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游说诸侯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发展历程
主要作品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中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其形式上虽然没有脱离语录体，但相比之于《论语》有了很大的发展。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很大。
《孟子》中有多篇语段选入语文教科书，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鱼我所欲也》《王顾左右而言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淫》等。
历史评价
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属孔子第四代弟子，是曾子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大成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其道，多数人称为"孔孟之道"。
《汉书·楚元王传赞》说:"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
林语堂《需说才志气欲》:"现代青年人，应该多度孟子，常读孟子;年年再读孟子一遍(万章、告子、尽心诸篇最好。)孟子一身都是英俊之气，与青年人之立志卒励工夫，是一种补剂。孟子专言养志与养气，志一则气动，气一则动志，是积极的。"
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如苏格拉底在西洋史，孟子在中国历史地位如柏拉图在西洋史。"
王蒙:孟子是一个敢说话的人，而且有些话说得比孔子要尖锐得多。他说话的对象是社会上层人物，即社会精英。社会精英应该对老百姓负什么责任，如何关注民生，老百姓应该有多少宅基地，是种桑、养猪、养鸡，还是养狗。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五十岁以上的人能穿到帛的衣服，七十岁的人能够经常吃到肉。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生七十古来稀"，普通老百姓活到七十岁还能够经常吃上肉，这就是孟子的理想。孟子认为，治国者不能把自己的私利放在前面。孟子是把社会精英个人的美德修养、百姓的生活、政治的成败都打通了。
越南学者张汉超在文章中说:"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
孟子经过青少年的饱学和钻研之后，开始在家乡聚徒讲学，逐渐成为当时地方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当时，士人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士人的学习目的是凭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参与政治活动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孟子在自己的学术思想形成之后，开始筹备“周游列国”，以游说诸候，推行他的“王道”学说和“仁政”主张。
一、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兴起和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从公元前７７０年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诸候争霸，礼崩乐坏统一的西周王朝已日趋没落，分裂为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诸候国。周天子虽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事实上各地诸候多下服从朝廷的号令。各诸候国的君主又常常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借维护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名义相互讨伐，攻城掠地，以扩大本国的地盘。到后来连“尊王”的旗号也不要了，公开撕杀。这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争霸战争，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到公元前四百余年左右。①战争打得愈来愈大，愈来愈频繁，以致历史上将此后直至公元前２１１年秦统一中国以前的二百余年，称为“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总体特征正如刘向所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君，兵革不休，诈 并起。”②长期的兼并、掠夺战争，一方面使人民辗转沟壑，颠沛流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各诸候国为求生存，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加速了我国封建制的形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巨大的社会变动必然引起思想家们的关注与思考，从而创造出在正常秩序下所无法创造的精神财富。正是在春秋战国这个社会转型、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中国的学术文化出现了繁华似锦，群星灿烂，空前繁荣的景况。思想家对既往历史进行了深刻地总结和反思，同时对未来的社会模式提出自己的理想与建构，他们各自抱着欲以一己之道易天下的强烈愿望，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
