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谷林先生纪念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我在《读书》上陆续发表“书林一枝”连载以来，就从同一刊物上看到谷林先生的评介文字，多所溢美。这是我最早得到赞赏鼓励文字之一，作为作者，自然是高兴的。但并不想进一步打听作者是谁，进而结交、拉拢，以为这样做是低级趣味的，不光彩的。因而彼此平生未得一面、通一笺素。直至先生谢世，始遍求遗作补读。尤其是得到“凤凰读书文丛”版的《谷林书简》后，读到先生对我的一些评论，感触尤深。特别是“丁亥”（二○○七）夏致荆时光一笺论述尤多。且多及一些论辩纠缠往事，最可见其评论标准大凡。说到《读书》文风的改变（不只一次）谷林在别一笺中有极为形象化的解释。他认为前期《读书》作者，以“文苑传”中人为多，后期则以“儒林传”中人为主。真是片言解纷，大有“世说”趣味。仅此一例，可见其见解之鲜明敏锐矣。

　　值得注意的是，谷林说起他对我的述作的感触，长达二百余言，接下去说，“……所以止庵见我架上一堆集中放着的黄裳，就一起要走了。他未必对黄裳有嗜好，他是研究，是‘学者’，你评止庵不属于才子型，大致不错，至于能否传世，则属后话，尽可暂置不理。”读了这一节，使我憬悟，自己的一堆旧作，落入“学者”手中，不是好事。回想近来作文涉及止庵的，有《漫谈周作人的事》（《上海书评》2008年5月25日）一文，说到周作人遗作辑存工作，举出南有钟叔河，北有止庵，上海则有陈子善，并无轩轾。只是不该顺便议论了止庵主编的“周作人自编文集”，指出了错漏之处。止庵正面的回答是“有错当改”四字。另有致陆灏信说此事，此信后在《开卷》上发表，信尾加了一句，似乎是说我别有用心。此外就是批评我作文仅凭记忆，引文前后失次之类。听说还有抱怨我为何不在“自编文集”出版之际批评而在几年以后突然袭击。

　　“自编文集”是一套大书，多年来跑书坊的习惯，偶遇一时眼错，花大钱买了假货，绝不去找书店老板算账，一笑置之便罢。买“自编文集”后，失望之余，也不想找谁理论。此外，我评论此书，是根据出版例言及底封的许诺为准的，如底本的选择，原文发表处旧文的校正……以此标准要求，则此书为不折不扣的虚假宣传下出笼的伪劣产品。出版者为此书投入可观的人力物力，如初问世时即加批评，将产生不可预计的后果。语云，“光棍不断财路”，在这种“低级趣味”的习惯影响之下，批评推迟了。不知时至今日，止庵是否真正按照编例的要求，改弦更张，重加订正！

　　听说止庵不喜欢我的文字，以为抒情过甚。这只是传言，未见文字。这大约是“学者”的研究所得吧。晚近散文的泛滥于抒情，我是非常反感的。故友汪曾祺曾议论及此，我完全同意。但写散文又离不开一个情字，问题所在，只是如何“抒”法。为止庵五体投地的周作人，其散文说及“禹迹寺”、“沈园”等，幽情如酒，几乎溢出杯外。可为一例。

　　最近十一月四日《中华读书报》有止庵《文情俱胜的随笔》一文，胜赞《金性尧全集》，说及四十年代沦陷区的一批作家，“其中成绩最大、地位最高的是文载道和纪果庵”。“此外还有柳雨生、周黎庵、谢刚主以及用‘南冠’、‘楮冠’之类笔名发表文章——作者后来声明系为了‘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的黄裳等”。这里就明显地表现出“学者”的偏爱来了。别人皆无而我独有的大段介绍、悬疑之意也是分明的。

　　五六十年来，《古今》是绝秘、罕传的刊物。也怪我疏懒，直到“藏书家”在刊物上说怪话、查笔名，有如侦探小说似的炒得满天风雨时，才来动手编《集外文钞》。正好我的一位读者藏有全份《古今》，就托他复印，另由热心人如陈子善兄的臂助，得草草成集。子善是有大量辑佚成就的新文学钩沉者，我托他查找在《亦报》、《大报》、晚报上散见的佚文，却因不入新文学范畴而见弃，如此，所谓“集外文”也还是大不完整的。为了说明时代背景，我索性把黎庵的编后长文全部收入。还提供了黎庵失记的红楼研究一文。为了凑足旅费，我还将吴伯宛的稿本一起卖给了黎庵。当时沦陷区的作者，除止庵所列诸位外，实繁有徒。我虽然有黎庵的“延誉”，一概不识，并无借此机缘走上“文坛”的野心。我离沪在一九四二年，其时张爱玲、苏青等尚未出现、大红，苏青用本名冯和遗，早在《论语》上出现，与后来以苏青面世不同。我所交往的，不过柯灵、周黎庵、文载道（他是《萧萧》的编者，我是投稿人）三人而已。

　　谷林在致荆时光第十二札中说，

　　“我买到一套《古今》，颇为自喜。听说黄裳曾另用笔名投稿，我还为此把刊中文章按笔名分别编写了一通存查，我并没有以为那不是关系军国的大事，倒反以为投稿比不投稿为好。”又说，

　　“黄裳是否忌讳，我不问，人如问我，我也仍宣告我不讳忌。理究是非，准许犯错误；情论真伪，不可以作假。”

　　看看，谷林先生有如此气度，真令人钦服。因而也更觉得失此一人之可惜。他还有别的言语，可资研讨。不过那将是另一篇文字了。先成此篇以为先生纪念，草草不恭，见意而已。

　　二○○九、十二、廿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