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先生家世、早教及其他（下）
陆费逵先生在《我的青年时代》中写道：“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此处需要进一步追问：陆费逵先生为什么一生不入学堂？是他个人的意愿，还是母亲的主张？在早期的家庭教育中，父亲充任什么角色？母亲的教育有什么特点？
先说不入学堂。需要说明的是，陆费逵先生不是不入学堂，而是曾经入过两次，但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在陆费逵先生五岁那年，母亲开始教他识字，后来因为母亲生病，父亲把他送到汉中府署花园内汉台上，那是当年汉高祖拜韩信为将的地方。陆费逵先生在《我之童年时代》中回忆道：“塾师甚严，我甚畏之。有时我淘气，师辄拧我耳。我恨极，非上课时，绝不登汉台。我母病愈，我仍由母教，不复入塾。”陆先生一生文字清雅，尊重师长，此处罕见出现一个“恨”字，可见对一个幼童而言，“拧耳朵”之事刻骨铭心，一生难忘。第二次是在陆费逵先生九岁那年，同样是因为母亲的病情，父亲让他师从邻居刘先生学习《纲鉴》。后来陆先生在《我之童年时代》中写道：“我幼时，悉受母教。惟九岁一年，因母病初愈，出就外傅。业师刘姓，以能文名。初入学时，我极痛苦，后渐习之。年终求吾母曰：‘明年仍在家守母教，不愿入塾。’母允之，自是遂悦学。”至于“师教一年半，付十二元学费”，大概发生于刘先生教授他《纲鉴》时。
陆费逵先生在文章中共提到过三位老师，除去上面两位，还有一位朱虹父先生。陆费逵先生在《我青年时代的自修》中写道：“我从小未有作文造句。先母主张多读、多看，不要勉强作文。后来随便写作，朱虹父先生（谢健之业师，四川名士）看见说道：‘你很有思想，文笔也不错，不过不甚简练，你如高兴正式作论文，我可以给你改。’一共改了五篇。”
再说父亲的教育。陆费逵先生说“父教一年”，是哪一年呢？我推断应该是他十二岁那年。在《我青年时代的自修》一文中，陆费逵先生写道：“先父长于文学、书法及治印，因曾随侍先祖于汤阴，对于岳武穆尤有深刻印象，岳武穆词两首曾教我诵读，至今能背诵；课余命记典故、检类书、习尺牍，故我十三岁时文理粗通……”除此之外，陆先生记叙父亲对他施以教育的故事不多，有几处与父亲的交往，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一是陆先生五岁时喜欢秉烛夜游，被父亲禁止，因此“恨自己不能自制”，后来母亲与乳母帮助他自制蜡烛，让他感念。二是他十二岁时喜欢画画，父亲怕影响他读书，严令禁止，此时他再次“恨自己不能自制”，每天起早偷偷习画。他十四岁时，邻居将他所画的绘屏四条挂起来，父亲看到了，不相信是他画的。这件事情，让陆费逵先生一生得意。三是陆费逵先生在“父教一年”之后，正式跟母亲说，希望不再按照旧有方式读书。母亲非常了解他的自修能力，于是与其父商议，从来年正月起，听凭他自修学习。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故事，“我十三岁正是戊戌年，我那时勉强能看日报和时务报，有点新思想了，和先父的思想不免冲突；先母却赞成我的主张，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读书，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后来居然自习算学，并读格致书了。”（《我的青年时代》）需要说明的是，陆费逵先生回忆父亲时，落笔一直十分谨慎。
最后说母亲的教育。我读《陆费逵自述》，总结起来，此事缘于三个原因：一是陆费逵先生本人的意愿，他极度厌恶去学堂读书；二是母亲对儿子的迁就，这里既有溺爱的因素，也因为从天资到秉性，母亲非常了解自己的儿子；三是母亲有学识、有胆识、有能力，敢于撇开正规学堂，亲自教授自己的儿子。至于母亲教育的高明之处，我却觉得，母爱与母教都在起作用；很多的时候，可能母爱远远大于母教。下面我们把二者分开来讲述，不过，爱寓于教，教寓于爱，在此意义上，两者也是分不清楚的。
