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侨光明路

40多年前，一群越南华侨扶老携幼来到光明农场，让这片位于深圳与东莞交界的土地突然热闹起来。

那是1978年，大批的越南华侨被迫离开越南，22.4万人回归中国大陆，被安置在全国各地的43个国营农畜牧场，其中数千名越南归侨被安置在位于深圳西北部的光明农场。1978年至1979年间，光明农场侨务办公室到广西接收越南归侨6批，共4000多人。他们从侨居之地回到中国，来到遥远而陌生的光明农场，从他们踏上光明土地那一刻起，这个群体的命运就与光明农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79年，广东省光明农场因为大量归侨涌入的特殊性而更名为“广东省国营光明华侨畜牧场”，2001年，改称“深圳光明华侨农场”，“华侨”这一个名词，进入了光明农场的名称和历史，归侨成为光明农场发展历史上独特而颇具亮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归来

顶着白色尖顶的斗笠，挑着大大的竹筐，带着成群的孩子……这是不少越南归侨刚来光明农场时给人的第一印象。

从1978年9月到1979年6月，越南归侨们分6批抵达光明农场，共约834户、4300人（据农场退休老人回忆，当年共接纳5000多名归侨，其中少部分辗转离开，最终4300人在光明农场安居）。当时，光明农场的职工和家属只有2000人。归侨的到来，猛然改变了光明农场的人口结构，也让光明农场的发展发生巨大的变化。

陈泰森，1952年生，是土生土长的光明圳美人，1972年高中毕业成为光明农场的职工，1974年在光明知青党办工作，随着知青陆续回城或者在农场的安定，知青办的工作逐渐减少，1978年成立侨务办公室，他调往光明农场侨办，具体负责接纳越南归侨的工作。在侨办主任李春芳的带领和安排下，陈泰森全程参与了6次接侨工作，负责到广西与越南接壤的边境把归侨接回来，后来又继续参与安置工作。

陈泰森记得，当时是接到广东省侨办的通知，到广西东兴接回越南难归侨并进行安置。1978年11月26日，陈泰森和接侨队的同事一起带队到广西东兴，接回第一批归侨，共700多人，他们大部分是农民。“那次是六批接侨工作中接回人数最多的一批，”陈泰森回忆，“光明农场有好几个人去接侨，全国很多地方如广东珠海、海南和福建等都有队伍去接侨；我女儿刚好出生，我第二天就出发了，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我们12月26日接侨回来，整整一个月，当时女儿都满月了。”陈泰森不无遗憾地感慨。

陈泰森回忆，当年东兴接侨的地方驻扎着很多跟他一样的接侨人员，隔着小小的北伦河，对岸就是越南。回想起当年的情形，仿佛还历历在目：“北伦河大概就20来米宽，两三米深，每天大量的人从桥上涌过来，人多桥堵，很多人等不及，就从水里直接游过来，抱着木头啊、轮胎啊，只要能浮起来的东西，都漂着人……”这些急于逃命的越南归侨回到东兴就算是安全了，因为中国的接侨人员都在这边等候着他们。当时侨办的工作安排得非常有序，难侨上岸之后，广西侨办就把每个人的资料登记入册，现场接侨人员也把归侨资料抄了一遍，清楚记录有多少人，分配到哪个队。当时各个接侨单位也大致分配了接侨任务，陈泰森隐约记得当年光明农场的接侨任务是6000人，但实际上后来据说登记接待了5000多人，除去后面陆续离开的人外，实际上到光明农场的也就是4000多人了。

为了接侨任务顺利完成，光明侨办还专门派了几个有文化的广州知青去现场演讲，宣传光明农场的种种好处，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人现场就选择了来光明农场，接侨人员根据情况进行选择，把符合需要的人留下来，确定好并进行登记，然后集中一起送回光明。陈泰森说，农场能需要马上适应农场工作的人，所以提出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农民归侨。“我们要一些会种田的农民，就慢慢挑选，因此第一批接侨时间长达一个月；在归侨人员不够的情况下，也会挑一些城里人。归侨中的城里人很多都选择了珠海平沙农场、珠江农场等，有些人等待的时间太长，就在广西就近选择了接侨农场。”陈泰森说。

