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生活史、演出与批评史的五十年
他是有他的难言之痛的。 早年婚后的生活是寂寞的，麻痹的，偶尔在寂寞的空谷中遇见了一枝幽兰，心里不期然而有所憬悟，同声同气的灵魂常在寂寞中相通的。他们了解寂寞正如同宿鸟知晓归去。他们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互相获得了哀惜和慰藉，却又生怕泄露出一丝消息，不忍互通款曲。士大夫家庭原是个可怕的枷。他们的生活一直是郁结不舒，如同古井里的水。他们只沉默接受这无可挽回的不幸，在无聊的岁月中全是黑暗与龃龉，想得到一线真正的幸福而不可能。一年年忍哀耐痛的打发着这渺茫无限的寂寞日子，以至于最后他索性自暴自弃，怯弱的沉溺在一种不良的嗜好里来摧毁自己。 如今他已是中年人了，那枝幽兰也行将凋落。多年瞩望的子息也奉命结婚，自己所身受的苦痛，眼看着十七岁的孩子重蹈覆辙。而且家道衰落，以往的好年月仿佛完全过去。逐渐逼来的困窘，使这懒散惯了的灵魂，也怵目惊心，屡次决意跳出这狭窄的门槛，离开北平到更广大的人海里与世浮沉，然而从未飞过的老鸟简直失去了勇气再学习飞翔，他怕， 他思虑，他莫名其妙地在家里踯躅。他多年厌恶这个家庭的，如今要分别 了，却又意外无力地沉默起来，仿佛突然中了瘫痪，时间的蛀虫，已逐渐耗了他的心灵，他隐隐感觉到暗痛，却又寻不出在什么地方。[12]
藉此想在曾家亲友中，博得一个贤惠的名声，但这些亲友们没有一个不暗暗憎厌她。狡诈的狐狸时常要露出令人齿冷的尾巴。她绝不仁孝（她恨极那老而不死的老太爷！）还夸口自己是稀见的儿妇；贪财若命，却好说她是第一等慷慨；暗放冷箭简直成了癖性，而偏爱赞美自己的口德；几乎是虐待眼前的子媳，但总在人前叹息自己待人过于厚道。有人说她阴狠，又有人说她不然，骂她阴狠的，是恨她笑里藏刀，胸怀不知多么偏狭诡秘；看她不然的是谅她胆小如鼠，怕贼，怕穷，怕死，怕一切的恶人和小小的灾难。因为瞥见墙边一棵弱草，她不知哪里来的怨毒，定要狠狠踩绝了根苗，而遇着那能蛰噬人的蜂蛇就立刻暗避道傍，称赞自己的涵养。总之，她自认是聪明人，能干人，利害人，有抱负的人，只可惜错嫁在一个衰微的士大夫家，怨艾自己为什么偏偏生成是一个妇道。[13]
曾文清——思懿的丈夫——由右边卧室踱出。他是个瘦长个儿，穿着宽大的袍子，服色淡雅大方，举止，谈话，带着几分闲散模样。他面色苍白，宽前额，高颧骨，无血色的嘴唇，看来异常敏感，凹下去的眼眸流露出失望的神色，悲哀而沉郁。时常凝视出神，青筋微微在额前凸起。 他生长在北平的书香门第，下棋，赋诗，作画，很自然地在他的生活里占了很多时间。北平的岁月是悠闲的，春天放风筝，夏夜游北海，秋天逛西山看红叶，冬天早晨，霁雪时在窗下作画。寂寞时徘徊赋诗，心境恬淡时独坐品茗，半生都在空洞的悠忽中度过。 他又是为母亲所溺爱的。早年结婚，身体孱弱，小地方看去，他绝顶聪明，然而他给人的却是那么一种沉滞的懒怠之感。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进了屋还在扣系他的夹绸衫上的纽袢。
因为正赶上清政府搞洋务，办新政的潮头，碰着了飞黄腾达的良机——享受官费的待遇，先入读改制后的两湖书院，接着被派往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定居天津，官至标统、宣化镇守使，直到获得中将军衔。黎元洪任总统时，还做过黎的秘书。不久，黎元洪倒台。万德尊也很快由一个没有实权的中将，变成了经营实业的寓公。[20]
蓦然门开，如一个巨灵自天而降，陡地出现了这个“猩猩似的野 东西。” 他约莫有七尺多高，熊腰虎背，大半裸身，披着半个兽皮，混身上下毛茸茸的。两眼炯炯发光，嵌在深陷的眼眶内，塌鼻子，大嘴，下巴伸出去有如人猿，头发也似人猿一样低低压在黑而浓的粗眉上。深褐色的皮肤下，筋肉一粒一粒凸出有如棕色的枣栗。他的巨大的手掌似乎轻轻一扭便可掰断了任何敌人的脖颈，他整个是力量，野得可怕的力量，充沛丰满的生命和人类日后无穷的希望，都似乎在这个人身内 藏蓄着。[39]
她幼年丧母，抚养教育都归思想古怪的父亲一手包办。人类学者的 家教和世代书香的曾家是大不相同的。有时候在屋里，当着袁博士正聚精会神地研究原始北京人的头骨的时候，在他的圆儿的想象中，小屋子早变成四十万年前民德尔冰期的森林，她持弓挟矢，光腿赤脚，半裸着上身， 披起原来铺在地下的虎皮，在地板上扮起日常父亲描述得活灵活现的猿人 模样。叫嚣奔腾，一如最可怕的野兽。末了一个飞石几乎投中了学者的头骨，而学者只抬起头来，莞然一笑，神色怡如也。……这是一对古怪的鸟 儿，在大奶奶的眼里，是不吃寻常的食的。[44]
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净的秋水，里面仍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地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幽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出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与哀思，她是异常的缄默。 伶仃孤独，多年寄居在亲戚家中的生活养成她一种惊人的耐性，她低着眉头，听着许多刺耳的话。只有在偶尔和文清的诗画往还中，她几乎不自知地淡淡泄出一点抑郁的情感。她充分了解这个整日在沉溺中生活着的中年人。她哀怜他甚于哀怜自己。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她的服饰十分淡雅，她穿着一身深蓝毛哔叽织着淡灰斑点的旧旗袍， 宽大适体。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惜。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昔日闺秀的幽丽，说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56]
《北京人》的背景，我心目中是清楚的。从棺材中逃出去两个人，一 个是瑞贞觉悟了，二是愫方也觉醒了。我清楚地知道她们逃到什么地方， 就是延安了。由袁任敢带着到天津，尽管检查很严，但是难不倒袁任敢， 他很熟悉通向八路军的路线。正是抗战时期，一不写日本，二不写抗战。只要一把日本和抗战连上，这部戏就走神了，因此非抽掉不可。我一直有 这样的看法：现实主义的东西，不能那么现实。当然是有日本人的，但戏不能这么写的。一写出那些具体的东西，这个戏的味道就不同了。时代感觉有各种各样的写法。[73] （袁任敢）他自己是接近共产党的，是共产党的外围罢，他不过装傻罢了。而这些，我是不愿意写进去的。江泰他也加入过革命党，他是那种主张一切都打倒的人，他知道瑞贞是共产党。如果我把这些都挤进戏中去，戏就变味了。要不，就写成《蜕变》了。《北京人》我清楚知道瑞贞到哪儿去了，但我 没说是延安。那时已经见了周总理好多次了。方琯德、梅朵他们天天到我家里来。……我写《北京人》多少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但是影响是影响，不等于把这些都写进剧本中去。如果写进去，同样没有味道。[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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