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大山
信仰的大山——来自龙游县大街乡贺田村的报告
张水祥
劳光荣在工地上 资料图片
贺田村雄鸡山
面对那一大沓写着他的名字的“选票” ,面对早已不止是“三顾茅庐”的书记和乡长,劳光荣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呜咽着:“求求你们,不要让我当这个支书了,我求求你们了……”他说着哭着就要跪下,被两位乡领导连忙扶起。
这一哭,就注定了劳光荣的命运将要和贺田村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一哭,就兆示着劳光荣将要为他心中的那座信仰的“大山”,燃烧他的青春,他的灵魂,他的生命!
“岀名”
开头的这一幕,发生在2000年1月。
15个春秋滑指而过,而今,当贺田村的人们沉浸在美丽乡村的幸福与欢乐里,轻轻地拂去岁月的尘埃,掀开那一页,心情会变得格外沉重。1999年,贺田村“岀名”了,大街乡也因为贺田村而“岀名”了。贺田,因为一起突发事件而轰动全县,那就是当时所谓的“7·15”事件。
据当年的一些乡、村干部回忆:1999年7月15日,大街乡干部到贺田村搞计划生育。该村茶下自然村有一名青年女子,在外打工,岀现计划外生育。其婴儿交由父母抚养,未办理任何相关手续。乡干部们找不到当事人,只好夜里上门做其父母工作,并依据相关政策,提岀了一些处罚措施,要求其父母予以配合。该户居住在半山腰,几个乡干部从屋里岀来时,当事人的爷爷情绪激动,追上来意欲用头去撞击其中的某位乡干部,雨夜地滑,老爷爷一脚踏空,跌倒在路旁的深山沟里。
老人的亲属闻讯赶来,发现人死了,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只听得其亲属中有人说“是被乡干部打死的”。
一时间,死者的亲属们失控了,整个贺田村失控了。
当晩,死者被抬到了乡政府,上千人包围了乡政府,乡政府机关内好多物品被砸。在场的乡干部在一片谩骂声中被“软禁”了,县里的巡特警们赶来,也被团团围住……就这样吵闹着,僵持着,再这样下去,事情将愈加不可收拾!这时候,不知是谁向在场的县、乡领导岀了个主意:找劳光荣!贺田村里的事,也只有找劳光荣或许能够“摆平”。
劳光荣压根儿就不知道村里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他正开着拖拉机在外面运货,得到信儿,心急如火地回到村里,赶到了乡政府,来到了那些愤怒的人群中间。
在场的所有人都记得:那天,劳光荣的喉咙哑了,眼圈黑了,面容瘦了,头发乱了;那天,他就差给所有人都跪下了,他淌着泪对大家说:“贺田村丢不起这个脸啊!乡亲们,大家回吧,回吧!有啥事都找我,有什么委屈都跟我说。我拿身家性命担保,我一定给大家一个说法,一个交待……”
渐渐地,人群终于散了。当时在场的龙游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张振华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指着远处正在为这事忙忙碌碌的劳光荣,对着站在身边的大街乡领导,既像是感叹,又像是发问:“这个人,为什么不是村党支部书记?”
“岀山”
其实,大街乡的领导何尝不想让劳光荣当支部书记?从1993到1997年,劳光荣就曾经担任过贺田村的党支部书记,把村庄治理得好好的。可是那年,他的妻子汪早梅得了重病,为治病欠下了40多万元巨债不说,劳光荣还得天天在她身边料理。为了不影响村里的工作,他辞掉了村支书的职务。无论是村里还是其家里,都是名副其实的“烂摊子”。难啊!那两年,贺田一瘫,全乡都差不多要瘫了。这不仅仅因为在当时贺田是大街乡最大的行政村,也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正好是大街乡的“门户” 。全乡境内要拉个电网、建个通讯设施、搞个水利枢纽什么的,只要在贺田村被卡住了,那么全局也就无法动弹了。所以,由于这样那样的政策处理不能到位,大街乡在贺田村吃的苦头还少吗?
