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的次等诸侯——宋、郑、卫及鲁、邢
春秋战国时代的次等诸侯——宋、郑、卫及鲁、邢
序言：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相继而来。但是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的演变也是有漫长的过程的，除了霸主和七雄以外，还存在一些仅次于霸主七雄之外的次等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实力不及霸主和日后的七雄，但也在漫长的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同时也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霸主和七雄所蚕食的焦点所在。以宋、郑、卫最为典型，鲁国和较早消失的邢国则是另一种存在。
五国之缘起
西周实行分封制，从周武王灭商后开始分封，成王时代分封制的体系基本得以完善，以后仍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发展和变化。周朝的爵位分为6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附庸爵。
宋、郑、卫、鲁、邢都是西周时代主要的诸侯国。宋国是公爵级的诸侯国，是等级最高的。周朝时代的五等爵诸侯国里，公爵一级的诸侯国只有七个，即宋、杞、祝、焦、蓟、陈、虢七国，其中前六国君主之所以被封为公爵，皆因其为之前的王者后裔。华夏历来有“灭国不灭祀”的传统，夏禹的后裔被分封在杞国，商汤的后裔被分封在宋国。黄帝、炎帝、尧、舜的四个后代，分别被分封为蓟国、焦国、祝国、陈国。这六个公国的主要作用就是祭祀历代帝王而已，更多是一种荣誉性质的补偿，不足为训。再则，这些公国周边都遍布周的姬姓诸侯国，看得死死的，想翻出浪花也不容易。而在这七国里，尤其是先朝后裔之国中，宋国是最具实力的存在。
郑国是伯爵之国，第一任国君为姬友，即郑桓公，被封国于首都镐京附近，国号为郑，都城为今棫林附近。公元前806年周宣王时代才被分封为诸侯，属于比较晚的分封诸侯国之一。郑建国初期的三位国君都曾任王朝卿士，所以称郑氏三公。
卫国第一任国君是卫康叔，周文王姬昌之第九子，周武王姬发与周成王姬诵的弟弟，属于正宗的周室嫡系血脉。周成王即位后，发生三监之乱，康叔参与平定叛乱，因功改封于殷商故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建立卫国，成为卫国第一任国君。卫国开始时代爵位为伯，后升为侯。
鲁国是最早的一批诸侯国，爵位为侯爵。首任国君为周武王弟弟周公旦(周文公)之子鲁文公伯禽。西周初年周公辅佐天子周成王东征灭掉了伙同武庚叛乱的奄国，受封于奄国故土，由于周公要留在镐京辅佐周成王，于是让自己的长子伯禽代为赴任，沿用周公初封地“鲁”称号建立鲁国，定都曲阜。在周代的众多邦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世人称“周礼尽在鲁矣”。
邢国也是较早的一批诸侯国，爵位为侯爵。邢国早在商代时候就已经颇有名望，且意义不同。邢曾为殷商都城之一，商朝重要的畿辅方国。商王武丁时期，邢（井）伯之女妇妌嫁于武丁为后，邢地乃成为邢（井）伯世袭封地，为商朝的肘腋之国，是商国北部屏藩，也是有权参与商代先王祭祀典礼的少数方国之一。商代末期，井伯被擢封为邢侯，为商纣王三公之一，称邢侯国。西周的邢国是周公第四子姬苴（邢靖渊）的封国，为商代邢国旧地，地在今河北邢台市。西周初，周成王为了感谢周公旦辅政之恩，封周公旦第四子姬苴（邢靖渊）于邢国。邢国因为肩负抵抗戎狄的重任，疆域还是比较辽阔的。西依太行山，东至大陆泽，南至漳河流域，即今天的河北邢台市全部及周边地区，北部以大致以滹沱河为界。
在漫长的西周时代，各个诸侯国因为周王室的强大实力，普遍都安分守己。大多数的诸侯国也都恪守周王室的礼法秩序，不敢有逾越之处。而就以上五国而言，郑国受封比较晚，其余诸国都比较早。而这五国里，宋国因为是先朝后裔，与周王室的关系比较独特，属于周室之客，而非臣。卫国、鲁国都是文王嫡系血脉，与王室的关系是极为亲近的，尤其是鲁国。而且卫国与鲁国的实力是不弱的，尤其是卫国地处中原腹地，肩负安抚殷商遗民之重任，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属于一等强国的范畴。而邢国则是任务最重的，常年处于征战状态。周初邢地是戎狄频繁活动的地区，邢国是太行山以东具有征伐权的元侯之国，肩负着阻止戎人东出太行，骚扰周疆的重任，同时可联络齐、鲁、晋、卫，并与北方燕国遥向呼应。邢国自建国开始，与河北、山西中部的戎狄长期征战，历史上多次率领诸侯抗击戎狄，邢侯搏戎载于史册。
春秋初郑国小霸及卫、邢被灭和复国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因周幽王宠信褒姒，废太子宜臼。宜臼逃至申国，他外公申侯联合曾侯、许文公及犬戎（外族）推翻周幽王。因为内乱和犬戎频繁入侵，很快就打到镐京（今西安），所以周平王被迫将国都从镐京东迁至东都洛邑。因洛邑（今洛阳）在镐京之东，此后的周朝史称东周。
随着周王室的衰微，春秋时期各国也纷纷掀起了“辟土服远”浪潮，赵世超先生说：“用武力开灭小国和在野的部族，西周固已有之，但以开辟封疆为目的的'辟土服远’浪潮却始自春秋”。
周室东迁时，郑、晋、卫等诸侯国都尽了保卫的责任，成为勤王功臣。由于晋国不久分裂为翼（晋）和曲沃两部分，内战频仍，所以王室不得不依靠虢和郑，两国之君都曾以诸侯而兼王室的卿士。
平王东迁时郑国国君为郑武公，郑武公继续坚持父亲郑桓公制定的东扩战略计划，一方面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一方面进一步实施攻灭东虢国和郐国，吞并周边鄢、蔽、补、丹、依、弢、历、莘八邑的具体行动。公元前769年，郑武公占领郐国都城制邑（岩邑，今河南新密曲梁乡大樊庄），灭亡郐国。公元前767年，郑武公占领东虢国都城（今河南荥阳广武平城），灭亡东虢国。然后横扫周边鄢、蔽、补、丹、依、弢、历、莘八邑。郑国鸠占鹊巢，把国都迁到郐国故都，使原来的寄帑之地变成自家地盘，并把旧部从陕西迁到河南，以“郑”为号新建城邑。郑武公为强国提出解放“商人”的口号。“商人”多是有技术、会经商的能人，周灭商后将其定为世袭奴隶。郑武公东迁后，看到他们是建设国家不可忽视的力量，就依靠这批力量，开发滩涂荒地，扩建包括虎牢城在内的城池。郑武公还把桓公寄孥的京城建成宏伟都城。京城虽然后来没有成为郑国最高统治者的统治中心，但京城如此的规模，早已超过“百雉 ”，并且还有郑桓公的宗庙所在。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建设如此宏大的工程，显示郑武公之略的宏伟气魄。就在郑武公雄心勃勃地推行“武公之略”时，周平王对郑武公如此开疆辟土、极力扩张产生猜疑，并欲收回虎牢以东的赐地。于是，郑武公不得不在周平王六年迁都于郐（今河南新密），建起新都。至此，郑武公继承父志取虢、郐十邑之地，“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的雄图大略基本实现。
