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首届“感恩父母 让爱传承”有奖征文大赛薛鲁光作品
父爱中的淳朴家风
薛鲁光（上海）
父母的结合，才有子嗣的繁衍。所以子女对父母的感恩与追思，无以复加，是任何物质所不能替代的。在上海一幢法国式公寓楼里，父亲与我们度过了欢快的16年。在我孩提的记忆中，中等身材的父亲，一张生动的国字脸，他非常朴素，平时理一小平头，清茶淡饭，一身蓝中山装伴随始终。从来没见过他化过什么妆。他总是忙碌不已，我们兄妹五人，我排行老四，幼年懵懂，与和父亲交流并不多，今天想起来真后悔，为何不多请教他颇具传奇的一生。
家父是南下干部，保持着艰苦朴素的行事风格，八角亭放张八仙桌，举杯换盏亲情恣意。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一个兄弟、一对夫妇也参加了革命。上海刚解放，南下的父亲就先后担任了新市区、江湾区的区委书记。以后转到爱国运动委员会从事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他天生一副好脾气，和蔼可亲，无论对何人循循善诱，很少看到他发脾气。当时血吸虫病在郊区较为猖獗，1964年毛主席关于血防的指示和《送瘟神》的七律一发表，上海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就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他经常随防治人员下青浦、上嘉定组织灭钉螺。郊区十个县（除了崇明）他都下去过。现在，私人电话机已相当普及。可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居民要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因为私人家庭是不能装电话的。爸爸是市级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组织为我家安装了一台电话机。
记得那是1965年的一个星期天，两位工人师傅拿了一部电话机到我家，其中一个师傅问父亲：“首长，您的电话机装在何处？”一般来说，电话机总是装在自己书房或卧室里，这样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不料，父亲不假思索地说：“就装在走廊上吧。”父亲此举，显然是想方便大家使用。为此他还定了约法三章：办私事不准打，不是急事不准打，小孩子不准打。家里有部电话机，确实给左邻右舍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
一天晚上，我忽听到有急促的敲门声，父亲打开门，见是隔壁邻居王老师，她急匆匆诉说着缘故，原来是王老师的爱人突患高血压并发症，急需叫医院急救车。想借电话一用，父亲听后，忙让其拨打，安慰王老师不要焦急，并取出自己的降压药让他服下。当时正值文革动乱年代，父亲明明知道王老师爱人是资方代表，正在审查阶段，自己此举会有保护资方代表之嫌。一些人遇到这种情况，或许躲都来不及，而父亲却说：“见人有难，不救！那还是人吗？当年我们新四军打仗，捕获的俘虏还要救呢？”短短一句话，让我们子女深切体会父亲的坦荡。
有一回，哥的一个同学来家玩，母亲要留他吃饭，他说需要得到家长的允许，照理，打一个电话回去很方便的，哥想起“约法三章”，于是跑到公用电话亭去打了这个电话，事后，父亲知晓后很高兴，摸着哥哥的脑袋说：“电话事小，做人事大，这才像我薛迈的儿子。”
还有一次，一位邻居来我家玩，他看到走廊间有一台电话机很好奇，以为是玩具，便拿起听筒拨动了电话盘，听筒里立即传来了问话声，邻居这才知道这不是玩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赶紧跑过去，对着听筒说声：“对不起，打错了。”挂了机，为他解了围。事后爸爸知道，立即采取了补救措施：今后凡是私事用电话，统统登记在册，每月交电话费时一并向组织补交私用电话款。我不解地问父亲：“区区几角电话费，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父亲认真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可不是为自己谋福利。电话事小，做人事大。公是公，私是私，为人做事来不得丝毫马虎。”
1966年文革开始了，那年我十三岁，开始谙知世事。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淮海路两面，几乎是三天一换。那天，哥哥告诉爸爸，看见一张写爸爸的大字报。爸爸并不惊讶，坦然地说，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后来父亲响应号召，去五七干校劳动。一双胶鞋一副袖套加劳动服装。咋看就是一老农。他常跟我们说，他就是农民的后代，任何时候不能忘本。故乡，就像一缸正宗的绍兴老酒，香飘四溢，愈久愈醇。每当暑日夹着葱香，钻进浓浓的弄里，吃完晚饭，父亲就摇一蒲扇走访邻家。他就这样了解社情民意。记得有一次，我随父亲去了一趟他在九江路上的办公室。他和一位女同事谈笑风生，那位阿姨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要革你爸爸的命呦。我一头依偎在爸爸怀里，嗫嚅道，我爸爸是好人。没想到，竟博得那位阿姨连声赞誉。
是啊，在看过电影《英雄儿女》后，对照王芳，我更为自己有一个革命的父亲而自豪。父亲从来不打我们，总是用道理来教育我们，记得仅有一次，我和弟弟淘气，把大橱镜子给打碎了，（那时干部实行供给制，住房家具都是组织配给的。）父亲见了让我和弟弟伸出手掌，用戒尺教训了几下而已。随后按规定赔偿了事。我家子女多，母亲有病，父亲既当爹又当妈，照顾着一大家子的生活。虽然他的月收入不低，（他行政13级，副局级干部）但要抚养的子女多，往往需要精打细算。新买的衣服，总是老大穿了留给老三穿，老三穿了又给老四穿。
我两个叔叔来上海，小叔没房结婚，他毫不犹豫地让出一大间给了他兄弟。另一个小间则让给了大叔的儿子。文革期间，父亲单位有个干部住房有困难，他又是慷慨相助，说服大叔，又将亭子间让了出来。1971年，我应征入伍，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似地，我们父子俩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至今保留着）。部队有个首长的爱人患了妇科疾病，我就写了张条子给父亲，没想到，父亲忙里忙外，招呼上海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为其动了手术……
可老天没眼，好人薄命。1973年9月的一天，他坐公交车去市里开会。（按规定，他是可以坐公车的）路上，被一辆三轮出租车（上海人俗称“乌龟壳”）撞了。我当时还在部队服役，听到消息赶紧返沪。在瑞金医院的病榻上，看见父亲气管已被切开，全身插满管子。医院请了脑外科专家会诊，全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抢救了7天7夜后与世长辞。看到已不能说话的慈父，我不禁痛哭流涕。就这样，在人世只活了52年的父亲，却把人世间最宝贵的品质传给了我。不是以言语而是用行动告诫我如何生活，如何做人。为此，特以一首《蝶恋花·父爱》寄托慈父的思念“父爱萦怀年月绕。疏影寥寥，叠嶂存英浩。嘀哒键声传捷报，双枪神勇蒙山耀。玉骨冰清梅蕊俏。南下匆匆，换职降瘟闹。治水灭螺新换貌，憾遗托梦难眠觉。”
父母与哥姐。
家父与我。
【作者简介】薛鲁光，笔名啸岩，男，1954年7月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1971~1975年初中毕业应征入伍， 1975年~1993年任上海建工局统配站工会宣传干事。1993~2014年任上海曹行中学语文教师。2014年退休。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现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诗词学会会员、上海楹联学会会员、长诗《黄浦江，见证沧桑的岁月》载《诗意天空——历届上海市民诗歌大赛汇编》。获上海市民第二、三、五届诗歌大赛等第奖。还获天津和平区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诗歌大赛一等奖。2014、2015、2016分别获市民文化节“百名市民作家”、“百个市民故事家”和“百名写作高手”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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