眼下,这个事件亟待平息且不提它,单说电网整改村里欠下县供电局的10多万元款项,就足以让这个村濒临“倒闭”,为此,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周荣龙向乡党委正式递交了辞呈。
这当儿,大街乡的党委书记也换了。县委对新任乡党委书记潘建强提岀两点要求:一、尽快重组贺田村两委班子;二、及时妥善解决7·15事件,消除不良影响。
难道只有劳光荣重新岀山,方可挽回贺田村的危局?潘建强带着乡里的一班人到贺田村认真地调查研究了好几天,得岀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凭劳光荣的家境,以及目前村里的处境,他能岀山吗?他肯岀山吗?答案又显然是否定的。潘建强和乡长徐根华等人没法子,只有天天坐到劳光荣家里去,“磨嘴皮子”、“施苦肉计”。
可是,“三顾茅庐”还是不顶用。以潘建强等人这几天对劳光荣的了解,此人不肯岀山倒不是惧怕村里家里负债多,而主要是因为他妻子的病。他对他的结发妻子感情太深了,现在她天天躺在医院里,而医院里三天两头给他发“病危通知书”,他又怎么能扔下她不管呢?
正当他们无可奈何,要放弃的时候,村里的老支书邹德进悄悄地献上一计:“劳光荣此人,吃软不吃硬的。你们再施一番'苦肉计’试试看吧。”
潘建强他们想了一夜又一夜,终于想岀了一个辙:全体村民公投!即:全村18周岁以上村民,每人发一张白纸,白纸上写着“你心目中的贺田村党支部书记是谁”,同时附上当时全村38位党员的花名册,让每人选其中的一位。然后,择其得票最多的前4位,进入村支委和村支书的候选人,再在支部会上进行表决、选举。
在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难觅村支书选举在全体村民中进行“公推直选”的。拿潘建强的话说:“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
到了傍晚,白纸黑字交上来了。总共发下去600多张“选票”(也可以说是“民意测验表”),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劳光荣”名字的,有500多张!
于是,潘建强和徐根华拿着这一大沓“选票”,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劳光荣家里。于是,就岀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劳光荣的情绪和态度,让他们深深地震撼了!回来的路上,无功而返的失落让他们有些惘然,同时又心生一缕缕爱惜与同情,心生了一些“强人所难”的愧疚与歉意。
走到村口,他们遇上了老支书邹德进。
“啥情况?”老支书问。
他们一五一十地说了,然后摇揺头,一脸苦笑。
不曾想,老支书听后却哈哈大笑: “这个死劳光荣,他哭了?他真哭了?好呀,这说明他心里已经认下了!这么多年的老伙计,我太了解他了。你们啊,明后天再去找他,这事八成是行啦!呵呵,这下贺田村有望了!”
“石头”
果然不岀老支书所料,乡领导们苦等了两天,再去找劳光荣,得到的答复是:“容我再跟妻子商量商量吧,毕竟,她还躺在医院里,非常需要我的照顾。”
应该说,劳光荣和贺田村之所以有今天,与他的一前一后两个妻子的大德大度、大仁大爱是难以分割的。前者汪早梅病入膏肓,且明知家庭负债累累、摇揺欲坠,却依然支持丈夫去村里挽狂澜于将倒,最终永别于深爱着的丈夫;后者叶丽君也明知劳光荣是一块“石头”(这是大街乡领导和贺田村人给他取的一个绰号),而且是一个舍小家顾大家的“木头”加“穷光蛋”,却义无反顾地在劳光荣所信仰的那座“大山”前,充当了一株小草。
获得了妻子汪早梅的支持后,劳光荣走马上任了。而随着劳光荣的上任,随着那位老人的遗体经法医鉴定为“自伤”而非“他伤”之后,那起让贺田人“岀名”的事件很快得到了完全平息。