陈泰森和广西侨办一起核对登记的资料，把确定分配到光明农场的归侨当场登记造册并且分配好生产队，这样便于把需要安置在一起的亲戚朋友放在一起，侨民也就清楚自己以后要去的具体地方。接纳的归侨先被安置在暂住点住下来，等到了一定人数的时候再集中分不同的路线去光明农场，有的从南宁坐火车直达樟木头；有的从北海坐船到广州或东莞，再转车到光明。“到了樟木头火车站，光明农场就派解放牌汽车去接侨民，当时其他农场没有汽车，光明农场却有好几辆。从广西到光明大概要用两三天时间。”陈泰森说。

▲广西东兴边境口岸，一群摩的司机排成一排等候乘客

陈泰森回忆起当年接侨工作的辛苦，说：“我们去广西接侨，时间非常急，条件也艰苦，坐的都是‘回笼车’。”所谓“回笼车”，陈森泰解释：“那是从广西过来运货的车，满车来，空车回，我们就坐在里面一起过去。”后来几次有所好转，甚至可以坐飞机。侨务工作者接侨回来，一般是送到广州，到广州后，农场的解放牌大卡车就已经等着接他们了，哪台车是接哪个生产队的都安排好了，归侨按事先的分配上车就好。

陈泰森说，当年广州的三元里华侨旅行社就是接侨工作的中转站，很多归侨暂时安置在那里，然后再转到要去的地方。大部分归侨都很好，回来后按侨办的统一安排安家落户，但是有些人，一时不能接受艰苦的条件，觉得光明太荒凉，就跑了。有的跑到了樟木头，有的跑到了广州，还有的直接跑回了广西，也有想逃去香港的……“我们经常半夜赶到火车站，拦住他们，给他们做工作，接他们回来，有些跑到广西的，要求重新分配地方，我那时候年轻，经常被派着半夜去接，我跟他们说以后我们光明会最好，很多人都听我话，又跟回来了。”

1978年11月，陈泰森第一次接侨，1979年6月，他接回光明农场最后一批归侨，不到一年的时间，6批越南难归侨在他的带领组织下，接回到光明，重新安家。

安居

接回了大批的越南归侨以后，光明农场很长一段时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安置归侨：“侨民一回到光明农场，农场领导就动员全体场员，一起安置住宿，为50岁以下的女性、60岁以下的男性安排工作，把衣服、毛巾等生活用品直接送到侨民宿舍，工作井然有序。”陈泰森说。

龙盈泰是陈泰森接回来的第一批归侨中的一位，他一家都是跟着陈泰森来到光明的。龙盈泰在越南是学校校长，大家直到现在都称他“龙校长”。他到光明农场安居的一周内，就开始生产劳动，并且积极参加归侨的安置工作，在陈泰森的心目中，龙校长作为归侨中的一员，在为广大归侨人心的稳定与适应新生活方面贡献了力量，做出了榜样。

龙盈泰生于1932年，是第五代越南华侨，在越南广宁执教多年，主要教中小学的越文、中文。他的夫人在越南渔业社（渔民合作社）工作。他的祖籍在广东吴川，此前没有回过中国，当时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家乡话（粤语）。彼时，在越南的华人大多数说粤语，也会写一些汉字。1978年的一天，龙校长匆匆打点行李，取道友谊关来到广西边境东兴，与先行来此落脚的父母妻儿汇合，而后辗转来到了光明农场。

“我没有跟家人一起过来，我先安排一家10口人从关口芒街过桥，包括父母、妻子及7个儿子。最大的儿子20来岁，最小的1岁，是抱回来的；我是越南共产党员，当时属于越南政府的干部，那段时间，越南政府专门抓华人干部，有同事被抓到监狱。我害怕被抓，就趁着晚上一个人悄悄地从友谊关过来。过关的时候人山人海；过来后，我在广西待了20天，通过广东省侨办找到了家人的落脚处，和家人汇合后，就选择来光明农场。我当时听他们（指接侨人员）宣传后，感觉光明农场交通方便，附近有火车站，靠近海边，毗邻香港。”龙校长回忆。

龙校长回来时大概46岁，他和一大家人在光明侨办的安排下，从北海坐船到广州，再辗转来到光明。龙校长有文化，思想觉悟高，沟通理解能力特别强。到了光明农场后，就被安排担任石介头生产队大队长，当时工资是28块钱，比本地干部还高一些。夫人被安排到幼儿园工作，两个成年儿子被安排到牛场养牛。