前744年，郑武公病逝，太子寤生继承君位。前722年，郑庄公平定胞弟叔段的叛乱，消弭了国家内患。之后十余年间，郑国与宋国、卫国等国之间互有征伐。前707年，周桓王率军攻打郑国，郑庄公领兵与之战于繻葛，成功自保的同时使周天子威信扫地，史称“繻葛之战”。前701年五月七日，郑庄公去世，谥号为“庄”，故史称“郑庄公”。在执政期间，政治上，郑庄公攘外安内，使得郑国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经济上，郑庄公重农兴商，积极发展商品经济，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外交上，郑庄公借助外力清除了郑国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最终使得郑国称“小霸”于诸侯。
郑武公、郑庄公使得郑国强盛，但是对周的态度都很骄横无礼，平王很不满意，想把权力分一半给虢公。庄公知道后，责问平王，平王竭力否认，以致“周郑交质”（即互相交换质子，郑国以世子郑昭公，周王室以太子王子狐），并与周天子进行战争。周天子的权利已扫地殆尽了。郑伯充分利用王室大臣的身份，经常利用王室之名为自己谋私利，兼并了周边小国，侵夺许国，干涉宋、卫、鲁等国，还助齐国赶走入侵的北狄。郑庄公之时的郑国，俨然是春秋初年第一大国。
郑庄公去世后，郑国的实力日渐下降，赖庄公旧臣祭仲的老谋深算而鼎力维持。祭仲因其沉稳和老奸巨猾，正在崛起的齐桓公也颇为忌惮。公元前682年，老谋深算的祭仲去世，齐桓公及大臣都认为郑国祭仲之后无人可以让人畏惧，可以放心干涉郑国事务。
而在齐桓公日后称霸中原的时代，齐桓公奉行“尊王攘夷”的政策，攘夷的确是重中之重。但是在齐桓公时代，随着王室衰微，戎狄的势力也日渐强盛，而同样因为王室的衰微和对诸侯国控制力的减弱，长期坚守于北方一线对抗戎狄的邢国、卫国的局势则日渐艰难。
周平王东迁时，卫武公曾出兵助周平戎。卫武公时一度强盛，为诸侯首领之一。卫武公死后，其子庄公扬立。庄公昏庸，外退贤者，内惑嬖庶，国内怨声载道。公元前719年，州吁弑卫桓公自立，卫国祸乱自此始。州吁自立为卫君后，不得国人认可，为了转移国人的注意力而对外发动战争。勾结郑国的叛乱者共叔段伐郑，并且要求宋、陈、蔡等国一起对郑发动进攻，穷兵黩武，而最终“未能和其民”。这些战争导致军赋激增，且人民为战争所迫，疲于奔命，困苦不堪。国人对州吁弑君不满，对其统治不服，举国骚然。所以大臣石碏用计杀州吁，立桓公弟为君，是为宣公。卫宣公是一位淫乱的君主。卫宣公又残杀太子急及贤公子寿，立庶子朔为太子。朔即位，是为卫惠公。卫惠公的即位引起了太子急和寿的辅佐者――左右公子的不满，他们作乱，攻惠公，改立太子急之弟黔牟为君。惠公出奔。黔牟八年，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伐卫，纳惠公，诛左、右公子。黔牟逃亡，惠公复立。惠公卒，懿公赤立。从桓公到懿公仅80余年，更君达7次。这样残酷的内部斗争，造成国无宁日、民无宁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能从事生产，国家也无暇进行经济、军事建设。国弱民贫，必然衰败。外部环境方面，春秋初年的卫国外患不断，除了与中原的郑、宋等国不断交战，戎狄也不断侵扰。
公元前669年卫惠公去世，公子赤继位，是为卫懿公。懿公即位，荒唐昏庸，导致了卫国灭亡的命运。戎狄是趁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雄称霸之时兴起的游牧民族，足迹遍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并不断向周围诸国发起进攻。卫国恰好处在狄族的包围中，受难最重。公元前 660 年，狄伐卫。懿公欲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国人带着对国君的仇恨，不愿战斗，结果是“卫师败绩”，卫懿公被杀。而对于卫国的亡国，齐桓公说：“卫之亡也，以为无道也。”卫国的灭亡，是因为卫懿公的暴虐无道。狄灭卫后，卫被迫东渡，遗民男女仅剩七百三十人，《左传·闵公二年》载：“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卫之遗民男女七百又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廬于曹。”卫国被迫迁都，国土面积大为减少，康叔、武公之祀不绝如缕，国家实力大损。卫国复国后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考春秋史实，国灭而复立的不只有卫国，但像卫那样在复国后能有所发展的却很少见。卫国的复国得力于他国的帮助，但其国力的恢复，主要还是自身发展的结果。
春秋之初，邢国仍然大破过北戎。此后狄人势力越来越强，狄人多次伐邢，导致邢国国势衰弱，难以独自抵御狄人（日后的鲜虞、中山国）的进攻。前661年，北方强狄侵犯邢国。邢国与齐国有世姻关系，历代邢侯多娶齐国公主为妻，重兵压境之际邢侯派人紧急向齐国请援，可是远水不解近渴，齐兵未到，城池被攻破。邢侯率众突围赶到聂北，见到齐桓公长跪不起，齐桓公即刻日夜兼程，带兵奔向邢国。狄人纵火烧了都城，带上抢掠的财物，闻风逃遁，只给叔颜留下一片废墟。邢侯看着破败不堪的惨象，长叹道连个安身之地也没有了！ 桓公安慰邢侯不必忧伤，齐国同宋、曹等国帮你建城。
狄人犯境的时候，邢人都跑到西山夷仪（今浆水附近）避难去了，那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桓公建议邢侯把国都建在那里，邢侯很高兴地答应。于是不到一个时间，桓公帮邢侯在夷仪建了一座新都城，宗庙，朝堂，庐舍包括日用品在内一应俱全，牛马牲畜粮食布匹之类全部从齐国运来，邢国上自邢侯下至百姓对齐桓公无不感激称道。齐桓公“救邢存卫”，名望大增，很快成了春秋霸主。齐桓公率领曹宋联军救邢，邢迁都夷仪，并与齐国结为盟国。
邢国迁都夷仪之后，内政外交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南迁夷仪，苟安于齐国西北一隅，失去了原有的广大国土与众多人民，实际地位接近于齐国的附庸，邢国本身也已不具备复国图强的力量，只能仰仗于齐国的保护而生存。齐国自齐桓公前643年去世后，失去了霸主地位，也加速了邢国的衰亡。前642年，宋襄公率领曹、卫、邾诸侯兵伐齐，因卫军参与了宋师伐齐之战，听命于齐的邢人又不惜联合以前的宿敌狄人伐卫，本来是邢、狄联合伐卫，可是狄人首先退兵，邢人不能独力支持可想而知。
