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博物馆教育机制的研究与探索
完善博物馆教育机制的研究与探索
林健 路亚北 杨赛
2015年国家文物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文教结合、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指导意见，江苏随即召开《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推进会》鼓励各地积极开展馆校结合，探索构建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的长效机制。
近年来，博物馆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教育功能的发挥日益显著，但在实际工作中各馆也遇到诸多困难，特别是一些体制机制的障碍困扰着许多中小型博物馆教育工作的开展。
为进一步探索建立有效的教育管理模式和机制，提高博物馆教育品质，2017年常州博物馆向江苏省文物局申请开展了《中小型博物馆教育机制创新研究——以常州地区为例》的课题研究，旨在系统梳理中小型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现状和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找出相应的对策办法。本文为课题的成果之一。
一、常州各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现状
截至2017年底，常州市登记注册博物馆共26家，免费开放24家，占总数的92.3%。其中国有博物馆9家，非国有博物馆17家，平均每18.14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已提前达到《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的至2020年全国每25万人拥有1家博物馆的标准。
各类型博物馆数量分布较为均衡，分别为综合类博物馆7家，历史文化类博物馆8家，艺术类博物馆7家，其他类型博物馆4家，（表一）。
参与博物馆定级评估的有两家，其中常州博物馆为一级博物馆，金坛博物馆为三级博物馆。2017年全市博物馆共有基本陈列84个，举办临时展览97个和流动展览82个，接待观众326.7万人次，其中未成年人人数86.5万人次。
表一 常州市博物馆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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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类型 |
数量 |
博物馆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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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综合性博物馆 |
7家 |
常州博物馆、金坛区博物馆、武进区博物馆、常州牟家村博物馆、武进区湖塘博物馆、宝盛园博物馆、阳湖宝源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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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类博物馆 |
8家 |
瞿秋白纪念馆、张太雷纪念馆、洪亮吉纪念馆、吕思勉故居、常州市圩墩遗址博物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常州市孟河医派博物馆、常州市武进区滆湖民俗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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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博物馆 |
7家 |
常州横山博物馆、常州市陈亚先乱针绣博物馆、常州瀚霆古典艺术博物馆、常州市武进区藏龙龙文化博物馆、常州白氏留青竹刻博物馆、常州市武进区徐氏竹木刻博物馆、常州荆溪玉陶艺术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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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博物馆 |
4家 |
常州龙城梳篦博物馆、常州市武进区龙承博物馆、常州市戈小兴中外烟标烟具博物馆、溧阳市天目湖酒文化博物馆 |
2016年全市博物馆共举办教育活动396场，2017年达到695场，活动数量增长幅度明显。教育形式多样，呈现系列化发展趋势。
60%以上的博物馆开设公益讲座、青少年课堂、研学活动以及流动展览和博物馆课堂进校园、社区等活动，42%的博物馆开展手工体验类活动，21%的博物馆开设有教师培训项目。
90%以上的博物馆与学校建立了长期互动机制。一些博物馆参与到学校教育之中，如常州市陈亚先乱针绣博物馆与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和常州开放大学共同开设乱针绣课程，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艺的培训和辅导。
常州博物馆依托自然类藏品的优势，开展蝴蝶夏令营、鸟类夏令营、行走的博物馆等活动，广受青少年及家长的欢迎，多项活动入选为全国及江苏省博物馆优秀教育案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推出“铁军夏令营”，将革命传统教育传达给青少年；瞿秋白纪念馆成立秋白宣讲团，送党课“永久的青年——瞿秋白”（党课）进企事业单位、学校宣讲，传播秋白精神，使秋白精神宣讲常讲常新。
博物馆教育工作的总结研究也在及时跟进，常州博物馆参与了国家文物局《博物馆青少年教育项目标准》的课题研究，编辑出版了《细雨润物——常州博物馆教育案例集锦》供同行借鉴；武进区博物馆编写了《龙城风情》博物馆教育读本。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课题研究小组针对性地开展了教育认知程度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高度认同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但也有部分受访者对教育对象界定不够清晰，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博物馆的教育对象是全体公众。
仅有37.5%的博物馆将各个年龄段的公众都作为教育对象。表现在教育活动的开展上，91.7%的博物馆开展了针对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教育项目， 41.7%的博物馆开展了幼儿教育项目， 70.8%的博物馆进行过针对老年人的活动。
说明大部分博物馆非常重视青少年教育，而对幼儿和老年群体关注不够。