龙校长说跟着一起回来的父母当时在家里帮忙带孩子，农场安排他一大家子住在瓦房里，他感觉很满意：“那时候房子不够，我们家人口多，就安排了瓦房，有些年轻人就先住草棚，等房子修好后再搬进去。”来到光明，龙校长把家里安顿好，就立马投入了工作，开始组织生产，并参与了后面几批归侨的接侨、安置、宣传等工作。龙校长积极帮助侨办做好侨民的思想工作，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带头鼓励侨民开荒种地，大搞生产。

“我们把侨民接到广州，龙校长带队在广州接应我们，再把队伍带到凤凰、樟木头等地方，因为有龙校长的参与，我们后来的接侨工作轻松很多。”这让当年的侨务工作者陈泰森感慨万千。

和龙校长一起来光明的，不只是他的一小家，而是整个大家族，他家兄弟三个都是全家一起过来，一起被安置在石介头大队。很多归侨初到农场，有很多方面不习惯，心情复杂，情绪不稳定。为了鼓励归侨安下心来，农场领导决定从教育入手，开办学习班，定期发一些资料和书刊，供归侨侨眷学习，不断提高思想和文化知识。同时，从关心生活入手，解决归侨侨眷柴米油盐等问题。提起当年，龙校长有些动情：“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很穷，农场也很穷，但是对我们难侨就真的太好了，每个人都发衣服，冬天的、夏天的都有；农具什么的都分配好，毛巾、棉被，统统都安排得蛮好。有人说，早知道这么好，早就该回来了。”

1983年，整个石介头生产大队归属奶牛场，龙盈泰到圳美奶牛场当干事，主管生产工作，生产队的大部分职工也转到奶牛场。“当时养奶牛很重要，需要有技术，我那时不会技术，只好主管生产，种牛草、玉米等饲料，其实也是一个队长，工资待遇跟在生产队一样；我们有分工明细，有的负责种草，有的负责喂牛，有的负责挤奶，当时还派了一些人到广州燕塘学习挤奶技术，我也去学过。”龙盈泰回忆。联合国难民署也对光明农场的归侨伸出过援助之手。1982年，难民署启动援助项目，援款50万美元兴建禾搓涧水库，扩建石狗公水库和迳口水库，并援款27万美元兴建光明华侨农场职工培训中心。1985年12月，培训中心大楼落成投用，众多归侨侨眷乃至农场的其他干部和职工，纷纷来此“充电”。

龙校长十分珍惜回国后的安稳，也把自己的幸福感传递给周围的人，在他的感染下，石介头的归侨特别安定。陈泰森满怀感动地回忆：“龙校长帮助侨办做了很多归侨的思想工作，在他的带动下，石介头大队只有一户归侨离开了光明，归侨在此非常稳定，很快就安居乐业了！”

创业

第一批接侨的时候强调要选会干农活的，到了后来几批，慢慢地也接受了一些来自越南城市里的归侨。卜业梅和余雪萍就是这其中来自城市的代表。

卜业梅，1947年出生于越南，1978年回国。余雪萍，1948年出生于越南，1979年回国。她们都属于当时光明农场职工中的“知识分子”。归国之前，卜业梅在一家医院做护士，余雪萍则在书店工作。卜业梅会说中文，而余雪萍不会，这直接影响了她们在农场工作的安排：卜业梅被安排到光明农场职工医院当医生，余雪萍则只能从事农业生产。

卜业梅归国时是一家八口，父母兄弟、丈夫孩子一起从东兴归国，她的丈夫因为有技术被安排在农场供电公司上班。一家人虽也有过艰苦的经历，但基本是安稳而平和的。

而余雪萍则经历了相对多的坎坷和磨难，初回国时，开始和大多数农场职工一样种田务农，每天有着定额的“工作任务”。卜业梅回忆说，那时候，她一个人使劲做使劲做，做到晚上也完不成，就站在田里哭。一群年龄相当的女知青就过去一起帮她，她又不会说白话（粤语），无法沟通。余雪萍后来在农场的安排下参加培训，很快就学会了说粤语、写中文。1980年，她被农场劳资科安排到车站售票。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地处深圳边缘地带的光明农场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众多的归侨为光明农场赢得了许多政策支持，也获得了更多的外资与创业理念。余雪萍在创业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开始琢磨着摆个早餐摊，做一些越南的特色食品。没想到她做的越南肠粉很受群众欢迎，她也成为农场宣传的归侨创业典型。