邢人的行为第二年就遭到了卫国的报复。卫军占上风。再者，庄子以周武王克商导致由年饥而年丰来比喻卫伐邢，指斥“邢方无道”，反面对卫国的反攻，邢国又谋求联合齐国和狄人共同对付卫国。前640年，“齐、狄盟邢，为邢谋卫难也。于是卫方病邢。”史籍未见有邢国出兵伐卫的记载，可见联合伐卫并未付诸实施。但邢国与卫国的积怨越来越深，卫国也由此确定了彻底灭亡邢国的计划。公元前635年，卫国大举出兵，“卫侯毁灭邢。”邢国最终灭于卫国之手。汉简《孙子兵法》记载“卫之兴也，卫师比在邢"即记载了此事，卫灭同宗，开启了春秋无义战的篇章。
春秋初期是一个政治格局大洗牌的时期，这时期周王室权势日渐衰落，诸侯权力日渐增长，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个时候周王室还是不容小觑的，加上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都是不可忽视的。而这一个时期的诸侯国虽然都知晓周王室实力日衰，但谁都没有敢取而代之的能力与野心，所以就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以此来维护原有的秩序。故而这一时期的诸侯国普遍专注于内政发展，同时通过消灭周围小国来扩张版图积聚实力以观时势变化再做决策。
晋楚争霸下的次等诸侯
春秋自齐桓公成为霸主后，长期无人可与之匹敌。然而齐国自齐桓公去后，霸业衰落，而诸侯又各自为政，南部的楚国则崛起，谋求称霸中原。宋襄公本想在齐桓公之后接替霸主，然而其能力和宋国实力无法接替齐国的霸业和地位。而这时，地处如今晋南的晋国经历了近七十年的内战后在晋献公、文公治理下开始崛起。前636年，晋文公历经十九年的流亡终于回到晋国，开始了短暂而辉煌的国君生涯。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大胜楚国，奠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自城濮之战后，中原的格局开始了新的变化，即以晋楚争霸为主轴，夹杂有晋齐、晋秦的争雄。而地处秦晋齐楚四大强国之中的这些次等诸侯国尤其是宋、卫、郑、鲁等则是重点的争夺对象。而秦国在春秋时代一直被晋国所压制难以插手中原事务。所以次等诸侯主要是在晋齐楚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宋国是泗上十二诸侯之首，是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次等诸侯之一。而自春秋中期开始，列强对宋国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春秋中期，晋宋两国建立了良好的邦交关系。前634年，楚国因宋国叛楚投晋而伐宋，次年围宋。晋文公攻曹、伐卫，成功地解救了宋国，两国之间霸主与盟国的关系随之确立，宋国自此成为中原联盟中忠实的一员。 晋宋两国邦交关系的建立，不但是政治上共同抗楚的需要，也是文化上共同以“信、义”为重的行为模式使然，政治、军事和文化三方面的相互认同使晋宋关系愈加密切。宋国处于楚国向东方诸侯进军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有“得宋则可以致东诸侯”的说法，宋国是晋国在中原最可靠的盟友，也是晋国限制楚国东进的重要棋子。宋国也积极参与晋国主持的会盟，有记载的便有十四次之多。即使遭遇楚国联盟的侵伐，宋国仍能坚定地站在晋国阵营。在弭兵之会前，宋国只有两次从楚，且均是被楚军围城又缺少晋国救援的无奈之举。此外，晋国与吴国相互往来的通道依赖于宋国的彭城。晋吴联合抗楚是晋国霸业复兴的关键之一，而晋吴两国的沟通也多赖宋国之力。宋国讲信用的政治形象，也为其沟通晋楚，达成弭兵之会奠定了基础。晋楚两次弭兵之会皆由宋国竭力促成，可见宋国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第一，宋国位于晋楚两国的中间地带，在宋国结盟对两国来说均可以接受；第二，宋国两任执政华元和向戎，均与晋楚两国执政的卿大夫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也是宋国能够有能力积极运作此事的原因；第三，宋国是春秋中期“信义”的代表，宋国是晋楚两国可以相信的“第三国”，尽管宋国此时从属于晋国，但楚国相信宋国不会于会盟时加害，可见宋国确是以“信义”示天下的。
卫国自复国和灭邢后实力得到了相当的恢复，但因为失去了河北故土以及内政外交等诸多原因，卫国的实力毕竟元气大伤，无力与晋齐楚三强中的任何一强抗衡，只能是选择结盟对象依靠霸主才能生存。春秋中期，晋卫两国在经历了短暂的交兵之后迅速交好，建立了良好的邦交关系，卫国成为了中原联盟的又一中坚。垂陇之盟是晋卫邦交关系建立的标志。伴随着晋卫两国邦交关系的建立，晋国也开始有意增进与卫国的联系。前623年，晋国归孔达于卫。前619年，“晋侯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且复致公婿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面对晋国合于礼的邦交示好，卫国也以坚定的跟随作为回报，卫国遂成为晋国联盟中宋国之后另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这种关系在晋国霸业中衰时也没有改变。邲之战后，晋国不竞于楚，与盟国家大量减少，前597年，卫国仍积极参与晋国主持的清丘之盟，其他与盟国也只有宋、曹两国而已，这是卫国一心向晋的最好表现。卫国在地理位置上极其重要，这使它成为晋国必须争取的对象。“晋欲救宋，则不得不先伐卫；晋欲服郑，则不得不先服卫，卫服而郑、鲁诸国从风而靡矣。盖卫踞大河南北，当齐、晋、郑、楚之孔道，晋不欲东则已，晋欲东则卫首当其冲。”因此，在晋卫两国建立良好的邦交关系以后，正是卫国的积极配合，晋国才能够从容地向中原地区用兵，东能服齐，南能与楚争郑。 卫国也十分需要晋国这样一个盟主的出现，晋国不但可以克制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使卫国免于大国的频繁征伐，晋国还能够坚决地贯彻“尊王攘夷”的这一为姬姓诸侯国所推崇的邦交原则。在“攘夷”这一原则下，卫国与晋国取得了更多共识。卫国在春秋早期屡受戎狄侵伐，疆域也在戎狄的攻击下急剧缩小，卫懿公时期卫国甚至被戎狄灭国，在齐桓公的帮助下才复国。卫国的都城也在戎狄势力的威胁下逐渐南下，从朝歌迁到楚丘、再迁到帝丘。卫国进入中原联盟后未再迁都，说明卫国的这一困境在其与晋国结盟后得到缓解。两国在抗击戎狄方面也已达成一致，即使在霸业中衰时期，晋国仍在不遗余力地解决中原北部的戎狄问题，这对卫国来说意义重大。后来晋国通过对戎狄的征伐占据了卫国以北的广大区域，东面与齐国接壤，这样晋国成为了卫国北部防御戎狄的屏障，晋卫关系也在晋国对卫国的保护中良性发展，然而随着卫国原来的河北故土逐渐被晋国所纳入版图，卫国对晋国的重要性终将也会下降。