在调查的24家博物馆中，2017年举办教育活动200场以上的博物馆有1家，恰好100场者1家，21-50场者4家，20场以内的博物馆数量达18家之多，占博物馆总量的75%。
不同性质博物馆教育活动开展差距较大，少数国有博物馆开展活动较多，而大部分非国有博物馆举办教育活动的频次较低，处于摸索阶段。
一些博物馆教育活动策划时间短，内容深度有待提升，文物保护常识尚未纳入教育体系，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的长效机制远未建立起来。面向幼儿及成年人老年人的活动比例不高，远程教育大多还未起步。
调查显示只有66.7%的博物馆拥有专门的活动教室，25%的博物馆建有学术报告厅，20.8%的博物馆拥有影视播放厅。
反映出各博物馆教育的场地、设施配备不够全面，馆际差异较大，尤其是非国有博物馆在教育设施配备上不甚理想。
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博物馆教育设施的明确规定和标准，非国有博物馆准入制度中，也没有对教育设施设定门槛。
教育专用场地和相关基础设施不全不仅影响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开展，使教育效果打折扣，而且制约着博物馆与社区教育、学校教育的深入合作。
大部分博物馆馆的“教育人员”由讲解员或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兼任，学历层次不高。在调查的24家博物馆132位博物馆教育人员中，共有123人填写了学历信息，其中硕士学位7人（6%），本科72人（58%），大专及以下44人（36%），高学历人才占比不够高。
教育人员的专业匹配度低，既缺乏有历史、考古、艺术等教育背景者，也少有教育学、心理学等与教育技术密切相关的专业人才，一些博物馆出现法律、烹饪、财务等与博物馆教育关联度不大的人员。
大部分博物馆的教育人员由研究、保管或展览等部门的人员兼职组成，而设置教育部门的博物馆，讲解员也是承担教育活动的主力。
但在国有博物馆讲解员多为社会化用工的身份，与编制内员工收入差距较大，在非国有博物馆中教育人员的薪酬更是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员工工作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人员流失严重，往往是刚刚培养成熟就跳槽了。
对于教育经费的调查，各博物馆都讳莫如深，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没有教育方面的经常性项目预算，教育经费多数来自免费开放补助资金，或从其他渠道筹措。
《2017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显示，在教育科研经费投入方面，地市级及县市区级博物馆，大约只占项目类经费总支出的1.2%-1.5%左右。从中显示经费的投入与教育活动的产出、需求严重不成正比。
资金缺乏保障大大增加了各馆开展教育工作的难度，使许多博物馆活动随意性增大，制约了教育设施的配备和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三、机制创新的对策和建议
《博物馆条例》虽然规定了：“博物馆应当根据自身特点、条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进一步明确开展教育活动是博物馆社会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具体执行时由于博物馆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复杂性，以及博物馆性质的多样性和内容的广博性，需要有更多的配套政策才能保证《条例》的贯彻。
如制定内容涵盖科学、艺术、人文等不同学科，适应不同年龄人群的教育内容标准；制定博物馆教育场地与设施配置标准；制定教育人员专业资格与进修标准、教学与评价标准。
进一步明确博物馆、纪念馆等是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规范博物馆的教育行为，发挥博物馆教育普遍性、社会性、无差别的特质，从根本上提升博物馆教育的质量，使全民共享博物馆教育资源。
目前影响基层博物馆教育工作开展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设施不全、资金不足、人员不专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在新建场馆时应充分考虑教育中心的设立，对已有场馆应鼓励提升硬件条件。
相关标准要求，应在文物和博物馆管理的法规里得到体现，成为各级政府和博物馆必须遵循的指针。在资金方面，应积极争取地方财政将教育专项纳入经常性项目经费给予支持，同时中央财政对开展较好的教育项目予以必要的奖励补助。
在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有条件的馆，内设机构中应设置教育部，做到定岗定员定编，不具备条件的馆也应设立教育主管一职。
通过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和人员培训力度，逐步提升人才队伍的素质。在博物馆内形成支持教育发展的内部协作机制，动员全馆人员参与教育工作，提升博物馆教育的品质。
2016年国务院转发的文化部等四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指出要结合构建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的长效机制，开发符合青少年群体特点和教育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所得收入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除弥补事业经费的不足，还可以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绩效奖励。
博物馆的各类教育服务产品无疑是文化创意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博物馆教育人员创造性劳动的成果。而在目前公益一类博物馆中，要将这条落实到位，还必须在现有工资总额和绩效定额的基础上有政策性突破，才能真正建立奖励激励机制，激发出团队的活力。
2008年，国家文物局制定了《全国博物馆评估办法（试行）》、《博物馆评估暂行标准》，使博物馆的规范化管理又上了一个台阶，其中博物馆展览和教育服务占了较大的分值。
由于参加此评估的博物馆数量有限，需要进行更有广泛性的博物馆综合绩效评估或教育工作专项绩效评估，通过对教育项目是否进行受众对象需求分析、是否具有完整实施方案、活动是否有吸引力、教育效果如何等等进行系统评价，以便及时发现缺项，提升教育活动水平，增强公众参与满意度，从而检验教育工作的目标、层次、进度、作用。
根据评价结果，给予奖励或惩处，以实现对博物馆教育工作的监督管理。通过政府、行业协会及社会各界的引导、激励、监督，保障博物馆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本文来源
《中国博物馆》杂志2019年第3期
作者单位：常州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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