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她悲惨死去，大家心满意足地走出了“剧场”

作  者：老虱，世界史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导  读：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思考底层人性

一

活到16岁，小兰就死了。她的死，跟我无关，跟亲戚无关，跟村民无关。得知她死去的那一刻，我没有丝毫难过和同情，甚至内心还掠过一丝快感：终于完整地欣赏完了一出活生生的悲剧。

在不到二十年的孤单悲惨的人生中，小兰有如一粒尘埃，孤零零地飘过、悄无声息地落地，不曾干扰过任何人。

小兰比我小几岁，出生在我老家一个闭塞穷山村里。

1977年，她出生不久，母亲失踪了。从小没有享受过任何母爱，独自跟着嗜赌成性的表舅过日子。家徒四壁的屋子里，连一床棉被都没有。说是表舅，其实已经隔了三代。但是，只要有家族祭祖，我们就会在一起凑钱，祭祀同一个祖宗。

让表舅整天沉溺其中的赌博，从不涉及巨款，只是打打牌而已。由于太喜欢打牌，人又缺心眼。只要他偶尔出去做了几天泥水工，口袋有了一点点钱，村里的男男女女就会争相拉他打牌。然后，几个人合谋设局，把他口袋的钱赢光了，才肯罢休。哪怕他年幼的、从小就没妈的女儿，因此要挨饿受冻，村里人也绝不罢休。

我对山里人“淳朴善良”的怀疑，就是从那个村子的村民开始的。“穷生奸计，富养良心”，这一说法不是毫无道理。

从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乞丐的存在，对于缓解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看到乞丐们，底层群体便相信，自己的境况不是最糟糕的。一定数量乞丐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社会底层的革命愿望。

这种解释虽然未必完全合理，却鲜活地折射出人性的微妙。自己过得不幸福的人，往往能从别人——尤其是身边的熟人——的更加不幸福中，获得缓解自身痛苦的些许快乐。生活境况不理想的人，很难主动同情别人。

曾经的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少年时期，我曾经有过非常残忍的行为和念头。

读小学的时候，我曾经用绳子把流浪的小狗腿拴着，扔到粪坑里，淹得差不多了，再捞起来。

小学六年级那一年，我掏到了一窝小麻雀，挑了一只刚刚在学飞的回家养。养了几个月，它跟我熟悉到我一放学就飞到我手上。渐渐地我玩腻了。有一天，家里请客，桌上的一杯客人喝剩下的白酒，让我突发奇想：何不给麻雀喂点白酒，看它怎么死去？不到三分钟，它口吐白沫，脑袋一歪，死了。

看日本电视连续剧《一个勤劳善良的女人》，聋哑的女主角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艰难度日。从头到尾，她的悲苦都不曾引发我的同情，却让我感到些许痛快。寒冬的一个早上，她出门买菜，儿子爬出了房间，暴露在漫天的飞雪和刺骨的寒冷中，我内心最期盼的不是她母亲及时回来，而是他被冻死。

当年，我的这些残忍，是否与贫穷和自卑有关呢？

小时候，在我长大的那个国企单位的大院里，我家算是最穷的。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七个人。大多数子女少的双职工家庭的孩子，经常有零花钱买吃的，我只能偷偷地咽口水。

别人家早就有黑白或彩色电视机了，就我家没有。周末没地方看电视，就到邻居家里看。人家高兴了，对我客气；不高兴了，就给我脸色看。想看电视的强烈欲望，让我脸皮变厚了。有时候，看电视的中途，人家拿出苹果，给自家的小孩吃。我坐在一边悄悄咽着口水，就是不肯离开。偶尔，他家的小孩会把苹果递给我，让我咬上一口。

直到我读高一那一年春节前几天，我家才买了第一台二手的黑白电视机。买的原因非常特殊。放了寒假后，我从县城回乡镇的家。有一天，白天去邻居家里看电视，趁着广告几分钟间隙，回家喝口水的时间，邻居把门砰一声关上。

家里人这才担心，除夕那天晚上，我该去哪里看春晚？于是，咬咬牙，向亲戚买了一台二手黑白电视。

那时候的我，无论是在电视、电影中，还是在现实中，看到比自己穷和苦的人，心理上总得获得一丝安慰。

二

第一次见到小兰，是在1984年冬至那一天的傍晚。那一天，我们家族很多成员举家去老家祠堂和墓地祭祖。她那一年估计8岁。当时，我读小学五年级，而她只读过半年书。

读书的时间是小兰七岁那一年。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跟着小伙伴们，去上了一个学期的学，就因实在交不起学杂费，不得不辍学。白天，村里其他小朋友都去行政村所在地读书去了，她就一个人在小村子里玩。没有电视可以打发时光，比忍饥挨饿更难熬的是，一个人忍受着无边的孤寂。

