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献保护 | 对“古书年”的一种看法（一）
只要对民国出版史略有了解的人，就不会对那时候所出《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四部备要》《二十五史》等几套具有标志意义的“大书”感到陌生。这些古籍整理成果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用，是很多文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也是很多图书馆的基本馆藏。因此，现在学界、文化界、图书馆界人士谈到民国时期的古籍整理出版，通常都会给予充分肯定。
起初，笔者在看到今人的研究与评价之后，便由此及彼地猜想，那时的文化界对于古籍整理出版应该也是给予很高评价的。不过，在梳理《申报》所载出版史料时，笔者陆续看到一些文章对当时古籍整理出版的评价与态度，发现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推想有比较大的差异。
事情还要从上世纪30年代的“古书年”说起。在一些民国出版史著作中，经常提到1934年被称为“杂志年”，因为那一年的期刊杂志出版格外兴盛。其实，在当时的一些文章里，也把1934年到1935年这段时间称为“古书年”，或者作类似的表述。
且以所见《申报》中的部分文章为例。
《杂志年与古书潮》
1934年12月22日《申报》所刊《杂志年与古书潮》一文称：“如果说今年是杂志年，那么在这杂志年里，却有一种较特殊的现象，这就是翻印古书的狂热。先由老资格的商务印书馆以大规模翻印四库全书作为前导，一时各书店风起云涌，争先效法，继之而起的有中华书局的图书集成、开明书店的廿五史及书报合作社的廿六史、商务的十通，这都是惊人的工作，其由私人编印者，则也有最近见诸报端的词话丛编等，被压倒了多年的古书，近来可谓大走时运了。”
1935年1月13日《申报》所刊康乃德著《一年来之中国书业》一文中写道：“一九三四年中国的出版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大倾向：一是有些小书店，因为不能大批出书，只能靠出杂志来维持门面；二是那些比较大的书局，因为看到一般书籍的购买力减少，无法推销，便拼命重印什么全书全史的古书，以各图书馆、各文化机关与各史学专家为其主要的顾客。前一倾向的结果，便构成了‘杂志年’的名称；后一倾向的表现，便透露出了复古潮流的一个特征。”同日所刊范璞著《一年来之中国出版界》中称：“出版界在出书方面，现时就发生了两个普遍的新倾向。一方面是旧古董的重新问世：最显著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翻印四库珍本，单是初集就有二三一种，共约两千册；是中华书局的缩印古今图书集成，约八○○册；是宋碛砂藏经五九二册，以及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宛委别藏、辽海丛书，都在印行中。此外，重印旧书的小书局和社会团体也是很多的。所以，如果说一九三四年是杂志年是对的，那么，我们又可称它为旧书重出的古董问世年。”
1935年4月10日《申报》所刊卫术著《旧书年》一文称：“去年读者阶级公认为杂志年。今年将成为什么年呢？着眼于出版界的三个月的过程，我试为诸君杜造一个名字——‘旧书年’。”
1936年1月1日《申报》所刊一平著《民国二十四年出版界回顾》在统计了这一年各类图书出版数据后分析道，这一年只有两千余种出版物，包括大部头古书在内，全部出版物的价格仅有三四千元，大部头古书按照预约价格计算，就占了总书价的43.28%。因此作者表示：“假如出版业所出的书籍，视作读者们对文化事业的投资，那末我们出版界的吸收游资的着眼点，是在翻印古书了。自从开明利用现代印刷术的精良方法，极经济地刊印了我国史部典籍的二十五史以来，大部的翻印古书，粗制滥造的竞卖，以至倒闭诈欺，舆论界指责着，有识人士叹息着，真不能不使我们惋惜了。”
1936年3月26日《申报》所刊《为出版业进一言》一文称：“评论最近一二年之出版界者，往往谓宜仿国货年、儿童年之例，名此一二年为古书年。诚以经史子集，纷蒙翻印，易木版而为新装，减繁重而成缩本，一时汇为风气，俨然出版界之主潮，谓之古书年，洵足道其实际。迄于今岁，此风未杀。”
1936年2月20日《申报》所刊钟怡著《〈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之商讨》一文表示：“在近几年来，国故整理，在出版界里面，颇占重要的位置；无论那一家书店，都在努力的翻印古书。”而11月12日《申报》所刊《中国出版界之现状及今后应走向的途径》中说：“现在出版界上有一种特别的现象，便是所谓全国文化重地之上海的各书局，对于历代古书，互相争印。”
根据《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的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古籍整理类图书有26000余种，出版种数过千的年份分别为1920年、1922年、1925年、1926年、1935年、1936年和1937年，而高峰年份集中在1935到1937年，这三年的出版量分别为2982种、4062种、2051种，1936年达到峰值。1934年的出版量为906种，比1933年的425种增加了一倍多。这样看来，把1934年到1937年的古籍出版冠以“古书潮”，或者将其中的某个年份加上“古书年”的标签也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