广仁义学，黄树谷去世后，拓本散出，辗转归黄丕烈所有。
黄丕烈得宋拓本后不久，出示陈鳣，陈氏遂嘱黄丕烈摹写一本。嘉庆九年（1804）六月，陈鳣将摹写本转呈吴骞。现存之吴本有黄丕烈、陈鳣校语，并有陈鳣、吴骞钤印[③]，当即陈鳣转呈之本。
陈鳣《〈蜀石经毛诗考异〉序》：（黄丕烈）既得之后，急以示余，属其影写一本，盖余曾著《石经说》，见此不啻获一珍珠船也。未几，自吴携呈兔床先生。先生欣然赏之，遂作《考异》二卷，以证今本之失，可为蜀石经之功臣矣。[④]
吴骞《吴兔床日记》：（嘉庆九年六月）天贶日，晴。简庄从吴中来，为予钞得蜀石经《诗》二卷。[⑤]
将吴本与宋拓本对校可以发现，吴本在摹写时产生了某些讹误，而这些讹误成为考察吴本的产生以及与其他摹写本关系的重要依据。
宋拓本、吴本对照表[⑥]
吴骞《〈蜀石经毛诗残本考异〉序》：辄因诵习之暇，为校其同异，附石经之末，以俟留心古训者。嘉庆乙丑秋孟识。[⑨]
吴骞据吴本撰成《蜀石经〈毛诗〉考异》在嘉庆九年七月。吴本《召南·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下郑笺“蘋之言实也”，上有朱笔眉批“宾，校原本”，为黄丕烈所校[⑩]。黄氏核校拓本在嘉庆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而吴骞撰写《考异》在六、七月间，《考异》未能吸收黄丕烈校拓本的成果，故云：“《采蘋》：宾也，‘宾’作‘实’。”[11]不仅如此，《考异》乃是以毛氏汲古阁本校吴本[12]，因此，吴本的讹误大多反映在《考异》一书之中。
吴骞《蜀石经〈毛诗〉考异》：《采蘋》：宾也，“宾”作“实”。《行露》：故不，下有“早早”二字。《羔羊》：其制，“制”作“杀”。《小星》：礼命，“命”作“有”。《驺虞》：君射，“射”作“则”。《匏有苦叶》：旭日，下有“白”字。《简兮》：容色，“容”作“颜”。《泉水》：适卫，“适”作“通”。[13]
前面《宋拓本、吴本对照表》所列吴本摹写讹误共有九处，惟“《邶风·北门》小序”一条不见于《考异》，原因何在？
黄丕烈、陈鳣校勘痕迹之外，吴本之上另有吴骞校语，当写于作《考异》之时。王天然《书吴骞旧藏〈蜀石经残字三种〉后》一文提到：“黄丕烈以墨笔写校记于眉端，原钞文中又多有与之相应的朱笔校勘提示符。”“黄校以保存蜀石经文本原貌为目的，故以对校原拓为主。”“而吴校则多以正误及补证为目的，故其兼用参考他书、对校刊本之法。”[14]黄氏墨笔校于上方，与黄校相对应的朱笔校勘提示符当出于陈鳣之手，文中朱笔校语则出自吴骞。吴本《邶风·北门》小序“《出门》，刺仕不得志也”，“出”字之上及右侧皆有手校“北”字[15]，其一即为吴骞所校。也许是吴氏校出后随即在黄丕烈处得到了证实，此条并未写入《考异》之中，这也间接促成了雅集之日黄丕烈、陈鳣等人对吴本的校勘。
二、吴骞旧藏摹写本的产生
嘉庆八年（1803）冬，黄丕烈得见宋拓蜀石经《毛诗》残本，遂命塾师邵朗仙摹写一本，而将拓本归还物主。王昶（述庵）、阮元（芸台）等人皆据邵朗仙摹写本转录一本。其后，黄氏购得宋拓本。
宋拓本“嘉庆岁在甲子孟夏之月芒种后一日”黄丕烈题识：去年季冬之月，适有书友携石经一册示余，开卷读之，知为《毛诗》，经下有注，信为蜀本。遂袖呈辛楣先生阅之，诧为奇绝，谓访求四十年不可得者，今一旦遇之，岂非盛事？余亦备加宝贵，即属塾师邵朗仙传录一本，因物主本非求售者。其时青浦王述庵少寇、仪征阮芸台中丞皆讲求金石之学者，闻余有是册，或致书相索，或托友传钞，物虽未为余有，而外间录本皆辗转从余家出矣。余性喜读未见书，而尤以必得为幸，爰托书友谋诸物主，以重直购而获焉。[16]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见到有关邵朗仙摹写本的具体记载。但王昶、阮元所见摹写本皆据邵朗仙摹写本转录，王氏据以撰成《后蜀〈毛诗〉石经残本》[17]，阮氏则据以撰成《毛诗注疏校勘记序·引据各本目录》“孟蜀石经残本”部分[18]，我们可以借以探察邵朗仙摹写本的文本面貌。
王昶《后蜀〈毛诗〉石经残本》：《北门》篇作“出门”，此因经文“出自北门”致此笔误。[19]《驺虞》篇“君则一发”，监本则作“射”，此本传讹。[20]
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序》：笺文如《采蘋》篇“蘋之言实也”，“实”乃“宾”之讹。[21]
我们可以发现，吴本的讹误在王昶、阮元所见摹写本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作为王昶、阮元所见摹写本的底本，邵朗仙摹写本有着与吴本相同的讹误，这表明吴本或是据邵朗仙摹写本转录而成，或者邵朗仙摹写本即是吴本。陈鳣托黄丕烈摹写已在黄氏得拓本之后，吴本若是此时摹写，所据当为拓本，而不应存在与邵朗仙摹写本同样的讹误。由此看来，黄丕烈并未遵照陈鳣所托摹写一本，而是将购得拓本之前家庭塾师邵朗仙的摹写本给了陈鳣，邵朗仙摹写本即是吴本。
三、陈宗彝重刻摹写本的来源
