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玉振：资本的边界——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
来源：北大国发院（ID：nsd-pku）；作者：宫玉振
题记：2021年9月19日，北大国发院暨南南学院承泽园新院区落成启用庆典举办，北大国发院校友会、国发院传播中心与BiMBA商学院联合邀约国发院BiMBA商学院教授团队及校友，以“深度数字化时代的管理变革”为题举办庆典分论坛。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副院长宫玉振的演讲整理。
宫玉振教授
国家治理模式的形成，往往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历时性的分析因此成为理解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是三大不同因素叠加的结果，这三大因素分别是古代中国大一统格局下的制度演进，现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建构，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以及相关制度安排。认识三大因素的叠加效应，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结构，是企业家理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关键。
古代中国：大一统格局下的制度演进
一个国家的治理模式，往往是基于国家所面对的核心挑战而形成的。核心挑战不同，决定了国家治理中不同目标的相对优先性的不同。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华裔史学家王国斌先生在比较中西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曾说：“欧洲从未丧失其多国体系，而中国则未能真正经历过永久的分裂。”如果说欧洲国家的国家治理是围绕着国家间的冲突而展开的，那么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则是围绕着王朝的兴衰而展开的。
在古代中国以整体性为特征的背景下，中国文明很早便表现出大一统的基本走向。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外部的冲突，欧洲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国内的战争，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在一个以分裂与冲突为特征的秩序中，欧洲国家在国家治理上所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冲突与竞争中的生存问题；在一个以整体性为特征的格局中，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主要是围绕着内部秩序的崩溃与重建而展开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古代中国形成了以天下体系为背景、以王朝国家为主体、以王朝兴衰为主题、以关注内部的稳定与整合为重心的国家治理体系。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最容易挑战大一统格局的都有三种力量：贵族、商人和军队。
在古代中国，为了维护大一统的格局，这三种力量便成为中央政权的主要控制对象。
从秦朝开始，古代中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强化中央集权、维护一统格局的制度安排。具体来说，政治上是打击贵族，贵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阶层在秦汉以后已经基本不复存在，取代贵族地位的是绝对听命于王权的官僚；经济上是重农抑商，通过税收和行政的手段对商人进行抑制，使商人集团无法形成挑战中央权力的社会力量；军事上是重文轻武，并通过文官对军队事务的深度介入，使军队变成维护大一统格局的重要机器。
这种以大一统为特征的国家治理模式，适应了当时相对封闭的世界格局，为农耕文明维持基本的和平与秩序提供了保障，使得历代王朝可以在生产力和发展水平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集中起巨大的社会剩余，从而在农耕时代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文明成果。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符合中华文明两千年来生存与发展的深层逻辑的体系。从秦汉到明清，古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套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直到今天，大一统的理念依然对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但从另一面来说，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也必然存在历史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以王朝国家为主体的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看成是一个垄断体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取得天下权力的王朝家族作为垄断者，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垄断带来的福利，维持着垄断的局面，并警惕地监视着各种可能挑战垄断、引起变动的力量。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秩序中，这种治理模式是有效的。但是，一旦卷入以竞争与冲突为特征的格局中，这种治理模式的弱点就暴露无遗。
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建构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通过暴力的手段，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将中国纳入了以西方为主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之中。中国所面临的是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传统的天下体系与王朝国家面临的是西方民族国家体系与殖民扩张体系的双重冲击，面临的是全面解体、沦为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威胁。
在新变局、新力量的冲击下，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暴露出了其无力应对的局限。以王朝认同为特征的古代中国必须转型为以民族认同为特征的现代国家，否则国家的治理就无从谈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都可以被看作是这一持续努力的组成部分。
但是，这些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最终却都以失败而告终。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中通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来救亡图存，因而成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俄国革命的胜利，让苦苦寻求救国之路的孙中山找到了一种新的构建民族国家的模式，就是以列宁式的政党作为建国的核心。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以说是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
具体来说，就是首先由政治精英组建强有力的现代政党，然后再以政党作为国家的骨架和基础，从而完成建国的任务。党由此成了孙中山建设中国现代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也由此成为孙中山国家治理思想体系的核心。
这种先建党、后建国的模式一提出，便为仁人志士所认同，并塑造与决定了此后中国现代国家发展以及国家治理的基本面貌。如何以党建国、由哪一个政党来建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国家发展与治理基本方向的关键。
在当时中国的诸多政党中，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列宁式的政党，都以政治动员作为建党和建国的基本手段，但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的是，共产党接受列宁的理念更为彻底，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更为深刻，党的凝聚力、组织力以及对社会的动员力量也更为强大。国民党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建国道路，依靠的主要是地主和资本家，缺乏有效的工具来动员与组织占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的普通民众，普遍民众事实上被排斥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之外。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通过组织与宣传的方式，把重心放在了民众身上，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从而将国家的构建过程变成了一场伟大的群众深度参与的政治建设。
正因为如此，在探索如何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过程中，共产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美国学者弗兰兹·舒曼曾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性斗争登上权力地位，创造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在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着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知识水平，打下了增长的基础。共产党中国犹如一栋由不同的砖石砌成的大楼，她被糅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她糅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都是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基本线索。毫无疑问，这也就决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这样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共产党因此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管是组织上、意识形态上还是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上，都是如此。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及相关的制度安排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迅速恢复经济发展，而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完全依靠政治动员。换言之，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力量。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艰难探索，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步步引入、培育和确立市场经济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国家治理尤其是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的过程。
时至今日，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及相关的制度安排，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在国家治理中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出现中国式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及相关制度安排纳入到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理念上的开放与进取。
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格局下的制度演进，现代中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建构，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及相关的制度安排，三者在历时性上是环环递进的关系，反映了历代国人根据环境与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且极富创造力的不懈探索与追求。在共时性上，则是三环叠加的关系，也因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
在以上的模式中，大一统格局对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产生的是深层次的影响。古代中国历朝的合法政府都天然地将大一统格局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出发点，时至今日，在当今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依然具有神圣而不可挑战的地位。
中间一环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和有力保证，这是当前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最外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及相关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与世界有了连接与交流的基础，为中国融入世界，世界走进中国提供了重要保障。
资本的边界：市场与国家的双重视角
对于企业来说，这一治理模式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一模式中，最外一环的市场空间足够大，所以我们就会有了华为、阿里、腾讯、美团等等这样的大型企业。用周其仁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水大鱼大。
但是同样在这一模式中，资本也好，其他社会力量也好，注定是要有边界的。其扩张不可能是无序的、无限的。无序、无限的扩张必然会触发国家权力的反弹。尊重市场、鼓励竞争，毫无疑问是这一模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防治资本无序和无限扩张，同样也必然成为这一治理模式的应有之义。从定位上来说，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只有汇入助力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大潮中，才能体现出其真正的价值。
因此，在这一模式之中，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就不能仅仅懂得经济的逻辑，还要懂得政治的逻辑。在市场与国家之间，企业家就不能仅仅有市场的视角，还要有国家的视角。对国家治理模式深层逻辑的理解，因此也就成为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的必修课。
作者：宫玉振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宫玉振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大国国家发展战略、不确定环境下的领导力与竞争战略、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中国文化中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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