最早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的是孔子编修的《春秋》。孔子生活于春秋战国之交，他经历了痛苦时代的忧患，面对社会的紊乱，经济的凋敝，以及礼崩乐坏的情景，在晚年时期集中精力，以鲁国的历史年代为基础，用精练的笔法，编订了一部历史大纲《春秋》。书中强调周王室的正统地位，主张中国“大一统”。记述了东周以来两百多年间的政治、社会、军事、教育、经济，同时也包涵了对历史、人文、文化、哲学的反思。
然而，在这“古今一大变革之会”①“邦无定交，士无定主”②的剧烈动荡时代，孔子的《春秋》非但未能警醒世人，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反而战争愈演愈烈，社会的紊乱情形比春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国诸候重视现实利益，社会风气更加败坏。在这种条件下，激进的法家学说受到诸候国君的重视，纷纷采取变法，以力强国力。如商鞅在秦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李惺在魏国变法都受到国君的赏识和重用。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国力大增。秦、楚、魏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以致各大诸候国纷纷效法，进行改革，经济、政治、军事的力量迅速强大。出现了秦、楚、齐、韩、赵、魏等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当时的各个大国都是欲争当“霸主”以主宰中国。对内力图改革，以富国强兵，对外则进行残酷的掠夺、兼并战争以扩大疆土。致使人民颠沛流离，陷开水深火热之中。孟子称这种“以力服人”的强权政策为“霸道”。
“霸道”已成为战国时期的思想主流。除宋国国君偃等几个小国君之外，各大诸候国君无不主张“霸道”。而“霸道”的必然产物，就是兼并、掠夺战争。就在这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年代里，涌现出一批“策士”。他们四处奔波，游说诸候，为之出谋划策。总的说来有两种主张：一是“合纵”；一是“连横”。《韩非子》对此作出归纳：“纵者，合众弱（秦之外的六国）以攻一强（秦）也；而横者，事（投靠）一强（秦）以攻众弱也。”③后者以张仪为代表，前者以苏秦为代表。以苏秦为例。他在年轻时，曾“悬梁刺股”发愤读书。前３３４年以“合纵”主张游说赵、韩、魏、齐、楚等六国国君，取得成功。由赵国国君为“纵长”，苏秦一人佩六国相印。荣华富贵，显赫一时。苏秦曾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①短短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他所关心的并非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动荡，而追求的是个人名利。苏秦的这几句话画出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丑恶心灵。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面对这种残酷的你争我夺，面对弱肉强食的互相兼并，他没有象“纵横家”之流那样热衷个人名利，而是继承孔子的仁提出“王道”政治理想和实现“王道”的具体原则、措施的“仁政”学说。他自觉背负起时代使命，奔走呼号，游说诸候。以推行“王道”理想和“仁政”主张。他憎恨兼并战争，同情人民谴责并揭露战争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②指责这种战争是“率士地而食人肉”①，发动战争者“罪不容死”，对“善战者”应处“上刑”。他尖锐揭露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指责他们“ 有肥肉，厩有肥马”，致使“民有饥色，野有饿殍”。
虽然，孟子的主张被当时的诸候认为是“迂远而阔于情”而不于以采纳，但是孟子谴责兼并战争，渴望和平统一，以仁爱为怀，同情人民疾苦。他的这些思想反映出封建制度新兴时期，新的生产力重视人的作用和对人的解放，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宝贵智慧和思想财富。
二、思想理论创新时期
孟子约在４０岁时开始了游说诸候的旅程。历经齐、宋、薛、滕、梁等国，至６４岁时返回邹为止，共２５年。游说诸候是孟子学术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充实的时期，也是孟子学术思想上的鼎盛时期。
㈠孟子提出“性善论”“良贵说”从理论上完善了孔子首创的“仁”的学说；同时，根据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经济路线，提出“王道”理想和“仁政”主张，将孔子“仁”的学说延伸至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使“仁”学成为“仁”的学说体系。