鲁国地处齐国南部，是周天子之至亲之国。而齐国长期对鲁国心存觊觎之心，这点鲁国是心知肚明的。鲁国虽然实力不俗，起初疆域“封土不过百里”，后来陆续吞并了周边的极、项、须句、根牟等小国，并夺占了曹、邾、莒、宋等国部分土地，成为“方百里者五”的大国。还曾在长勺之战中凭借曹刿的杰出才能战胜了齐军，但是总体实力上鲁国远非齐国的对手。齐鲁历史渊源深厚，边境冲突不断，汶阳之田的归属是齐鲁矛盾的主要表现。齐国自桓公时起其国力便超过了鲁国，鲁国需要借助大国之力才能与齐国对抗，这促使鲁国倾向于和能够压制齐国的大国进行邦交往来。相应的，与鲁国的联合则成为晋国限制齐国的必要手段，楚国便曾联合鲁国戍兵谷地以限制齐国。当晋国能够压制齐国时，晋鲁之间邦交关系融洽；而当晋国武力上不能够压制齐国，或是牺牲鲁国的利益交好齐国时，鲁国则会寻求南方楚国的保护，晋鲁关系因此转入低谷。因此，是否能够压制齐国，保证鲁国的利益，成为了影响晋鲁邦交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晋国在文公、襄公时代很好地处理了上述两对矛盾，晋鲁关系融洽。晋国通过城濮一战后建立了中原联盟，鲁僖公参与了晋国主持的践土之盟，成为了晋国霸主事业的第一批参与者。前630年，公子遂初聘于晋，这是鲁国首次在邦交中正式以晋国为霸主，也是晋鲁之间霸主与盟国之间的邦交关系建立的标志。在晋文公分配曹地时，鲁国使者臧文仲率先到达，晋国将“自洮以南，东传于济”的大片土地分给了鲁国，其后公子遂再次入晋，拜谢曹地。鲁国通过与晋国的邦交，既得到了晋国的保护，还得到了相应的物质奖励。与此同时，晋国既可以借助鲁国的力量来克制齐国，又可以利用鲁国的影响力来吸引一些东方的诸侯前来会盟，可见晋鲁两国的邦交对双方均是大有裨益的。但晋鲁关系自晋灵公时期开始走下坡路，原因便是晋国没能处理好齐鲁两国的矛盾。面对齐国对鲁国的征伐，晋国起初只是采取绥靖政策，虽然有兴兵之举，但皆收赂而还，鲁国被迫与齐国盟，晋鲁邦交关系出现裂痕。面对不的形势，晋国及时调整了邦交策略，先是通过断道之盟明确了“讨贰”的态度，之后数次讨伐齐国，鞍之战中更是大败齐军，并使齐国将汶阳之田归还给鲁国，晋鲁两国重归于好。前583年，晋国为了联齐抗楚，再次使出了牺牲鲁国的老办法，让鲁国将汶阳之田归还齐国，鲁国不满晋国的做法，贰于楚。晋国则拘留鲁成公，以惩罚其贰于楚。晋鲁关系在晋国亲齐疏鲁的政策下又有所恶化。前562年，鲁国三桓“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鲁之军政大权俱归于三桓。随着晋鲁之政俱归于卿族，两国国君渐被架空，晋鲁两国之邦交已由两国公室之邦交被卿族之邦交所取代。
比起总体上倾向于晋国领导的中原联盟的宋卫鲁三国，郑国则是最具实力和骑墙技巧颇为高超的，而郑国因邻近周王畿，晋楚争霸的核心就是争夺郑国，故而这对郑国是个极为艰难的考验。晋盛于楚时，郑国多叛楚从晋；晋弱于楚时，郑国多叛晋从楚；晋楚实力相当时，郑国则“唯强是从”。郑国这种极富功利色彩的邦交原则，使晋郑两国的邦交关系伴随着晋楚实力对比的变化时有起落，“恩威并施”逐渐成为晋国与郑国邦交的主要原则。在晋国的努力之下，叛服不定的郑国终于在晋楚弭兵前夕与晋国结盟，并以晋国属国的形式参加了晋楚第二次弭兵之会。郑国与身为霸主的邻国晋国的关系也成为当时晋楚争霸的缩影。
第一阶段，晋郑两国的第一个结盟期。前630年，晋、秦联军伐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郑国以烛之武退秦师，以亲晋的公子兰为太子与晋国平，自此郑国处于晋国的控制下。晋国对郑国十分重视，对其他国家的侵郑之举十分在意。卫孔达侵郑，晋国遂伐卫。秦国远袭郑国，晋国以崤之战作为回应。前627年，楚伐郑，晋亦及时相救，迫楚退兵。这三次军事行动不但维护了晋国的霸业，也增强了郑国跟随晋国的信心。前618年，“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俘虏了郑国公子坚等三位大夫。晋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出师迟缓，救郑不及，郑国随即与楚国结盟。晋郑两国邦交关系的第一次恶化是晋国不能保护郑国造成的。
第二阶段，晋楚争郑。在前618年前589年的这三十余年间，楚国出兵郑国8次，晋军救郑或伐郑7次，晋国在对抗中处于下风，并在邲之战中败于楚国。面对来自晋楚两国的军事威胁，郑国子良认为：“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故郑国改变其从晋的单一立场，而是将“唯强是从”作为与大国邦交的原则。晋郑关系伴随着晋、楚两国的每一次出兵郑国而发生着变化，郑国亦在晋楚之间叛服不定，且从楚多于从晋。与此同时，郑国也在谋求与晋、楚两方邦交关系的缓和。前598年，郑国与楚盟于辰陵，且又同时从于晋国。这是郑国邦交政策改变的标志，郑国同时与晋楚两国开展和平邦交，是“唯强是从”邦交原则的辅助手段。到前589年，楚国会合十四国诸侯在蜀地会盟，郑国畏晋而窃与楚盟，晋楚两国的军事威胁已使郑国无法真心归附任何一方，“化干戈为玉帛”是其迫切愿望，这也为下一阶段的晋楚弭兵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三阶段，晋郑两国的第二个结盟期。这一时期，晋国相继制秦、平戎、服齐，并在鄢陵之战和湛阪之战中两胜楚国，重振霸业。前563年，晋国率诸侯军队伐郑后，在虎牢筑城戍守。“虎牢北临黄河，南侧山岭绵延，岗峦高峻，难以筑路通行，其旋门关至板渚数十里长的路段为东西交通干线的咽喉。晋军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可以守住豫西走廊的门户；楚军若来争郑，晋国能够以逸待劳，随时从这里发兵反击，不用再于河东兴师动众，跋山涉水进入中原。另外，虎牢距郑都新郑不远，皆为坦途，在此驻军即形成威慑，将郑国统治中心置于控制范围之内，使它不会轻易背盟投敌。”清人顾栋高对此深表认同：“城虎牢者，所以保郑，非所以争郑也。郑未尝不愿服于晋，特虑为楚所扰，故欲两事以苟矣，其心盖不得已。戍之则郑在晋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争郑，以郑屏楚，而东诸侯始得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计无出于此”。自此，郑国在晋国的军事保护下叛楚从晋，晋郑两国的结盟关系一直持续到晋楚第二次弭兵之会。
