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院65周年，在此特别转发校友袁加撰写的《张仃思想与“清华美术学群”》一文。张仃先生是著名革命文艺家，我国杰出的美术教育家、艺术家，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他的“大美术”思想奠定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办学方向和教育思想，他的艺术创作体系和风格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体系和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温他的艺术思想和人格魅力，有助于回溯学院的精神品格之起源，传承学院的文脉传统！谨以此文，向学院的创建者和开拓者致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张仃先生，追思并研讨张仃先生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回想多年前，在张仃先生追思会上，理昭先生的一席话依然字字清晰，她说：“我其实并不愿意他就这样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因为他总是与时俱进，总是跟上时代，不喜欢迂腐，不喜欢僵化。在自然规律之下，没有人能抢救张仃的生命。如果大家认为在张仃身上确实存在着某种精神和价值的话，那这种精神和价值才是应该被抢救的。”理昭先生的话语重心长。我曾经把它刊印在《山鸣谷应——张仃同道艺术作品展》画册的首页。这是我在国家大剧院策划的纪念张仃先生逝世一周年的艺术展。一晃几年过去了，他老人家留下的精神和思想传统，依旧在激励着我们进步。可以这么说，今天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精神品格，是张仃先生及一大批同道塑造的。这一精神传统，就是要以艺术来改造社会，鼓励自由思想，激发创造性的个性人格，坚守文明传统的精神底线。正是这一学院传统，使上世纪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为中国现代艺术的摇篮。在昔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彰显个性，自由思想，开放性教育在全国的艺术教学中独树一帜，独领风骚。它集合了一大批不立门派，自由创作但不盲目追风，思想前卫又至真至纯的艺术家们，成为一片令人向往，创作相对自由的沃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首都机场壁画群的落成，学院师生的艺术追求，一直在张仃及一批老先生们的庇护下，倡导用艺术审美来引导社会文明进步；用自由绘画来激发人类的理想；用非主题化的自然风景警醒世人要敬畏永恒的真理；用现代设计理念来激发大众热爱生活并引人向善。
以张仃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坚守真理、不随风逐流的风骨，已镌刻在学院传统的精神文脉中。我在2014年提出“清华美术学群”的概念，即是向张仃等每一位引领过中央工艺美院艺术精神的先生们的致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是张仃等老一辈学人对学院教育完整人格的真正期望。 张仃先生是个理想主义艺术家，青年时代就开始追求自由。他在底层生活中认知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从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到改天换地的历史变革之中。新中国以后，他以国家艺术形象首席设计师的昂扬自信，参与了开国大典、国徽和开国纪念邮票等一系列重要设计工作，从而实现了他用艺术来改造社会的理想。张仃先生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高度，至今仍是我们仰慕的经典范例。让我们回首领略一下张仃先生为天安门所做的新设计，他笔下追求的庄重、典雅和恢弘之大国气派，赋予传统建筑一个新时代的思想与审美意志。张仃先生一生充盈着创造性和浪漫情怀，但面对民族传统艺术虚无论时，他却毅然站出来予以守护。2009年春，我曾有机会对张仃先生进行了一次采访。在张仃先生隐居的门头沟大山之中，先生的生活从容而悠然，仙风道骨中透着令人仰慕的睿智。我请教先生如何看待当下流行的中国画危机论，先生清晰而明确地回应道：“只有中国画家的危机，中国画没有危机！”剖析乱象，先生一语点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中，张仃先生却力主向传统艺术学习。他身体力行，从六十年代自由奔放的新彩墨到七十年代机场壁画，到转身以传统焦墨画法来表现世界，出人意料。后来他疾呼要守住中国传统艺术底线的想法，也曾引起过巨大争议。社会上曾引起广泛议论的“张、吴笔墨之争”，就是一例。在这一论战中，张仃先生主张坚守文明传递的基因要素，而吴冠中先生则强调文明的发展、变革。两位老友赤心捍卫自己的学术观点，并不碍于人情世故而含糊其辞。这场针锋相对的论辩为当时的学界展现了一场久违的精彩的学术争鸣，开启了良好的文艺批评的氛围。有一点无需质疑的是，张仃先生所谓的坚守底线，与文化保守主义、民族极端主义、政治机会主义无关。他真切希望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求超越自身的能量，从而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艺术之路。张仃先生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尽管他在艺术界德高望重，但他最看重的依然是要在自己的绘画中开辟一方天地。张仃先生历经生活的磨难和革命战争的洗礼，他忠实执行组织的工作安排，为社会贡献了巨大的精力和才华，但在他内心之中一直渴望做一个单纯而自由的艺术家。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曾萌动离开体制去做一个自由艺术家的想法上得到印证；另外亦可在1983年他从中央工艺美院院长位子上退下后，回家高兴地在地上打了个滚儿可见一斑。张仃先生为社会服务的选择，对他个人的艺术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但对于他大批的学生、艺术追随者和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件幸事。尽管太多的社会工作牵扯着张仃先生的精力，但在艺术上，张仃先生在几次关键的变革节点上，都做出了超越常人的历史判断。首先，青年张仃即以笔墨为武器，淋漓刺向封建思想、专制权贵和日本侵略者，成为中国艺术社会化浪潮的先声，此为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水墨画革新，他与李可染、罗铭先生用写生手法来焕发水墨艺术的现代性思考，他们对中国画创作方式的革新，以及就此引发的关于传统水墨画前途的讨论，推动了水墨艺术的现代化变革，此为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仃先生绘出了一大批风格独特、夺人眼目的新彩墨作品，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绘画作品集合了传统、民间及西方现代立体派艺术的风格和特征，在水墨画领域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突破，此为三；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张仃先生从表现力较受局限的焦墨入手，力图将复杂宏大的社会风景纳入传统中国画的序列中去，这一创作思路，在客观上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艺术创作的新视角，对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力是一大贡献，此为四。张仃先生这四个历史性的贡献，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从中永久获益。张仃作品三幅—谛听、公鸡和小鸡、猫 20世纪60年代 纸本 彩墨 45×33.55cm×3幅张仃作品—西湖岳庙 1954年 纸本 彩墨 44×34cm张仃作品—藏寨 1988年 纸本 水墨 137×68cm张仃先生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超出了一位个体艺术家的生活状态而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艺术家。张仃先生广受艺术界的爱戴，还因为他是一位思想开明的文化领导者。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刚刚打开。1985年美国现代艺术大师劳申伯格在京办展，中央工艺美院竟请他在学院大礼堂演讲，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颇为大胆的一个做法。劳申伯格演讲后，作为主持人的张仃先生略感兴奋，他脱口而出“谢谢劳申伯格同志”。劳申伯格听了翻译的解释后，机敏地对着麦克风喊道：“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是同志！”这成为美术界的一段佳话。张仃先生的真性情，那么鲜活而有力，这也许是他的学生们都喜欢他、尊敬他的缘由。记得在1986年庆祝中央工艺美院建院三十周年的大会上，当主持人念到出席大会已退休三年的老院长张仃的名字时，全场的掌声一直持续了许久许久，张仃先生不得不多次站起来向大家致意并请大家继续下面的议程。那一刻，须发尽白完美如雕塑般的形象，定格在每一位在场的师生的心中!今天，张仃先生也并没有走远，他依旧默默地注视着、关心着、启发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后继者们。
撰文及资料提供 | 袁加（1983级校友）
院庆65周年标志设计 | 视觉传达设计系陈楠教授团队
图文编辑 | 罗雪辉 冯佳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