在“仁”的学说体系之中，孟子提出光辉命题“民贵君轻”，大大丰富了古代民主思想；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肯定了社会分工的合理性；提出了“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肯定了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在道德方面，孟子提出了强调个人对社会负责的“尚公”的道德学说，并上升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尚公”精神境界，“养吾浩然之气”“舍生而取义”的人生精神境界和“万物皆备于我”最高的理想精神境界，为中国树立了重道德、重精神境界的优良传统。孟子在宇宙观、价值观、方法论上，提出了系统的“天人合一”观，以及“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大化流行”宇宙观，不仅对中国哲学，而且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总之，孟子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儒学说，使儒学成为精大精深的儒学体系。
游说诸候，是孟子一生事业上的辉煌时期。孟子游齐时，弟子彭更问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诸候，不以泰（奢）乎”①可见当时气派之盛。同时，据《孟子》记载：“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②。孟子曾任齐卿，以齐卿的身份，至滕国吊唁，清朝崔述认为：“孟子在齐为卿，乃客卿，与居官在职者不同”。③客卿的地位、俸禄与“大夫”相同，但没有封地，无政事之劳；可对国事发表议论，而国君可听亦可不听（相当于今日的“顾问”）。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孟子一生所担任的最显赫的职位了。孟子在结束游说诸候，辞别齐国时，曾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事实上确实这样，孟子任过“齐卿”，但只是无政事之劳，不管事的“各客”。这对孟子一生来说决非坏事，而是好事。有足够的精力用于“授徒讲学”，用于思想理论上的创新。
三、历史材料的动用和甄别
从明清以来对孟子游说诸候这段历史争论很多，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是先至齐还是先至梁？第二，至梁的具体时间是哪一年？第三，是一次至齐，还是两次至齐？这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而引起长期争论，其原因主要在于：一，《孟子》一书不是编年史，而是孟子的言行记录。他的言行不是按历史次序编排的。但是《孟子》书中记载的某些言行仍可以给我们研究孟子生平一个大致的轮廓。二，研究战国历史纪年的主要材料有二：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纪年；二是《竹书纪年》。这两种纪年各有其长，但是在某些重大历史纪年上不相一致，因此存在一个如何取舍甄别的问题。
㈠《史记·六国纪年表》
为了方便读者，在谈上述三个历史材料动用前，先简介魏国和梁国的关系。魏国原是晋国的一部分，公元前３７６年，“三家分晋”，晋国分成为韩、赵、魏三个国家。魏是当时的强国，都安邑（今山西安邑）。传至魏惠王，欲借中原的富庶和地利，以称霸于中国，于公元前３６５年（魏惠王六年）迁都至大梁（河南开封）。魏国改称为梁国，魏惠王亦称梁惠王。《史记·魏世家》所记载的是魏至梁的历史。
《史记·六国表》以及《史记》中的《魏世家》、《齐世家》、《燕世家》和《孟荀列传》等是我们今日研究孟子的重要史料。其特点是史实记载上详尽、可信，而在纪年上，却有不少失误。尤其是在与孟子游说诸候有关的问题──梁惠王在位时间有重大失误。
在以上问题上，《史记·六国年表》纪年有重大失误，可以从下列两个方面看出来。
首先，《孟子》书中记载的孟子在梁惠王和其子梁襄王的谈话不多，可见孟子在梁的时间不很久，而且见到过梁惠王和梁襄王。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孟子在梁国时，必定是梁惠王逝世之前和其子梁襄王初立之后。而《史记·六国年表》云：“孟子来（梁），王问利国，对曰：“君不可言利”，并纪年于周显王三十三年，魏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３３６年）。这一年，孟子仅３７岁。我们再看《孟子》书中的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①“叟”是古代对老年人的尊称。即使梁惠王尊敬孟子，也断不致于将３７岁的中年人尊称为“叟”。显然，《史记·六国年表》的纪年失误。其原因在于《史记·六国年表》错将惠王在位定为３５年，于前３３６年逝世。
其次，孟子在梁时，梁惠王对孟子说：“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①梁惠王为这三大战役的失败而感到耻辱，向孟子求为死难者复仇的计策。因此，孟子至梁，应是在这三大战役之后。且看《史记·六国年表》与《竹书纪年》对这三大战役的纪年：
“东败于齐，长子死焉”指马陵之战。魏伐韩国，韩求救于齐。齐遗大将田忌，以孙膑为军师，袭击魏国以救韩。魏惠王遣庞涓，太子申以御齐。魏齐战于马陵（今河南濮阳东２０里）魏军中齐孙膑之计，兵败。主将庞涓被杀，齐掳魏太子申。此次战役《六国年表》及《竹书纪年》均纪于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３４１年）。