初次见面，从来没有出过村子、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她，突然认识了好几个外面来的年龄差不多的哥哥、姐姐、妹妹、弟弟，加上晚上还有祭祖的大餐吃，孤独和饿惯了肚子的她，蹦蹦跳跳，非常开心。

从未体验过温情的她非常胆小害羞，自始至终没敢跟我们说一句话。我内心充满着“镇上来的人”的优越感和尊贵感，不肯主动搭理她。但是，我们的到来，让她非常开心。我们去哪里，她就一个人静静地跟着我们去哪里，远远看着，就是不敢靠近，嘴里啃着祭祖后收回的卤鸡爪。

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她还舍不得睡觉。其实，小姑娘是舍不得这种突然降临的难得的幸福感，因为睡着而一下中断。

仅仅幸福和热闹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要走了。这意味着她的生活又要恢复到往日那种“有上顿、没下顿”的穷困和寂寞中。

那一天，天气刺骨的冷。村子的屋顶全被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白霜。家族亲戚一起吃完前天晚上的剩菜剩饭做的早餐，就要离开村子了。起身告辞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她。

快走出村子时，我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祖屋，意外发现小姑娘独自坐在家门口的凳子上，手里抱着一个不知是人家不要后送给她的，还是哪里捡来的布娃娃。布娃娃手臂早已断了，脏得发油。她望着我们渐渐远去，满眼的不舍和惆怅，但又流不出泪......

我对她没有丝毫同情。自己家里穷得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我活到多么自卑啊。看到她比我可怜多了，才让我有了些许幸福感。

十二岁的时候，小兰第一次离开村子，到镇上给人家当保姆带孩子，表舅继续留在村子里赌博兼干农活。

毕竟到爱美的年纪了。拿到第一个月的保姆工钱后，这位从没穿过新衣服、本来应该由妈妈带着去做衣服的小姑娘，自己一个人跑到供销社去扯了块的确良花布，拿到裁缝店悄悄给自己做了一件新衣服。

穿上新衣服的那一天，东家、村民、亲戚们不停地奚落嘲笑她“到了镇上不学好，却学会了花里花俏”，“小小年纪还挺会打扮的啊”，“送回村里去，别在镇上学坏了”......我也毫不客气地加入了嘲笑的行列。那时候的我，穷得仅有两条裤子，屁股部位用缝纫机踩了一圈又一圈。两双鞋子的脚拇指位置都有一个被脚趾戳穿的破洞。

尽管她从小就没享受过一点一滴的母爱，但也从未被如此多的亲戚围着奚落。那个阵势把她吓坏了。那件新衣裳从此没见她再穿过。

两三个月之后，东家不需要保姆了，表舅又把她领回了村子里。

接下来，老家传来的消息是，表舅赌博越来越凶，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小姑娘经常是靠村里远亲给的剩饭填饱肚子。

一年之后，又一个寒冬，我们准备再次去山村祭祖之前半个月，老家再次传来消息：她疯了，经常半夜大哭。大家认为，是看到父亲赌博，心里有气，又办法阻止。加上家里没有棉被，饭也吃不抱，气疯、饿疯、冻疯的。那一年，她十三岁。

那一次是我们时隔几年之后第二次来到村子。然而，却再也不见小姑娘几年前开开心心、蹦蹦跳跳的身影了。她被关在木屋里。我和几个亲戚过去看她的时候，打开门，只见家徒四壁的屋子里放着一张饭桌，她站在旁边，痴痴地笑着。

饭桌上只有一块碗，碗里盛着一点冷饭，没有一样菜。最惹眼的是她身上的那件一年多以前自己偷偷买布到裁缝店做的新衣裳。已经冬天了，那件的确良新衣裳成了她的外套，套在一件毛衣外面。显然，小姑娘长高了一点，衣裳变短了。

我内心仍然没有半点同情，旁边的几个亲戚和村民，对她指指点点，也毫不动容。这一对父女存在的价值，仅仅是通过他们的不幸，让周围的村民和亲戚觉得，他们自己的境况不是最糟糕的，从而得到些许可怜巴巴的优越感。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小兰，也是在冬至那一天。那是她十五岁那一年，另一个山村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光棍表示愿意娶她，交换条件是每个月给表舅二十元作为养老费。为了给亲戚方便，结婚的日子特地选择在冬至。