吴本之外，另一现存摹写本即陈本。通过王天然的校勘成果可以看出，吴本的错误被陈本全面继承，陈本在此基础之上又产生了新的错误。据此，王天然认为：“陈本所据张敦仁原本并非从原拓钞出，其所据可能是吴本或与吴本同时抄写的副本。”[22]
王氏进一步推测：“张氏所藏原件当为黄丕烈家抄本。醒翁老人道光六年十月《重刊蜀石经残本叙》云：‘蜀石经《毛诗》残本，乃阳城张古馀先生从吴门黄荛圃主政景钞者，今春二儿宗彝谋刊以传。’陈宗彝道光五年七月所书册尾则云：‘兹从阳城张古馀夫子假得《毛诗》残字一册，乃吴门黄氏钞本。……急命儿士槑景写付梓以广其传。’陈宗彝之父醒翁老人所言不甚准确，当信陈宗彝说，其所据底本为黄丕烈家钞本。”[23]吴本为黄丕烈家藏最早的摹写本，也是目前所知唯一的黄氏家钞本，其后又经陈鳣、吴骞、徐蓉初等人递藏，现归国家图书馆。因此，张敦仁（古馀）旧藏摹写本绝非黄氏家钞本，而系据吴本转录。张氏与黄丕烈为至交，且陈本之上没有体现任何黄丕烈、陈鳣、吴骞等人的校勘成果，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张敦仁旧藏摹写本亦系从黄丕烈处转录，时间与阮元、王昶等人所见摹写本的转录时间大致相当。如醒翁老人所云，陈宗彝影刻所据底本“乃阳城张古馀先生从吴门黄荛圃主政景钞者”，只不过影钞所依据的底本乃是吴本，而非宋拓原本。
此外，严宝善云：“（《图绘宝卷》）抄本每卷首叶钤有楷书朱文长方印：‘□□□□□敬以此书义助于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广仁义学，永远为有志之士公读者。’图章前面空了五个字，大约是备填写捐赠题名之用。此书各印均未填字，也可能是黄树谷本人所捐。书口盖有‘广仁义学藏书’立形楷书墨印。”[24]吴本卷二首长方木印作“□□□□□敬□此书义助于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广仁义学，永远为有志之士公读者”，其上有吴骞朱笔眉批：“骞按此印为武林黄氏所钤，乃小松司马之前也。至今杭城旧肆中粥残书断帖，往往见此印，首行‘敬’下有‘以’字。”[25]故而吴骞《〈蜀石经毛诗考异〉序》云：“每卷有朱文方印云‘□□□□□敬以此书义助于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广仁义塾[26]，永远为有志之士公读者’，凡五行三十五字，阙五字。”今检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拓本，“敬”下“以”字模糊不清，吴本摹写时于此字处空格不书。
王昶《后蜀〈毛诗〉石经残本》云：“卷二首有小木印，长一寸五分，寛一寸，正书四行，云‘此书义助于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广仁义学，永远为有志之士公读者’，凡廿八字，首一行祗一‘敬’字，皆朱色。”[27]王昶所见乃据吴本转录，遂以“敬”下无字，而有“首一行祗一‘敬’字”之语。陈本亦从吴本出，故卷二首长方印“敬”下无“以”字，且“杭州”下脱去“府”字[28]。
综上所述，吴骞旧藏蜀石经《毛诗》摹写本最早为黄丕烈所有，乃黄氏家庭塾师邵朗仙于嘉庆八年冬据拓本摹写，后经陈鳣而归吴骞。该摹写本既是王昶、阮元等人所见摹写本共同的底本，也是陈宗彝重刻张敦仁旧藏摹写本的底本。正如黄丕烈所言，“外间录本皆辗转从余家出矣”[29]。
补充说明：小文写成于两年前，近日刊出后，有幸得到董岑仕老师和王天然老师惠赐意见（王天然老师意见系董婧宸老师转来），指出小文存在的问题，感激之馀，更惭愧之至。谨将两位老师的意见转述如下，一来对两位老师表示谢意，二来供读者参考。
董岑仕老师指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顺序可作调整。（笔者再读小文，深以为然。）
王天然老师指出：1.吴骞《〈蜀石经毛诗残本考异〉序》落款的“嘉庆乙丑”系嘉庆十年，文中误为嘉庆九年。（此处确系笔者所犯低级错误，足为自鉴。笔者认为：陈鱣《序》言“（吴骞）遂作《考异》二卷”，说明陈氏作序之时《考异》已完成，而落款时间为“嘉庆九年冬十二月望日”，因此只能把《考异》的撰写时间定在嘉庆九年六月至十二月间。）2.就目前所知论定吴本即邵本，证据链不完整。（从文献记载上讲，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笔者认为：倘邵本和吴本两出，则邵本在前，而吴本在后，邵本为吴本、陈本之共同祖本，则吴本与陈本的抄写讹误必然呈现交叉状态，会出现陈本不误而吴本误的状态，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陈本对吴本讹误的全面继承。因此，吴本乃陈本之祖本。）
[①]王天然《上海图书馆藏蜀石经〈毛诗〉拓本综理》，《中国经学》第19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199-212。