“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史记·六国年表》记载详尽，从周显王七年（前３６２年）起，至周显王四十七年（前３２２年）止，在４０年中，魏与秦曾有过８次战争，魏８次失败。魏割河西上郡、汾阳、皮氏、曲沃、平大片土地与秦。最后一次是周显王四十七年（公元前３２２年），秦取魏曲沃、平。今本《竹书纪年》详尽，但最后一次战争起于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３２０年），这一年应为“西丧地于秦七百里”的下限。《竹书纪年》与《史记·六国年表》对下限的记载仅差二年。今从今本《竹书纪年》。
“南辱于楚”指襄陵（今河南睢阳县西）之战。《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六年（公元前３２３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史记·六国年表》亦纪于周显王四十七年（前３２３年）“败魏襄陵”今本《竹书纪年》：“周显王四十五年（前３２４年），楚败我襄陵。”两种纪年仅差二年。今从今本《竹书纪年》。
由上可见，《史记·六国年表》将孟子至梁纪于魏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３３６年）是重大的失误，虽然，此时距“东败于齐”的马陵战役已有５年，但是“西丧地于秦七百里”还是１６年之后才发生的事；“南辱于楚”的襄陵之役，还是１２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梁惠王在接见孟子时，决不可能谈及１０多年后才发生的战事。由此，可以肯定《史记·六国年表》在孟子适梁的纪年是错误的。至于失误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今本《竹书纪年》中得到合理的解答。
㈡今本《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晋太康二年，在河南汲县掘魏襄王墓出土的竹简。故又名《汲冢纪年》。这是一部魏国历史。因为它是战国时魏人所纪的本国历史，是记史者亲身经历过的。所以它的可信度很高。可惜原书在两宋时已佚失，仅部分保留在《水经注》、《史记·索隐》中。近人王国维将这些珍贵的史料收集在一起，并加以校定，写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巯证》。之后，钱穆又加以补正，写成《王氏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虽然今本《竹书纪年》并非古本《竹书纪年》的全貌，而且存在重大事件遗缺或记载不详等缺陷，但是，对今人研究战国史，特别是研究魏国史却是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
前文已论及《史记·六国年表》对孟子适梁的纪年失误。当我们将今本《竹书纪年》与《六国年表》对勘，不但可以充分肯定《六国年表》在孟子适梁的纪年失误，而且不难找到其所以失误的原因在于对梁惠王的在位年数及卒年，和子襄王立位的纪年有重大失误。
按《史记·六国年表》纪年：梁惠王在位３６年（前３３５年），这一年是梁惠王的卒年，亦子襄王元年。遵照今本《竹书纪年》：梁惠王３６年（公元前３３５年）不是梁惠王卒年，而是改元为“后元”元年。至后元十七年（前３１９年）梁惠王卒，子襄王立。所以梁惠王在位不是３６年，而是改元前后共在位５２年。梁惠王卒和子襄王立不是公元前３３５年，而是后元十七年（前３１９年）。
将今本《竹书纪年》与《六国年表》对勘之后，可见《六国年表》的重大失误在于：误将前３３５年，梁惠王改元为“后元”，当作梁惠王卒年和子襄王立位之年，因此抹杀了“后元”这１７年的历史，误将梁惠王在位缩短了１７年，梁惠王卒和子襄王立提前了１７年。正因为这个编年的失误，而导致《六国年表》将孟子适梁误纪于梁惠王三十六年（前３３５年）之失误。
㈢孟子适梁时间的推断
综观前述，我们对孟子适梁时间的定位，采取了两个步骤：首先，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主，并汲取《史记·六国年表》之长，将两者对勘，而得出一个较合理的历史年表。如将梁惠王卒，子襄王立，纪于梁后元十七年（公元前３１９年）；并将“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三个战役的下限纪于３２０年。然后，参照《孟子》一书所提供的条件：一，梁惠王接见孟子时以对老年人的尊称“叟”（老丈）称呼孟子。此年，孟子应在５０岁以上。二，梁惠王与孟子谈“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等战役。因此，孟子见惠王时，必在此三个战役之后。三，孟子在梁时间不长，而又见到梁惠王、襄王父子。因此，孟子在梁应在惠王末年，襄王初年。
于是我们将孟子适梁的时间，约定于梁后元十七年（前３１９年）。这一年孟子已５４岁，梁惠王尊称他为“叟”就合情合理了。这一年正是“西丧地于秦”等三个战役的下限：前３２０年之后一年，梁惠王与孟子谈这三个战役之事就合理了。这一年，梁惠王和襄王健在，孟子在不长时间内能见到这两人，就有了可能。
从整体上而言，我们将孟子适梁纪于梁后元十七年（前３１９年）这一推断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合乎事实的。
三、游说诸候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