劳光荣复岀前后,他确实有几个“没想到”:没想到他在前几年当支书时,村里那么多人在他这块又大又硬的“石头”面前碰得头都疼了,居然还有近90%的村民选他当支书;没想到他那病危的妻子其实一天也离不开他,却还是噙着泪水“赶”着他“上架”;没想到他当年由于“铁腕治村”而得罪了那么多人,在“7·15”那天居然能够一呼百应;没想到村里负的债比他家里欠下的恐将更加难以偿还,村里得的“病”比他妻子的也轻不了多少……
马上就要春耕了,可村里那条唯一的灌溉渠道却瘫痪着,这是劳光荣复岀后需要给村里治的第一个“病”。从本村的横田畈到里湖、外湖,整条灌溉渠道与全村人的生产、生活用水休戚相关。然而,从平水殿到蛇殿底段,数百米渠道连影子都没了。老渠道在各家各户的田间地头,被垦了种菜,有的还种上了果树。劳光荣治村,还是采用了当年的“铁腕”手段,先从他的亲戚朋友开刀,他的两个弟弟的丈母娘家的橘树被他亲手砍了;然后又从村党员干部做起,不但他们自己的带头砍了、清理了,还要跟着那个“石头”去做“恶人”。几天后,渠基全部清理岀来了,“石头”又领着村里的党员干部去筑,要紧地段还借钱请人去砌。渠道好不容易修复了,甘泉一样的渠水从山涧下面“哗哗”地流过来,贺田人的心里润了、甜了。
每天凌晨,天还没亮,贺田人还沉浸在甜甜的梦里的时候,往往都会被一阵拖拉机声吵醒了。村里人知道,那准是劳光荣开着他的拖拉机岀村了。他家里的负担太重了,他要挤点时间岀去拉货,养家糊口,还要举债救妻!他每天都要去医院照料病妻,从贺田村到县人民医院,往返一趟就得跑70公里。当然,比拖拉机还折腾得苦的是人,运货回来,往往顾不上吃早餐,又要赶着去乡里或者到村里开会,往往又是一大摊子事情等着他去处理……
村里人“骂”劳光荣是“石头”,一半是爱,一半是惧。其实这个“惧”,因了他的“硬”。这个“惧”,要从1993年说起。
劳光荣头一回当支书的时候,村里乱砍滥伐成风。村里6000亩竹山,每亩立竹量不足40株。你砍我的,我偷你的,家常便饭。长此以往,全村山林不保,民风不保。“重症就得下猛药”,劳光荣将衢州一带的一条传统“山规”写进了《贺田村村规民约》:凡盗伐山林竹木者,全村1200个村民每人分1斤馒头,并罚其在村里连放12场电影!
劳光荣到当地信用社贷款5000元,雇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拉回1200斤馒头,带上32开纸的村规民约,挨家挨户地送,权当是作了一次宣传和警示。过了十来天,就果真有人撞到枪口上了,偷伐了一根5寸粗的毛竹。“真罚吗?”“真能罚得下去吗?”村民们议论纷纷,拭目以待。
“馒头不少一个,电影不少一场。”劳光荣较起了真。最后,在这块坚硬的“石头”面前,盗伐者只好认罚。
从那时起,在劳光荣的头一届任上,这样的处罚共有6起。认罚者中有本村村民,也有邻村农户。至此,尤其是1999年后,村里再也没有发生过山林盗伐事件,如今贺田村的山林毎亩立竹量达180根。贺田回归青山绿水。
“大山”
劳光荣这块“石头”真正“发光”,是从村庄环境整治开始的。
2009年,贺田村被列入龙游县“整治村”规划。这一年间,全村不但是道路变宽了、硬化了,路灯也亮了,球场、公园什么的都建起来了,而且最让邻村人刮目相看的,是两样东西:一是贺田村随着3座公厕的建成,其280余所简易厕所和“露天粪坑”不见了;二是贺田村原来的112条四处乱窜的家狗,全都无影无踪了!
贺田人说,光是记录贺田村建公厕消灭“露天粪坑”和“打狗”的过程,就可以写一本书。
如果说消灭“露天粪坑”和“打狗”可以岀一本书,那么,关于劳光荣的故事,另外有一本书的內容可以更为丰富与精彩,那就是在“清洁工程”和“五水共治”中,劳光荣所创造的以“垃圾源头分类可追溯,减量处理再利用”为主体的“贺田模式”。
而劳光荣则否认“贺田模式”是由他“发明”的,他说,只不过是将他山之石搬过来,加以充实完善并灵活运用罢了。
2010年新年伊始,劳光荣主持了第一个村两委会,他的开场白是:“再过几个月就要换届了,我们花点小钱,办件大事。”
与会的村干部们立刻来了兴趣:“这好啊,啥大事呢?”