在春秋中期的晋楚争霸时代，因为晋国的实力和地缘优势较楚国更强，所以比较长的时间内，宋鲁郑卫四国是比较倾向于晋国的，通过与晋国的结盟，各国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但是长期依靠晋国的霸主地位来维持自身的安全，无形之中也使得自身实力在日渐下滑，产生了苟安之心。而晋国的保护又不是白给的，各国除了要承认晋国霸主地位之外，还必须得出出血，即向晋国纳贡，而这些贡赋往往是不少的，这样的结果很明显就是强大了晋国而削弱了自己，使得这些诸侯国只能仰人鼻息，而到了春秋后期，这些次等诸侯的实力则越来越弱了。
弭兵之盟后的次等诸侯
公元前546年7月，宋国大夫向戌约晋、楚两国在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开会，调停两大强国间的战争，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以前的会盟都由国君亲自参与，这次弭兵会盟却由各国有势力的大夫参加。晋、楚、宋、鲁、卫、陈、郑、曹、许、蔡等十四国的有势力的大夫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平分霸权，除齐、秦外，各国须向晋、楚同样纳贡，谁破坏协议，各国共讨之，这次大会史称“弭兵会盟”。结束后，春秋争霸战争暂时停止。战争减少使得中原小国承受的战争灾难与负担减轻很多。但是，这些小国此后，“仆仆于晋、楚之庭”，“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受到晋国、楚国两国的严重剥削。
春秋晚期弭兵会盟后，作为霸主的晋国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执政的卿大夫的实力和权欲也越来越大，渐渐凌驾于公室之上。晋国内部卿族斗争，无法全力对外，崛起的卿大夫势力也无意愿再维持中原联盟，郑、卫、鲁、宋等国也相继脱离中原联盟。
就宋国而言，从弭兵会盟后到前501年，晋宋同盟总体维持良好，宋国积极参与晋国主持的盟会。这期间晋国主要主持过7次盟会，宋国均出席。即使召陵之会后齐、郑、卫、鲁等国相继叛晋，宋国仍然坚定地支持晋国。此时晋、宋两国对晋宋关系有着相同的认识，宋乐祁有“诸侯唯我事晋”之语，晋赵鞅亦有“诸侯唯宋事晋”之见。但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将两国的良好邦交关系毁于一旦。前501年后，史料中再无晋宋两国互访的记载，可见宋国已不再出使晋国。晋宋关系发生转变，宋国脱离晋国的控制，以独立的姿态与晋国进行邦交。当晋国赵简子赵鞅与韩、魏、智联合与范氏、中行氏对抗的晋国内战时，宋国支持作乱的范氏集团。前496年“秋，齐侯、宋公会于洮，范氏故也。”后宋国见范氏、中行氏大势已去，重新附于晋。前488年，宋国以郑叛晋为由直接侵伐郑国。但当郑国重新服晋时，宋国则又叛晋攻郑。宋国亦在不同阶段结好于楚国、吴国和越国，此时晋宋之间的邦交关系已变成宋人征伐郑国的借口。不过总体上来说，宋国在春秋晚期还是颇具实力的，仅次于晋齐楚秦四大国，与郑国不相上下。史载宋国令薛、滕、郳三国代役，以至于薛宰抱怨：“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可见其态度之强横。此后宋国又有侵郑、拘执小邾国君的战绩，完全就是一个二流霸主。前492-前487年，宋景公历经三年努力最终灭掉曹国，而曹国的都城即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陶邑。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载：“宋在春秋兼六国之地，宿、偪阳、曹三国其见于经传者也，杞、戴及彭城则经传俱不详其入宋之年，而地实兼并于宋。”宋国疆域在春秋时得到了较大增长，并向东南发展，达到淮泗流域。
卫国在春秋中期长期依靠晋国的鼎力支持才能生存，而卫国也成为晋国的铁盟之一，但春秋晚期两国的邦交关系从盟主与盟国的关系逐渐走向为敌对关系。卫国脱离中原联盟后，参加了齐国联盟。在齐国联盟解体后，卫国遂成为晋、齐两国争盟的对象，但卫国此时在政治态度上已偏向于齐国，故虽晋军力仍胜于齐，但始终无法获得卫国的青睐，晋卫两国的邦交关系也在频繁的军事对抗中走向终结。晋卫两国邦交关系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卫国在晋齐间摇摆不定并最终叛晋，晋国的一系列失礼行为是促使卫国叛晋的直接原因。前529年，晋军以兵车四千乘赴平丘之会，司马叔鲋在晋军经过卫国时向卫国索求贿赂，晋卫邦交关系自此每况愈下。召陵之会上，晋国欲让蔡国先卫国歃血，卫国据理力争，在周卿士刘公的帮助下才得以先歃。这表明晋卫邦交关系已不受晋国重视，晋卫邦交的降格导致卫灵公对晋国不满，开始寻求叛晋的机会。前503年，齐、郑两国盟于咸而徵会于卫，卫灵公欲叛晋，但国内贵族不同意，卫国在晋齐间摇摆不定。此时晋卫邦交仍有挽回的余地，但晋国赵简子的强硬态度葬送了这种可能。同年冬，卫灵公与郑献公盟于曲濮卫国正式加入齐国同盟，成为了叛晋集团的一员。 第二阶段，晋卫交兵。在卫国叛晋后，卫国与晋国范氏的往来成为了晋卫之间的主要联系。范氏、中行氏作乱的晋国内战时，卫国积极与齐国联系谋救范氏，并屡次与晋国作战。晋赵鞅在平定范氏、中行氏之乱后，占据了邯郸等地，赵鞅为了扩张势力，屡次伐卫，卫国在赵氏的征伐中逐渐削弱，晋卫之间也已无正常邦交可言。“自是卫非复卫有，并不为晋有，而为晋、郑大夫所营狡兔之三窟也。”卫国在这一阶段的实力被削弱的极其严重，实力不如晋国的一个卿大夫。而晋国内部的强硬派事实上已经不再将卫国视为诸侯，晋国大夫成何说：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成何的语气很傲慢，自然有失大国礼仪，但言下之意也很明确，卫国也就相当于晋国的温县、原县一般大小，焉能视为诸侯。这也恰恰说明了卫国在当时的实力已经极其弱小了。