先说母爱的故事，说起来大同小异，读进去却各有不同。陆先生回忆母亲，更多的是母爱，只是其中蕴含了教育的意义。一是他五岁时爬上房顶，于屋漏上书写“大王在此”，母亲见况担心他的安全，又怕他受到惊吓，不敢呵斥，急忙躲开，直到晚上才责怪他。二是他小时候有一次被厨子灌酒大醉，大喊“打死我也要饮酒”，母亲大怒，酒醒后，母亲告诫他饮酒的害处。三是他五岁时喜欢秉烛夜游，父亲不许，母亲与乳母帮他自制蜡烛，让他终生难忘。四是他五六岁时淘气骂人，母亲屡屡训诫不改，只有动手打他，母亲一边打一边落泪，他自此铭记在心，不再说脏话。五是他小时候暴饮暴食，不听母亲告诫，导致腹泻。六是他经常与母亲下棋，最初母亲让子很多，慢慢少让。七是他出门时瞒着母亲，让乳母背着他，母亲批评他表里不一。八是他穿新鞋很快踢破，母亲告诉他，会在鞋前加上云头，这样可以多穿些时间。九是母亲谈论他娶妻的事情时说：“不要着急，儿子好，会有好姑娘找上门来；儿子不好，我们也不能害人家姑娘……”
读着陆先生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忆文字，许多人都会感到熟悉，因为它们大多发生在寻常人家，涉及的也是一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充满了母爱与家教的传统观念。另外，陆费逵先生在《内庭趋侍记》一文中还总结了母亲教育自己的八件事，略记如下：一是不许多吃；二是不许多着衣；三是说话要口齿清楚，不许说下流话；四是保持清洁，手污必洗，衣污必换；五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六是不许取他人之物；七是兄弟和睦；八是冬日必须开窗，还要去户外沐浴阳光。
再说母教的故事，人们一直把陆费逵先生自学成才归因于早年母亲的教育。其实在陆费逵先生原本就不多的文章中，关于母教的记载少之又少，略举几例：一是他九岁时，母亲担心他在烈日下玩耍，奖励他习字，每写一张，给制钱一文。他最多时一天写五十六张，疲倦时诵读《纲鉴》。二是他九岁时阅读史书，见到“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一句，他把“负”字理解为“负重”，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他理解错了，应该为“辜负”之义。三是他十三岁时，母亲同意他自修，研习新学。四是他十八岁时，母亲鼓励他离家远行，说道：“蓬矢四方，男儿之志，身体名誉，幸自保持。”（《内庭趋侍记》）
1915年，陆费逵先生的母亲去世，父亲命他作《祭先妣文》。陆先生通宵达旦，泣泪沾衣，写下一篇长长的祭文。其中许多内容是在深情回忆早年母亲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教育：“母之督率，宽严并用。黎明即起，起则早餐。七时栉发，八时课读。手理针黹，口授经书。逵读孟子，均自母讲，母之所讲，怡然涣然。公孙丑篇，不动心章，母云艰深，未之授解。逵虽屡读，成诵为难，膝下咿唔，恍如昔昨……”
陆费逵先生的家世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增辑〈四部备要〉缘起》一文中写道：“小子不敏，未能多读古书，然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心向往之。”由此可以看出，陆费墀与《四库全书》在陆费逵先生心中实在是太重要也太沉重了。这里面有文化的意义，但更多的是对家世浮沉的“百感交集”。在此意义上，陆费逵先生一生投身出版行业，与其说是出于文化追求、生活偶然等原因，不如说是家世的影响，尤其是五世祖陆费墀的人生际遇，因为这始终是影响他择业的第一要素。对此，我们还可以列举几件事情，进一步印证。
一是陆费逵先生的《四库全书》情结。他在《增辑〈四部备要〉缘起》中写道：“民国乙卯（1915），都中友人商印《四库全书》，后以卷帙太繁，校订匪易终止。”印行《四库全书》未成，陆费逵先生并未死心。1921年，他领导的中华书局收购了聚珍仿宋版，其“字体精雅，印行之书，直可与明清翻宋仿宋诸精椠媲美”。此版为杭县丁氏所创制，丁氏即八千卷楼旧主人。于是陆先生又动了印制《四部备要》的念头：“乃与同人商辑印《四部备要》，由高君野侯主之，丁君竹孙等十余人分任校事。第一集出版，颇为海内所赞许。今第二集植校及半矣；此后进行较速，或可年刊一集。预定二十年以上之时期，刊行二十集，都八千册，四部要籍，或可略备。”两年后，此版《四部备要》陆续刊行，并与1922年商务印书馆刊印的《四部丛刊》初编，形成呼应之势。