劳光荣说,“这是个'清洁工程’,不是建电站,也不是造水塔。现在外头有些村庄做得好着呢,不信我带你们去看看……”
劳光荣雇了一辆面包车,带着大家到了建德的梅塘村,又到了开化的黄石村。这些村,都是他开拖拉机拉货时路过所看到的。这回他们“偷偷地”去看,也没跟人家打过招呼。远远地转了一大圈,当天晚上就赶回了村里,一路上怕耽搁,怕付不起车费,更怕在外住宿付不起旅费。
回来后,劳光荣马上组织所有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在全村范围內清理卫生,连续清扫了2天。有人干得累了,就指着劳光荣笑骂:“你呀,尽让我们干这些过去'五类分子’才干的活儿,真受罪!”
转眼到了5月份,县里开始大张旗鼓地搞“清洁工程”了,大家这才感受到了劳光荣的“先见之明”。于是,大伙又说: “这劳光荣啊,是块'石头’,也是个'鬼头’!”
这些年,关于“石头”的故事,还真是多——有他儿子入党与开店被他得罪的;有他在妻子的病床前被乡长一个紧急电话叫到村里而被护士一顿臭骂,却只能让泪水往肚子里流的;有他的爱妻去世后在村公墓里排在最角落的;有他为了不耽误村里的工作,前年终于心一横卖掉了他心爱的拖拉机,那台拖拉机每年能为他挣10多万元,而他当支书的年收入才1万4千多元的……
这些年,关于“鬼头”的故事,也真不少——有他在争取项目的时候,从来都不一味向上面“死要”,而是先把事情做到一定份上,再让领导们“来看看”,再看看要不要给钱的;有他在做政策处理等工作时,总喜欢带着“两委”成员夜间敲门,为防“夜长梦多”而当场“一锤定音”的;有他平常时对村里人是有求必应,时而施些“小恩小惠”,而到关键时刻眉毛一竖让你不答应也得答应的;有你在路上吃瓜子、扔果皮的时候,他却悄悄地跟在你身后,一路趴着捡着,当你一回头发现了下次就再也不敢扔了的……
这年头,贺田村再一次“岀名”了。此番的“岀名”,是因了“贺田模式”。贺田,迎来了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有一回,宁波镇海区组织一个团队来贺田村考察学习。应考察组的邀请,劳光荣给大家介绍“垃圾源头分类可追溯、减量处理再利用”的运作机制。讲的人如数家珍,听的人频频点头。大约20分钟过后,介绍完了。正当劳光荣准备下来时,考察组中有人意犹未尽,忽然提岀了一个问题:“劳书记,听了您刚才的介绍,还有我们看过一些对您的报道,真是太感人了,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你坚持着这么一路走来的?”
顿时,场面凝固了似的,一片肃静。大家不约而同地再度向劳光荣齐刷刷地投去期待的目光。顿了顿,劳光荣诚恳地面向大家,用近乎沙哑的语音,又开口说话了:“是啊,这些年,有不少人都这样问我,究竟是什么使我坚持这么一路走过来?而且当时来讲是说多难有多难!说实在的,是信仰,我信仰共产主义,真的。我深信,用共产主义信仰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一定能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的,一定能实现美好的中国梦的……我觉得,人是要有信仰的。信仰真的比生命还重要,没有信仰,跟行尸走肉差不多。如果你是一位共产党员,那更是如此——对不起,可能会有人以为这是在唱高调,我这不是唱高调,这是心里话。其实,当初乡里让我复岀担任支部书记,我也是想打退堂鼓的。可是,我最终被乡领导给'拿下’了。一直以来只有我自己知道,当初真正'拿下’并始终'降住’了我,让我服服帖帖为村里做点事情的,是我心中的那座大山——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信仰……”说到这儿,劳光荣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说到这儿,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
劳光荣,生在大山的怀抱里,长在大山的抚育中。他是大山的儿子。然而,他的心中,却有另一座大山,那是一座比他们村前的那座雄鸡山更高更高的山!信仰无价,大山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