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那人那学堂（祝慧娟）

山区孩子在简易的教室里学习。李诗彪 摄于2008年

前几天，我读了沈从文的散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讲述了他上私塾和小学时逃学的种种乐事，这让我想起了初上学堂时的点点滴滴。

我是1981年秋季开始上小学，那时候我们聂桥大队有三个生产小队的孩子是在一个地方读低年级的。这个学校严格来说称不上是个学校，它只是村里的一个小仓库，里面摆了几张桌子和凳子。这些课桌可能也是那个学校独有的，反正我没有在其他任何学校见过同一类型的。它们的形状和乡下杀猪的桌子相同，只是桌脚更高，桌面更长。无论那些顽皮到可以上房揭瓦的孩子们在教室里面怎么打闹，课桌在经历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之后依然完好无损。

教室里课桌摆成三列，每列四排；其中两列并拢放在左边，和墙之间隔着一条过道，这是一年级的学生坐的；另一列靠墙放在右边，是二年级的学生坐的。教室的后面还有一大片的空地。孩子们三人一桌，对于当时大多数瘦削的孩子来说显得很空旷。凳子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的，有的高，有的矮，有的方，有的长。

教室的墙，从地面到一米高左右是用小块破碎的青砖砌成的，上面是泥砖。整个教室只有一个门，前后两面墙各有两个小小的窗户，不管春夏秋冬都敞开着，那时连一块塑料布都难找到，更别说装玻璃了。屋顶是老式的陶瓦盖的，漏雨是常事，雨滴在身上，大家就只好移一下凳子或者转一下身子，但是脚下的泥土地就成了烂泥田了。如果在夏季，有些光着的小脚丫可能干脆在桌下玩起了泥巴。

我们唯一的老师是本大队二队朱家的一位代课教师，他家离我们上课的地方有六七里地。朱老师每天早出晚归，平常骑脚踏车来去，遇上雨雪天气就步行。印象中，朱老师总是穿着一身军绿色的或银灰色的中山装，上衣口袋插着一支钢笔。那好像是当时文化人的标配，当然了，那时只要上过几年小学，也能自称是读过书的人。我们两个年级只有朱老师，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课。上午上三节语文课，下午上两节数学课。老师给一年级学生讲课的时候，二年级的学生自己做作业；老师给二年级学生讲课的时候，一年级的学生自己做作业。老师和学生配合得很默契，似乎从来不会相互干扰。学生们上课有点小动作，开点小差，作业做错了，书背不出来，朱老师从来不生气，不打骂，只是偶尔扬起手做要“啄栗子”状，但手很少会落在头上，大家上课的时候一直处于一种放松和愉悦的状态。

我现在也是一名有着20多年教龄的高中老师，有时工作压力大，我就想着那个时候的朱老师，一天到晚都没有歇息，就像一台不需要加油的机器，相比之下，我算什么累，算什么苦。算起来，朱老师也培养了十多名大学生，让上百名孩子摆脱了文盲的命运。没有朱老师，也没有我的今天。

那时候，我们的书包里通常就装着语文、数学两本课本，一本写字本和一本数学练习本，还有一支铅笔和一把削笔刀。有些铅笔写得只剩下很短的一段铅笔头，手没法抓住，就在路边切下一节小竹子，再把铅笔一端的木头削掉一小圈，插到竹子里，这样手就可以握着竹子写了，铅笔的使用期又可以延长两三天。等到实在没法用的时候，妈妈们会委托朱老师在上下班的路上帮忙捎一两支铅笔。

那时候要是能有一个军绿色的军用书包是值得炫耀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用家里制衣服多出的布，两头对折，请裁缝把两边缝上，再加上一根带子，就成了个书包。没有盖子，更没有拉链。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大家都爱蹦蹦跳跳，结果，铅笔和小刀一不小心就从书包口蹦掉了。更多的时候，是铅笔头把书包戳出一个窟窿，铅笔从洞里漏掉了。

学校上下课没有铃声，时间全凭老师自己掌握。下课后，我们这群孩子就成了脱缰的野马。田间地头、溪旁都是我们的乐园。有时我们围着秧田里一群群的小蝌蚪叽叽喳喳，有时在小溪里摸鱼抓虾，有时盯着一队队忙着搬家的蚂蚁出神，有时还因追逐一只鲜艳的小鸟而忘记了上课那回事。当然，更多时候，我们活跃在教室门前的空地上和教室后面一个空间。女孩子们的游戏花样很多：踢毽子，跳皮筋，跳绳，跳房子等。男孩子们的虽然花样没有女孩子们多，但也不会闲着，爬树、掏鸟蛋、打镖（用两张纸交叉叠成正方形，通过使劲往地上摔去掀翻对方的），还有“打仗”的游戏。那时上学从不带水喝，渴了就在河沟里用手捧一捧水喝，或者用那种宽宽的茅草叶插进路边的石缝里，把里面的泉水引出来喝。

那个学校在八十年代末并入聂桥中心小学，学校的校舍也已经多次翻新。现在的小学早已配备了电脑、空调等设备，还有塑胶跑道，体育器材也是多种多样。这些东西我们当年是做梦都不曾梦到过的，我想，现在的学生做梦也想象不出我们那时的上学情景吧。国家富强了，条件改善了，教育工作更不能放松。我想我会好好工作，不为名，不为利，就为我的学生好学上进，成为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作者：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第一中学 祝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