[②]王天然《书吴骞旧藏〈蜀石经残字三种〉后》，《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七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页241-245。
[③]吴本前有“光绪己亥秋九月沙滨朱昌燕记”：“兹吾友徐君蓉初亦得一本，为拜经吴氏故物，缮写虽不及何本之精，而有黄荛圃主政墨笔校、陈仲鱼孝廉朱笔覆校。”经文首叶钤有“海宁陈鳣观”、“吴兔床书籍印”二印。
[④]吴骞《蜀石经〈毛诗〉考异》，《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第8册影印民国十一年上海博古斋印《愚谷丛书》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页461。
[⑤]吴骞撰，张昊苏、杨洪升整理《吴兔床日记》，凤凰出版社，2015年，页177。
[⑥]表格摘引自王天然《上海图书馆藏蜀石经〈毛诗〉拓本综理》，页203-204。本人曾亲至上海图书馆校核蜀石经拓本，以王氏之文先有，故引之。
[⑦]《蜀石经残字三种》，《续修四库全书》第184册影印清拜经楼旧藏摹写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457。
[⑧]洪亮吉《更生斋诗续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68册影印清光绪中洪氏授经堂刻《洪北江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230。
[⑨]吴骞撰，虞坤林点校《愚谷文存》，《吴骞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4。
[⑩]《书吴骞旧藏〈蜀石经残字三种〉后》，页242。
[11]《蜀石经〈毛诗〉考异》，页466。
[12]《蜀石经〈毛诗〉考异》卷首标题下云：“依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刊本校”。
[13]《蜀石经〈毛诗〉考异》，页466，页468，页469，页472，页476，页489，页495，页496。
[14]《书吴骞旧藏〈蜀石经残字三种〉后》，页242，页244，页245。
[15]《蜀石经残字三种》，页446。
[16]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善本碑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328。
[17]王昶《后蜀〈毛诗〉石经残本》，《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第8册影印清光绪十六年四川尊经书局刻《石经汇函》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18]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序》，《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9]《后蜀〈毛诗〉石经残本》，页415。
[20]《后蜀〈毛诗〉石经残本》，页420。
[21]刘玉才主编《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第2册，页588-589。
[22]《上海图书馆藏蜀石经〈毛诗〉拓本综理》，页204。
[23]《上海图书馆藏蜀石经〈毛诗〉拓本综理》，页202。
[24]严宝善《私人藏书为公读——记清代“广仁义学”》，《博览群书》，1996年第2期，页23。
[25]《书吴骞旧藏〈蜀石经残字三种〉后》，页243。
[26]“义塾”为“义学”之讹，宋拓本“学”字犹清晰可辨。
[27]《后蜀〈毛诗〉石经残本》，页411。
[28]《蜀石经残字》，页315。
[29]吴本前“光绪己亥秋九月沙滨朱昌燕记”云：“同治庚午，余于武林书肆或旧钞本蜀石经《毛诗》二卷，首页有隶书‘何氏梦华馆藏书’七大字，并录赵松雪跋书后一则，次页钤以‘何印元锡’、‘梦华馆藏书印’二方，末页复钤以‘钱唐何氏梦华馆嘉庆甲子所得书’一方，古色古香，珍之箧笥，已三十年矣。”何氏旧藏本今已不存，不知其所出。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4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姚文昌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