鲁国远离晋国，齐国是对鲁国最大的威胁，在晋国维持中原联盟的时代，鲁国与晋国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在晋楚共霸时期，晋鲁两国的邦交关系仍是盟主与盟国的关系。此时晋楚虽同为霸主，但晋国对于鲁国有着更大的影响力。鲁为晋的忠实盟国，晋国主持的会盟鲁国积极参与。但随着晋国内部卿族的斗争，晋国对外邦交不力，齐国便趁机攻伐鲁国，晋鲁邦交在晋国对外军事强势下降和齐国军事强势提升的双重影响下趋向于不稳定。前500年，鲁国与齐国结盟。第二年，鲁国与齐国盟于郑，这是鲁国与齐、郑、卫三国结成叛晋联盟的标志，自此鲁国退出中原联盟。之后的晋鲁关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晋鲁两国的同盟关系告一段落后，晋鲁之间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邦交往来。此时鲁国已走上了与大国灵活邦交的道路，在齐、吴、越三国之间唯强者是从，相较于晋楚争盟时期的郑国而言，鲁国有着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前 475 年廪丘之会，齐人欲合诸侯之师为郑伐晋，郑人辞诸侯，鲁师还。前471 年，晋将伐齐，乞师于鲁，鲁亦派臧石率师会晋师，取齐国廪丘。由此可见，此时鲁已将晋、齐两国等而视之了。
比起宋国和游刃有余的鲁国以及弱小的卫国而言，春秋晚期的郑国还是次等诸侯里最具实力的。郑国脱离中原联盟加入了齐国联盟后，晋郑两国的结盟关系也告一段落。郑国自身拥有一定的实力且对外邦交始终采取独立自主的原则，故在晋楚皆衰落的情况下，审时度势与齐国结盟，成为较早叛晋的诸侯。后齐国联盟瓦解，郑国以独立姿态与晋国展开邦交。晋郑邦交关系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个阶段。晋国后期卿族相争，不能全力对外。郑国洞悉晋国问题，在与晋国的邦交中尽力争取，维护其本国利益。召陵之会时，晋人假羽毛于郑而未还，“晋于是乎失诸侯。”郑国则伺机向外扩张，前504年，郑国趁吴国大破楚国时灭许。同年，“周詹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作乱于周，郑于是乎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在王子朝之乱这一问题上，晋国支持周敬王，而郑国支持王子朝一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引发了晋郑两国进一步的冲突。前503年，郑国与齐国盟于咸，两国在叛晋问题上达成共识，郑国正式叛晋即齐。而后来郑国又经历了从坚定的叛晋到游移在晋、齐之间，最后终归于晋的变化过程。前502年，因郑助王子朝乱党伐周，晋会合周卿士成桓公侵郑。两年后，齐、卫、郑三国会于安甫，三国形成反晋联盟。前499年，郑与鲁和，齐、郑、鲁、卫四国之好形成。晋国范氏、中行氏作乱时，郑国支持范氏作乱，与晋国正统派为敌。在晋国平定范氏、中行氏之乱后，赵简子赵鞅主政，晋郑关系也趋于和缓。前486年，郑围宋雍丘，宋败郑师，后宋再伐郑。晋赵鞅曾欲救郑，占卜不吉，故未出兵。从郑国受宋国征伐时晋国计划出兵营救这点来看，晋郑邦交已有所好转。前475年，齐国与鲁国会于廪丘，欲为郑伐晋。郑国不欲伐晋，故辞诸侯。郑国亦表示出了不欲交恶于晋国的姿态。但晋郑之间和缓的气氛再一次被打破，这一次是晋国新任的正卿智瑶即智伯，荀瑶依仗知氏势大，对内专权打压其他三氏，对外则攻齐伐郑。
从弭兵会盟到三家分晋进入战国前，次等诸侯国的生存环境看似有所缓和，实际则暗藏危机。开始阶段晋楚同为霸主，各国都负有向晋楚霸主朝贡的义务，无疑加重了自身的负担。但是后期开始，随着各国内部的变化以及晋国内战的影响，各国又在面临新的考验。吴越虽然在春秋后期崛起，颇有问鼎中原称霸之志，但是中原主要强国尤其是晋齐楚此时都对称霸渐渐失去了兴趣，转而更注重灭国取地的实际扩张。而且吴越之强相较晋楚齐而言更像是昙花一现。春秋晚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晋国内战。晋国内战实际上是也是新崛起的卿大夫之间的混战，而晋国因为是诸侯之长，一举一动不仅关系自身内部的这些变化，而且也波及到了各国尤其是北方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晋国内战中，范、中行两家得到了周王室和北方诸侯国的大力支持，但是最终败给了韩赵魏和智氏。晋国内战使得范、中行两家最终覆灭，同时因为诸侯国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其中，这些诸侯国的实力也都受到了相当的削弱，尤其是次等诸侯国本来实力就较强国弱，如此一来实力更弱。而随着战国时代即将的到来，战争将变的更加激烈和残酷，次等诸侯国的生存也就更加艰难了。
战国时代下的次等诸侯国的相继消亡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晋国事实上名存实亡。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正式列名为诸侯，天下进入了更为残酷的战国时代。
在战国，由晋国分裂出来的韩赵魏和老牌强国齐国、楚国、秦国、燕国为战国七雄，但是天下当时还不止这几个诸侯国，除以上最具实力外，郑、宋、鲁都颇具实力，卫国则是比之更弱。而在这些诸侯国里，最具实力的郑国，则成为第一个被灭的次等国。
最早被灭亡的郑国
郑国与晋国为邻国，与晋国的关系在春秋时代就时好时坏。三家分晋后，韩国与郑国接壤，也早将郑国视为囊中之物。韩、赵、魏三家已经打败智伯后准备瓜分他的土地。韩相段规对韩康子说：分地时一定要成皋。韩康子认为成皋是贫瘠不长庄稼的地方，要它何用？段规认为一里那么大的地盘却可以牵动方圆千里的政权，是因为地形有利的缘故。一万人可以打败三军，是因为乘敌人不备的缘故。如果能有成皋，韩国一定可以消灭郑国。韩康子果然要了成皋。到后来韩国灭亡郑国时，果然是从成皋开始的。可见韩国想要吞并郑国的野心，在消灭智氏时就已经显露了出来。但是韩国是三晋之中实力最弱的，而郑国虽说不及齐楚魏赵，但也是有相当的实力的，故而韩国灭郑是十分漫长的。公元前423年，郑幽公刚刚继位，韩国君主韩武子趁机攻打郑国，杀死郑幽公。郑国人拥护他的弟弟郑繻公继位。公元前409年，韩武子去世，其子韩景侯继位。韩景侯继位后随即对郑国发动进攻，攻克雍丘。郑国修筑长城试图阻挡韩军继续进攻。公元前407年，郑国对韩国发动反攻，于负黍（在今洛州阳城县西南三十五里）击败韩军，双方连兵不解。但不久后韩景侯随魏文侯进攻齐国，重心东移，使得韩、郑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公元前403年，周安王正式承认韩景侯为诸侯，韩国正式成立。但成立之后的韩国政令上存在许多冲突，大臣严遂和韩侈间也发生矛盾，郑国便于前400年包围了韩国都城阳翟，韩景侯也在同年去世。公元前385年，韩国攻克郑国的阳城。公元前377年韩哀侯继位后，灭亡郑国的时机已经成熟，韩哀侯便在公元前375年举兵攻克郑国都城新郑，并迁都到新郑。韩灭郑之战最终以郑国灭亡为结果结束。
卫国的名存实亡
春秋后期开始的卫国国君大多昏庸，春秋时期，还发生过两次工匠