我们再次回到了老家那个小山村。亲戚们忙忙碌碌地准备祭祖兼办她的“喜宴”。宴会之前，村民们帮她把套在身上的已经黑油油的“新衣裳”换上红色的棉袄。

酒席期间，她独自站在一边痴笑，使劲搓揉着自己的衣脚，似乎预感到有啥大事要发生在自己身上。

“晚宴”后，光棍把小兰领走的那一刻，表舅和亲戚们有说有笑的把他们送到村子外，一路都有村民站在门口指指点点地议论什么，嘴里说同情，脸上却洋溢着掩饰不住的优越感。

回到家，走进屋子，看到女儿留下的衣物的那一刻，表舅突然嚎啕大哭：女儿这次一走，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此后，亲戚中没有人特意问过她的近况，仿佛像扔出去了一件废品。直到两年之后某一天，传来消息说，她肚子长肉瘤，没钱医治，活活痛死。那一年她估计十六岁。她死后连块坟都没有，铺盖一卷，挖个坑就埋了。

听到消息，我还是没有丝毫难过。亲戚和村民们相互转告消息的时候， 没有半分同情，大家的脸上全都透着浓浓的满足感：悲剧终于结束，总算看到她悲惨到极致。

其实，从她出生那一刻起，大家就坐在“剧院”里观看这出悲剧。既舍不得中途退场，又担心剧目太长，坐久了屁股会疼。16岁这一长度，活活痛死这一结局，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终于可以走出“剧场”了。

三

几年前，自从博士毕业，到高校任教，生活慢慢稳定了，日子滋润了，我的人性开始变得越来越丰满，同情心越来越强。

尽管性格仍然嫉恶如仇，淹死小狗的事情是再也做不出来了。有时候，走路看到蚯蚓在水泥路上伸缩前行，我总担心它被晒死或踩死。于是，会找根树枝，把它挑起来，扔到草丛中。

看到后妈虐待小孩的新闻，我会忍不住在跟帖中骂脏话，爆粗口。

人到中年，记忆越来越满，越来越沉。总有一些往事，如碎片一般，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击中自己。

二十多年之后，导致小兰突然闯入我记忆的是一位大三女生。

这位女生来自大山深处的农村家庭。她也是从小没妈，寄养在别人家里。大学那几年，为了能拿到奖学金，她上课看起来非常认真，但是我看几次发言就知道，她资质非常一般。所谓的“读书”，仅止于看教材，目的在于拼分数。对于课外阅读和严肃思考，她几乎毫无兴趣。

当时，她的身世确实博取了我的同情。当她第一次跟我说自己从小就没妈的时候，已经从记忆中消失二十多年，早已化作泥土的小兰，突然闯入我的脑海。

那段时间，我不时会想起，那年冬至第二天，在下霜结冰的寒冷的早晨，那个7岁的小姑娘，早早起床，坐在门口，满脸不舍地目送我们离去时，那孤单无助身影；想起活到十二岁从没穿过新衣服的小姑娘，穿上用自己第一次赚的钱做的新衣裳时，被骂、被奚落、被嘲笑的情形……总是让我满心内疚和自责。

在他们班上，这位女生属于最早加我qq的学生。我的每一条动态，她都要点赞或评论。任何节假日，都会发问候祝福。

12月中旬，期末考试结束，我在班上问了声“谁想担任我阅卷的计分员？” 这份工作，在意分数的学生当中，想做的人多得是。她主动给我打电话，表示很想参与。想到她的身世，我把机会给了她和另外两个学生。

改卷子那一天，在计分过程中，她主动拿起笔和自己的试卷，补答了一些答案。占40%的平时成绩，我违心给了她很高的印象分。按照真实学业水平，她不可能拿到那个分数。出于对小兰的愧疚，我潜意识里同情这位女生的身世。

阅卷结束，我特地请他们几个在饭馆吃了饭。那顿饭，我至今还记得，吃的是鸭肉炖黄笋。

分数输入系统之后，我仍然喜欢每天发动态，她仍然每天点赞，一条都不落下。然而，三天之后，学院突然通知，因为培养方案调整，我大三下学期的那门选修课不开了。这意味着，他们班从此不再有我的课。

从第二天起，她从我的qq空间彻底消失，再也不见点赞和评论。但是，在别人的qq动态下，她非常活跃。作为空间黄钻会员，我所拥有的“特权”，让我知道，她已经屏蔽了我。几天之后的元旦，没收到她的祝福，春节也没收到......

她的“绝尘而去”，不曾让我感到哪怕些许的遗憾，因为彼此毫无精神交集。我只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也走得太干净利落了吧？为什么就不能留点余地，一步一步悄然“隐退”？

有时，我会想，假如小兰心智正常并活到现在，受底层经历的影响，她会是什么样的人？

表舅已经八十多岁了，靠低保过日子。他一辈子风侵雨蚀，穷困潦倒，吸的是劣质土烟，吃的是咸菜冷饭，住的是村礼堂的角落。这丝毫不影响身体健康，一辈子没生过病，没住过院，至今仍然身体硬朗。他的存在似乎是对所有养生之道的挑战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