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想象，基于历史真实之上 | 胡晓军
文/ 胡晓军
今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90周年，明年是“左联五烈士”牺牲90周年，因此，关于“左联五烈士”，上海舞台出现了多个剧种甚至多类版本的原创剧作。不过，迄今为止，单独演绎“五烈士”中唯一的女性——冯岭梅（冯铿）的，只有话剧《作家在地狱》。尽管只是一个小剧场、一台小制作，但年轻而专业的主创们却以不一样的想象力，给予观众们不一样的获得感。
《作家在地狱》将时间定格在冯铿被捕后至遇难前的15天，将主要场景定位于关押冯铿的龙华监狱，展开富有锐气的故事编织力和舞台表现力。全剧的故事主线是冯铿与她同龄的小狱卒曹汉民之间的现实对话与心灵交流，别出心裁而又令人信服地实现了被迫害者与加害者、觉醒者与懵懂者、精神解放者和意志麻痹者之间的碰撞、交锋以及逐渐的交汇、最终的融合。剧终，冯铿慷慨赴死，曹汉民则在其精神的感召下、在对自身悲惨遭际的反思中觉醒。他痛惜着姐姐曹汉秋被凌辱和被抛弃的身影，感悟于冯铿诚恳而坚毅的赠言：“一个人如果知道光明是什么样子，就无法再忍受黑暗了。我宁愿在追逐光明的路上死去，也不愿在黑暗的地狱里沉沦。” 终于站直身体，振作精神，向着“光的来处”奔去。作为必要的情节复线，曹汉秋、曹汉民姐弟与熊司令的关系，曹汉民与看守长、汪处长的关系始终贴着男主人公的情绪及行为协同发展，使全剧显得血肉饱满，颇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话剧《作家在地狱》宣传海报
剧中安排的某些细节也颇值得赞赏。例如曹汉民从受人钱财为冯铿传递物品信件，到自愿无偿为冯铿提供帮助之间，主创闲笔不闲地设计了他去冯铿的住处——公益坊寻找她作品的“过桥戏”。当房东太太从曹的口中得知冯铿是共产党时，惊叹道：“啊呀，哪能阿拉一点也看不出来的呀！”有意无意间道出当年中共地下党员真实的存在状态。因此，这不仅是配合剧情开展、调剂戏剧气氛的闲笔，更是基于历史真实的艺术想象。
两位年轻的主演对人物的性格、气质、言行把握得相当准确，并在关键处展现出强劲的爆发力；几位配角均是一饰二角，人物反差虽大，却能进出自如，把控得体。由此，《作家在地狱》接通了90年前的左联烈士与新时代观众之间的联系——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觉悟与否，在于觉悟之后能否唤醒他人，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时代发展。正如导演马远所说，该剧展示并传递给当代青年人的，不仅是了解和感激革命烈士为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牺牲，而且是思考和判断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找到自我，找到信仰，努力成为一个有理想、有目标并为此孜孜以求、无怨无悔的人。台上，在两束灯光间，冯铿的生命在24岁时结束了，曹汉民的生命则在24岁开始了；台下，在全场掌声中，内心被触动的生命又岂止一个。
该剧编剧韩丹妮，想要借“一个糊涂人的眼，通过探看那些不怕死的智者，来洞察自己慌乱迷茫的内心，汲取一些勇气”。这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写法。全剧正是以曹汉民这一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冯铿建立了反向同构的戏剧关系，借此突破常见的创作思维及方法，既彰显了革命先烈的光芒，又触动了当代观众的心灵，既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又是为了激励的暗示。
以“左联五烈士”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现较少，原因也许是故事性不强、戏剧性不足，被相对保守的创作思维所冷落。时至今日，随着创作思维的拓展和艺术手段的丰富，那些生命历程短暂而又丰富、精神世界纯粹而又壮烈的题材，反而给了当代创作者以基于历史真实并展开艺术想象的广袤空间。此剧便是其中一个小而清晰的例子。以舞美设计为例，上下两层、铁栏纵横的全台监狱格局，便是几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其在配合导演的多时空叙事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喻示受害者和迫害者、醒悟者和混沌者无一人不处于或实或虚的牢狱之中，有的知道但无法摆脱，有的不知而懵懂度日，有的则以此为生、为安身之处、获益之所。在总体压抑、阴冷的布局中，灯光发挥了反映人物情绪、调剂戏剧氛围的作用，而位于舞台前端的传送带使凝固的空间、沉闷的舞台产生了流动性，用以表现使高尚灵魂得到升华、鲜活生命得到追寻方向的象征意义。至于台上的写实表演和幕后的音响效果的结合，明暗有致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扼杀进步思想的惨无人道、残害无辜群众的草菅人命；而貌似柔弱、实则坚韧的冯铿形象，揭示出人对光明和理想的追求，压倒了对残害和杀戮的畏惧，正所谓“身在地狱的荆棘之中，心却开满了人间的花朵”，双方的精神价值由此形成对比，高下立判，从而揭示人心所向和时代趋向。
《作家在地狱》的部分情节、场面和气氛，可能借鉴并扬弃了后现代主义剧作的因子，特别是《死无葬身之地》，就连剧名也能令人想起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该剧对熊司令、看守长、汪处长的残暴乃至变态表现有余，对其色厉内荏的描写则几乎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冯铿、柔石等的精神高度和无畏态度，正需要通过这一点来加以微妙的衬托。《死无葬身之地》通过意大利“合作分子”们的交谈加以自然的表现，可资借鉴。《作家在地狱》还使用铺天盖地的纸张来渲染戏剧效果，大致得体，但在戏剧高潮时由看守长、汪处长站在“二楼” 两端向冯铿头上大撒A 4纸，不仅有些用力过猛，而且令人出戏，产生不应有的滑稽之感。
《作家在地狱》凭着当代的视角，凭着年轻的锐气，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打开了一个貌似微小、实则宽阔的突破口，从而接通了历史和当代。此外，更有一层接通之处也许较为隐晦，那就是先进的思想和优美的文学是社会共有的宝贵财富，是所有作家的必须坚持。该剧通过冯铿的书信和言谈，尤其是她与自己学生的一段隔空对话，强调了文学改造人心、揭露丑恶、警示社会、昭示光明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