暴动。公元前478年，卫庄公时，“公使匠久”，工匠终日劳作，得不到休息和应有的报酬，于是发生暴动，以攻卫庄公。卫庄公逃出都城，被戎州己氏所杀。公元前470年，到了卫出公时期，一些对卫出公不满的贵族，利用工匠发起暴动。暴动的工匠“皆执利兵，无者执斤”，出公最终死于越。卫国两次工匠暴动，沉重打击了卫国统治者，也使卫国的国势更加衰败。
进入战国时期，赵国进行了改革，国力增强。赵烈侯死后，其子敬侯继位，曾在第四年攻打卫国，并取得胜利。在赵国的对外战争中，多次获胜，可见此时的赵国国力足够强盛。而此时的卫国，在位的是卫昭公，已经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诸侯国，附属于赵氏。《史记·卫康叔世家》载：“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纠立。是时三晋强，卫如小侯，属之。”
赵国一直将卫国视为自己的囊中物，但是同为三晋出身的魏国则一直对卫国觊觎已久，故而赵魏因为卫国多次兵戎相见，但是最终的结果则是卫国损失最大，已经无法称为诸侯国了。到了卫昭公时期（前431-前426），韩赵魏强盛，而卫国如小侯，成为魏国的附庸。到了卫成侯十六年（前356），成侯见卫国国小势弱，自行贬号曰侯。成侯二十九年（前343年），被魏惠王强行废除君位，改立卫灵公的后代子南劲为卫侯。
因为国势不如诸侯，于是贬号为侯。而到了公元前335年，卫平侯去世，卫嗣君继任君位。公元前330年，自贬称号为君，卫国自此仅存濮阳一地。前254年，卫怀君前往魏国朝觐魏安釐王，被执杀，魏灭卫，卫亡。魏安釐王改立自己的女婿为卫君，是为元君。公元前241年秦取濮阳等地，之后秦国在此设立东郡。公元前239年，卫元君被迫迁往野王，卫国此时实际上已经已名存实亡。公元前209年，卫君角被秦二世废为庶人，卫国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之中。
一度强盛却被灭亡的宋国
宋国是战国时代除了战国七雄之外面积最大的诸侯国，也是最具实力的。尤其是在春秋末期灭掉曹国后，宋国实力又得以增加，而且因为其地交通便利，土壤肥沃，宋国成为诸侯国之中最富庶的国家。而且因为宋国是先朝后裔之国，影响力不容忽视，列国的不少会盟都选择在宋国的范围，如徐州相王就发生在宋国的境内。
不过在乱世时代，尤其是在大国的夹击中，宋国的对外政策时常飘忽不定，丝毫没有自主权，处处为大国所牵制，随时都存在被大国吞并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势，当时有人对宋的形势作了剖析，《战国策·楚策一》之<齐楚构难>载：“楚以缓失宋，将法齐之急也。齐以急得宋，后将常急矣。是从齐而攻楚，未必利也。齐战胜楚，势必危宋；不胜，是以弱宋干强楚也。而令两万乘之国，常以急求所欲，国必危矣。”
宋国地处天下之中，北临齐、赵、燕，西近韩、魏、秦，南与楚国接界，完全处于七雄的包围之中，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若宋强，则周边诸侯必受其害；若宋弱，则诸侯可竞相利用之以相互牵制；若宋亡，则大国间的力量分配将重新构筑，有的将会增强，有的将会削弱。因此，宋国在群雄中处于诸侯平衡彼此势力的砝码与利益交换的条件。战国初，魏国强大，宋国便服魏以自保，后来齐楚强，则跟随齐楚。
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发生卿大夫夺权，江山改姓或由旁支取代，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战国中期宋国的权臣、宋戴公在400多年后的后人子剔成废掉宋桓侯而自立的事件。宋戴公的后人以“戴”为氏，所以这件事被称为“戴氏取宋”。
剔成君在位时代，宋国人对霸业已经没有任何期待，贵族们贪图享乐，推崇商贸，这就更是促成宋国经济社会的繁荣。但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假象，如果没有战争，宋国人的美梦还会延续到很久，但是战国时代就是一个战争频繁的时代，这种繁荣很难持续长久。公元前329年，戴偃袭击哥哥宋剔成君，宋剔成君打败逃到齐国，戴偃自立为国君。
宋王偃年少即位，国政由太后与大尹戴不胜主持。戴不胜辅佐宋王偃推行王政，“欲其王之善，而进贤人薛居州。”对于战国时期的苛税，宋国采取比较宽松的轻税政策，宋国的大夫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贤者当政，使宋国出现一时之盛。在军事上，宋国曾“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并“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号称“五千乘之劲宋”，一度跻身于大国之列。到了宋王偃统治的中晚期，宋国高层内部的权力之争变得日趋激烈，出现贤者被逐，小人当政的局面，“唐鞅蔽于权而逐戴子。”
于是，宋国的统治政策在唐鞅等人的撺掇下也发生了变化，宋王偃彻底废弃了仁政，转而实行专任刑杀的暴政，类似于商朝末代帝王帝辛（纣王）。他用皮袋子装着血，把它挂起来用箭射击，称做“射天”，并且用鞭子鞭打土地，还砍掉土神、谷神的神位，把它们烧掉。说要用威力降服天下鬼神。宋国的百姓非常恐慌。因此诸侯都称宋康王为“桀宋”，说宋会干出他的祖先商纣王干过的事，不能不杀。于是要求齐国攻打宋国。
公元前288年，齐国大举攻宋，先取其淮北地；次年，又与韩、赵、魏、燕合纵攻秦，同时出兵攻宋平陵（今定陶东北）。前286年，宋国发生内乱，宋派臧子向楚求救，齐随即发动第三次攻宋，楚阳许之而阴欲齐、宋两败。宋民久苦于"桀宋"虐政，民心离散，城池不守。齐军得以迅速攻破宋城，宋王偃逃至魏，死于温（今河南温县西）。至此，从西周初年就立国的宋国灭亡，共传三十四君，享国八百二十九年。
客观而言，宋国在宋康王后期如果不要那么疯狂，以当时宋国的实力和影响还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但是宋康王的疯狂举动最终将宋国带入了万劫不复之地，而灭宋后的齐国也因为树大招风也陷入了更大的危机。
最后被灭的鲁国
鲁国是周王室至亲之国，望邦，春秋时代也曾经有过煊赫一时的时代，但总体上实力不如晋秦齐楚四强。战国初年，除七雄之外，次等诸侯国中以宋国最强最大，鲁国次之。