二是陆费逵对于错字的敏感。2012年，陆费逵先生的女儿陆费铭琇在接受采访时曾感叹“父亲认真，特别认真”。她说：“现在的出版行业非常发达，出版公司多如牛毛，但我经常跟老伴抱怨，现在的许多书错字太多。当年父亲组织人力，花费四年时间编成《中华大字典》，其所收字条比《康熙字典》还要多，他还花费20年时间编成《辞海》、整理出版古籍《四部备要》……做这些事情，父亲的认真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比如两亿字的《四部备要》，他检查一遍，只发现十几个错别字，改正后，竟然一个错字也没有。他还特别在报纸上打广告，声言谁能在《四部备要》中找到一个错字，奖励十块大洋。结果没有人回应，因此这十个大洋也没有花掉。”由此想到陆费墀编纂《四库全书》，每部共收书近三千五百种、七万九千余卷、三万六千余册，约八亿字。而且七部《四库全书》全部由人抄写，出现谬误，也在情理之中。但因抄写中的种种错误，陆费墀还是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罚，最终丢了性命，导致家破人亡。这样的家族史，一定会让陆费逵先生刻骨铭心。
三是陆费逵先生的学术观点。细读他的每一篇文章，其中许多见解，我们往往能够从他家世的学术渊源中找到思想的根据。如1909年陆费逵著文《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开篇写道：“文字者，用符号代言语，所以便记忆免遗忘也。符号愈简，则记忆愈易，遗忘愈难。而其代语言用，固与繁难之符号无异。”他主张多用简单的俗字，替代繁难的正体字。这让人想到，当年陆费墀曾有著作《四库全书辨证通俗文字》传世，全书分“辨似”“正讹”“正帖通用”三门，辨别正、通、俗三体书法。研究者发现，当时四库馆对于俗字的使用，还是比较宽容的。同时在校勘时，也非常重视文字的规范化。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里，就有许多相关的记载。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全书处汇核四至六月缮写全书讹错及总裁等记过清单所记：《稼村类稿》内又“其谁有意于憐才”句，“憐”讹从俗体作“怜”……总校官朱钤记过七次，分校官秦泉记过十四次。《焦氏易林》内“既癡且狂”句，“癡”讹从俗体作“痴”。总校官王燕绪记过一次，分校官鲍之锺记过二次。《徂徕集》内“合州太守鬢将丝”句，“鬢”讹从俗体作“鬂”。总校官王燕绪记过一次，分校官卢遂记过二次。此册系总裁董诰阅。（江庆柏《陆费墀与〈四库全书荟要〉纂修》）
四是陆费逵扶乩的故事。这也可以在他早年的家教中找到痕迹：“八岁之冬，我母大病。祖母及女佣极信佛，辄以信佛诏我。我母病重时，令我往城隍庙求神。我入庙肃然起敬，虔心祈祷。未几，我母得良医，病旋愈。祖母女佣，信以为神佑，我亦深信之。南昌风俗，五月间辄赛神。祖母命我等见神必拜，否则有祸”。（《我之童子时代》）后来陆先生一直相信扶乩，如1918年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写道：“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说的就是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的事情，他们还刊行《灵学丛刊》。此类事情的发生，自然有特定的社会背景托衬，我曾写文章《云五扶乩》，谈到王云五先生10岁时，也学习过扶乩，后识破其荒诞手段而放弃。有人说，陆费逵先生招聘中华书局员工，要求应聘者相信风水。但当时的印刷所副所长唐驼表示并非如此，他就不信风水，却依然在那里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