余雪萍是第三代华侨，她清楚地记得爷爷奶奶都是广东中山人，爷爷起初去越南开矿，后来慢慢做些小生意。“小时候住的地方大部分都是越南人，我们都讲越南话，但是早上起来和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用中文说‘爷爷早上好’‘奶奶吃饭’等，但其他时候很少说粤语，所以中文基本不会说。”她的奶奶和爷爷分别在1958年和1963年去世，1966年父亲也去世了。从此就是母亲带着他们姐弟四人生活，而余雪萍是老大。家境困难的时候，弟弟读书，她和妹妹就在家里帮忙，直到工作，和母亲一起承担家庭责任。1978年，越南排华，家里怕弟弟被抓壮丁，让他们先回中国。“读中专的时候，我们班上有53个人，只有我一个是华人。”余雪萍在越南的书店工作到1979年，无法再继续留下去了，“4月20日，越南公安来敲门读驱逐令，限期10天让我们离开越南。那时候只有几十户华人没有走了，最后大家包了4辆客车，从边境回中国。”4月24日，她回到中国。“1978年弟弟离开越南的时候还有当地的乡亲们送，有些依依不舍；到了1979年我们走的时候，就没有一个越南人送了，有的甚至还拿枪指着（我们）。”

余雪萍回忆，回国后，她先在边界住在沟边石棚里，用塑料布搭个帐篷，后来下大雨，山水冲下来，他们又睡到街边。这样过了几个月，有车过来接他们， 载到东兴，他们又在东兴山边的红石沟搭起茅棚住了一阵，联系上了先回国的弟弟，才于12月26日辗转来到了光明农场，成为光明农场的最后一批归侨。

1980年9月，在大家分田到户的时候，余雪萍因为不善农事而申请创业“搞副业”得到批准，在现在光明大街地铁高架桥下红绿灯的地方搭了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茅屋，开始做早餐生意。小茅屋里当时摆了三张小桌子，主要卖蒸越南肠粉。“肠粉在越南很多人做，很多人喜欢吃，那时候我也只会做肠粉。”余雪萍回忆说，“那时候一天才做五桶米，要卷起袖子用手推磨，我没有力气，只能慢慢推。”

▲越南粉皮春卷

小店就叫“余记”，当时店里三个人，余雪萍、她弟弟、妹妹。“越南有句话叫‘吹糠见米’，说的就是只要生意做起来了，就有收入了。那时候我们交给农场副业款后，剩下的就是自己赚的了。”余雪萍回忆说，早餐小店做起来了，每天三四点就要起床准备，那时候特别害怕下雨，因为地方小，雨天柴又湿，点不着火就很麻烦。不过好在大家都很喜欢吃“越南肠粉”，无论是原来的归侨，还是本地职工。1981年，农场发展，道路拓宽，“余记”的茅屋成为道路，于是农场就安排了一间房子给余雪萍。余雪萍买了些彩色的花纸贴在房间里，就算是简单装修成了新的“余记”小店。余雪萍记得当年的农场领导郭森经常过来看，“他很关心我们，说我们搞得不错，要我们用心做，有一次还带了联合国记者来我们店，说我们是农民出来搞副业的。那个记者还开玩笑说要参股我们的小生意。”

余雪萍的小店稳打稳扎地发展着，家常美味招来了无数的忠实顾客，也改善了一家人的生活。随着光明农场的发展和小店本身的发展，后来“余记”换过几个地方，其中也经历过一些“不幸”。1991年，“余记”隔壁的店铺发生火灾，直接烧光了余雪萍小店的所有。“那时候我们又不会买保险，一场火烧光了所有的东西，我们变得两手空空。”余雪萍回忆，当时光明农场的侨办主任汤友玲马上过来安慰他们，后来帮忙找了间铺面，租给他们做生意。三年之后，他们又换了地方，再后来，又换了几次。店面越来越大，生意也越做越兴隆。

幸福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广东省光明华侨畜牧场”到80年代末的“深圳市光明实业总公司”，再到21世纪初的“深圳市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变化的背后，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背景下老光明农场的巨大发展与变化，身处其中的越南归侨侨眷，人口已经发展到了上万名，他们因为命运和国家与时代更加紧密相连的缘故而有着比其他人更加深刻的感受，以及更加深沉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2008年，随着余雪萍与弟弟逐渐年长，他们打算关了“余记”，退休安享晚年。没想到的是，众多的“余记熟客”找到他们，要他们继续做下去，还帮着张罗门面。余雪萍的弟弟建议干脆在自己家住的房子楼下继续做街坊邻居朋友的“生意”，这样也没有租金压力。除了肠粉，他们还做越南春卷、越南肉饼、越南檬粉、云吞、糯米饭等早餐小食。这生意一直做到今天，“因为熟客多，熟客经常来找我们，自己几姐弟也对做越南食品有兴趣，不想辜负熟客，就继续做了。有地方了，熟客没有嫌弃这里偏僻，我们就做。”