鲁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三桓长期把持朝政，三桓起于鲁庄公时代（前693年─前662年），日后逐渐壮大，成了鲁国真正的主宰。在春秋和战国初期，以季氏为首的三桓也曾锐意改革。在经济上推行初税亩、使用田赋，促进井田制的瓦解，加速了鲁国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鲁国的经济发展；在军事上，分三军，后来又废中军，分国为四，壮大了三桓的实力，更便利了战争时迅速出兵，相对而言是较为可以的军事改革。对外方面，三桓清楚地认识到鲁国弱小的国力，为鲁国周旋于晋、齐、楚、吴等强国之间，委曲求全，斡旋外交，颇可称赞。不过总体上而言，三桓谨守周礼，坚持传统的礼乐制度，成为他们及鲁国没落的根本原因。其次诸侯争霸的外部环境成为三桓衰亡的客观原因之一。齐鲁为近邻，但两国立国治国方针则大不相同。齐国“尊贤上功”，鲁国则“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日后齐国无论是姜氏齐国还是田氏齐国，基本都秉承事功思想，而鲁国则始终恪守周礼。
鲁穆公时期（前415年－前383年），鲁国实行改革，任命博士公仪休为鲁相，遂渐从三桓手中收回政权，国政开始奉法循理，摆脱了三桓专政的问题，重新确立了公室的权威。而三桓之一的季氏则据其封邑费、卞，独立成为了费国。但是在多年的三桓时代里，齐国不断蚕食鲁国及其周围地带，鲁国已经不堪一击，齐国之所以维持鲁国的存在，主要是出于战略和传统上的考虑。公元前323年，鲁景公卒，鲁平公即位，此时正是韩、魏、赵、燕、中山五国相王之年，鲁国不曾参与，彻底沦为次等国家。鲁文公时代，齐国灭宋，齐国版图直达淮河，鲁国完全被陷入了齐国的包围之中。后赖五国伐齐，鲁国得以继续苟延残喘，还取得了一部分土地。虽然田单复齐，但是齐国也无法威胁鲁国了，可南部的楚国此时正在积极谋求向淮北原宋国故地和鲁国齐国扩张。公元前255年，鲁国为楚考烈王所灭，迁顷公于下邑，封鲁君于莒。六年后（公元前249年）鲁顷公死于柯（今山东东阿），鲁国绝祀。
次等诸侯被灭的原因
西周初年分封，大约有八百诸侯国，到了春秋初年尚有一百七十多诸侯国。而到了战国初期，就只有几十个诸侯国了。而到了战国后期，连十个也不到了。诸侯国如此急剧下降，说明了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是战国时代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弱小的诸侯国根本难以经得住残酷的厮杀，最终都被灭亡。而春秋战国时代如宋、鲁、郑、卫、邢等次等诸侯国最终也被灭亡，更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白热化。
次等诸侯的实力客观上是并不弱的，春秋和战国初期都曾经是具备千乘之国的实力。而且普遍都有着显赫的身份地位和不俗的实力，是足以为强国的，之所以称之为次等诸侯，是因为春秋晋秦齐楚和日后战国七雄的实力太强，他们的实力相对较弱所致。能将国势维持到战国时代都不是一般的诸侯国，都是有着相当的实力和手腕的。但是次等终究是次等，春秋时代尚允许次等诸侯国玩儿骑墙，战国时代的兼并激烈使得次等诸侯国的生存和转圜空间都急剧缩小，最终走向灭亡，而次等诸侯最终走向灭亡也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是没有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深刻的改革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是真正的乱世和大争之世，尤其是战国时代。周王室的权威在春秋时代急剧衰落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列国尤其是较弱之国若想生存，最根本的发展途径就是变革，进行深刻变革，发展生产力。而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是春秋后期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诸侯国都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和世卿世禄的宗法秩序逐渐被封建自耕农和官僚体制所取代。变革早和变革深的诸侯国都得以强国，而变革缓慢和因循守旧之国则日渐削弱。春秋战国时代，次等诸侯国实际上也在跟随潮流进行了各方面的一些变革，但变革的力度与大国而言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削弱以及灭亡也就注定是迟早的事了。
其次是君主普遍耽于享乐不思进取致使国势日衰
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国君王，普遍有着忧患意识，虽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但因为国力支撑，尚可以维持。而中小诸侯国尤其是次等诸侯国本身地位就非常尴尬，而社会变革力度不足，君主耽于享乐的更是占据了绝大多数，尤其如卫国，荒淫无道更是少见。国势衰弱，加上君主能力一般，又没有深刻的变革，这无疑会使得原本就弱的实力更加削弱，连次等诸侯的地位都难以维持。春秋时代，大国尚还有些礼法的束缚，不轻易掀起灭国大战，这些诸侯国尚且可以继续盘剥百姓进而苟且偷安，但是到了大争之世异常残酷的战国时代，这些诸侯国的生存就会是举步维艰，灭亡之日不远矣，至于何时被灭完全看大国的意愿了。
再次是经济发达但极为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
这些次等诸侯实力不够，但是普遍经济比较发达，尤其是宋、卫两国经济最为发达，郑鲁也可圈可点。宋国的睢阳、彭城、陶邑为三大城市群，卫都濮阳也是极为繁华的。这些次等诸侯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便利，地势平坦和土壤肥沃。这些诸侯国的变革力度不够，主要不是经济上的变革力度不够，而是与经济配套的上层建筑和思维没有有效的衔接，所以导致其常常是畸形发展。而悲哀的是这些诸侯国经济发达但政治和军力却普遍孱弱，加上交通便利地处四战之地，无疑成为了周围强国最好的蚕食和消灭对象。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到战国时代，主要是列强均势所致，列强都想单独一口吞下，也都具备这个实力，主要是担心吞下后的后果故而谁都不敢贸然下手，只能是步步蚕食。
没有深刻的变革、君主的普遍昏庸和地缘态势的不利，是次等诸侯最后走向灭亡的主要原因，此外再加上思维与体制的僵化，以及一些可能的偶然因素，无疑让这些次等诸侯最终走向了灭亡。而这些教训都为强国所借鉴，真正能吸取周遭邻国灭亡教训的，时刻保持忧患意识的最终会走向成功，相反如果没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那么即便是强国，日后也将难免不会被灭国。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