如今，余雪萍在光明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融洽地相处着，经常一起约着喝茶聊天，还时常组织一起出去游玩。特别是原来一起回国的归侨朋友们，逢年过节，不是你来我家吃饭，就是我去你家吃饭，聊天叙旧，就像大联欢一样。余雪萍说，她近年也去越南看过多次。那家从前上班的书店还在，第一次去的时候，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互相通知一起来看她，余雪萍回忆起大家再见的情形：“哭，大家抱在一起哭。他们听过传言，以为我在回中国的路途中沉船而死，很多人都以为我不在了，很伤心，还有人把我的照片放大了摆在家里。重新见到我，就很开心了。”余雪萍对于印象里的越南和再次见到的越南，也有了不同的感觉：“回到以前自己住的地方，感觉怎么这么小了？变了，好像被压缩了一样。特别是小时候常去拜的宫门的圣庙，比较出名比较漂亮，印象里一直很大，可是去了以后发现，怎么变得这么小了？回到中国，就觉得宽敞，住的地方都很大。”

谈起现在的光明农场，余雪萍说：“我们现在都已经完全融入光明了，回国以后，在新的地方有了新的邻居，交了新的朋友，大家能够过得融洽。我们虽然有过困难，但街坊邻居都对我们很好，退休了，老同事见面都会打个招呼问候一声，就很开心。”

“余记”从最初的“不得不寻一条出路”而开店，到如今“不得不给熟客做熟悉的味道”而不能退休，近40年的勤劳厚道与苦心经营早已把这家小店变成了光明人舌尖上的美味与记忆里的美好。余雪萍最近每年都会出国旅游，她的足迹遍布欧亚美洲的多个国家，走亲访友，观光赏景，也算是苦尽甘来，安享幸福的晚年。如今，余雪萍家的下一代在共同经营着“余记”，这特别的越南味，还会在光明延续下去……

卜业梅从医院退休后，已是儿孙满堂。她对现状非常满足：“在光明我们一家都很顺利，两手空空而回，吃的住的用的国家都安排好，工作也安排好，这么多年，在深圳、在光明，我们太幸福了！”

龙盈泰已年逾八旬，依然身板硬朗、神采奕奕，7个儿子都在光明工作生活。龙盈泰至今回过越南5次，第一次是2001年，最近一次是2016年，均为拜山祭祖，若有时间，他也会在当年生活过的地方走走，见见老朋友。归侨们当年生活的老宅，绝大多数早已被当地政府下令铲平，农田和果园也换了主人。而龙盈泰曾经教书的学校还在，还有一些学生和朋友。

现在，无论是与其他农场的归国华侨相比，还是与越南的前同事们相比，龙盈泰的生活条件都惹人艳羡。从光明农场退休后，龙校长每月领取近万元退休金，据他说远超过越南处级干部的退休金标准，而他越南的前同事现在的退休金仅有六七百块。这种变化和差距，让人感慨良多。

而作为光明6次接侨工作亲历者的陈泰森回忆起这些年的经历，格外感慨与骄傲：“改革开放后的深圳发展太快，光明农场真的越来越好，当年我苦口婆心劝说留在光明农场的归侨现在都说幸亏当时听了泰哥的劝说，不然哪里会有现在这么幸福的日子啊！”说着他不禁开怀大笑，“现在光明的归侨的生活条件是最好的，全国最好的！”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走过40年历程，位于她西北边缘的光明农场也展示了相同的律动。归侨这个特殊群体，曾经是光明农场的外来移民。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深圳成了中国有名的“移民城市”，越南归侨与侨眷也从“新”的建设者变成了“老”的建设者，侨的特殊印记也越来越淡化，直至完全模糊。但在光明农场的历史长河里，他们是滚滚浪花中亮丽的一朵，值得铭记与书写。他们在感叹中国巨变时，历史也应该铭记他们，这片热土的建设者们！

作者：陈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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