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祖父坐牢,父亲病逝,却能维持小康生活,只因有一笔秘密资产

鲁迅十几岁时,家中连遭劫难,先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因为科场舞弊案判了死缓(斩监候),家中花钱打点,才保住命,在杭州坐牢。
然后是鲁迅父亲病倒,请医问药,还是医治无效去世了。
周家虽然有些家底,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家中的积蓄花光了,只能卖房卖地……
周家虽然败落了,房子在绍兴城还是首屈一指,一座向南的大宅院,大门高大气派,大厅敞亮豪华,房屋足有几十间,后面还有一个三亩大的园子——百草园。
但是!鲁迅家的房子卖不了。
鲁迅家的老祖宗早就预料到将来某一天,不肖子孙沦落到卖房卖地的地步,为了防止儿孙不会没房住,没饭吃,老祖宗殚精竭虑,想好了应对之策。
周家新台门六房,各房的房子交错分布,一家一户,想卖也卖不了,要卖只能六房联合起来一起卖。
要想六房一起卖,只能六房全都衰落以后,才会一致通过。
只要有几家兴旺的,房子就卖不了。所以鲁迅出生时,周家新台门六房,有几房已经衰落,靠着跑当、借债度日,也卖不了房子。
鲁迅家只能卖地。
鲁迅出生时,家中有四五十亩水田。浙江绍兴,地少人稠,土地精耕细作,产量高,收的租子也多。鲁迅一家,加上丫环、奶妈、厨娘、帮工,总共十几口人,四五十亩水田收上来的租子还是很够吃的。
家中出事以后,鲁迅家卖了一半田地,剩下二十亩,不敢再卖了,再卖就不够吃。
在鲁迅祖父没出事以前,周家新台门六房,鲁迅家的家境是最好。鲁迅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考中进士,在江西做过知县,在朝廷做过内阁中书。虽然没弄到大钱,总是有进益的。
别的几房子孙,读书不成,又不肯做工、务农,闲得没事还染上大烟瘾,坐吃山空。他们自家的田地早就卖得所剩无几。
鲁迅祖父归家丁忧时,看到这群周家不肖子孙,气得追着打他们。
这些周家不肖子孙的生活来源,除了跑当铺、借债,就是等一个美差——大祭祀值年。
图:鲁迅故居大厅
关于周家的“大祭祀值年”,鲁迅在小说《故乡》中谈过:
“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工;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故乡》虽然是小说,背景却是真实的,鲁迅家族确实有个祭祀值年。
在说鲁迅家庭的祭祀值年以前,先说说鲁迅家族。
鲁迅家族在绍兴是名门望族,有三座气派的大宅院——老台门、新台门、过桥台门。
三座台门里住着的周氏子孙是同一个老祖宗,分属三大房,随着子孙增加,每房又派生出三小房。
古人讲究“慎终追远”,祭祀祖宗是头等大事。
三座台门里的周家子孙是同一个老祖宗,就由各房轮流祭祀祖宗,每房轮值一年,这个祭祀叫“致公祭”。
“致公祭”二十七年轮值一次。
鲁迅在《故乡》中说的“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的“大祭祀的值年”,大致上对应致公祭。
不过,小说与实际生活总是有出入。实际上,闰土(现实人物是章运水)与父亲去帮工的是鲁迅家族的另一个祭祀——“佩公祭”。
“佩公祭”是祭祀周家九世祖,这是周家三大房之一“致”字房的祖宗,只“智”字房轮值,九年轮一次。
大祭祀非常隆重,从前年年尾到第二年年终,每逢节日、忌日,都要杀鸡杀鱼,准备丰盛祭品。
鲁迅家祭祀那一年,恰逢鲁迅曾祖母去世,周家大厅停放鲁迅祖母的遗体,祖宗神像移到了大厅西南的大书房。
随着祖宗神像移过去的还有大供桌上摆着的“古铜五事”:铜香炉、铜烛台、铜花瓶。这些祭器高大精美,分量很重,很值钱。
鲁迅曾祖母是周氏家族年龄最大的长辈,丧事很隆重,吊丧的亲友进进出出。鲁迅家怕丢失祭器,就让“闰土”父亲把闰土也带来,一个帮工,一个看管祭器。
这样看来,“大祭祀的值年”是苦差,出钱出力,不小心丢了祭器还要受族人的埋怨。
为什么前面说是“美差”呢?
周家老祖宗早就想到——将来会有些不肖子孙,饭都吃不上,哪还有钱祭祀祖宗?要想让祖宗永享祭祀,就要自己想办法——
设立“祭祀基金”。
小农时代,土地是最保值的。所以祭祀基金的通常形式是“祭田”。
老祖宗指定一块土地为祭祀专用田,轮到谁家祭祀,谁家享有这块田地上的收益。
祭田没有标准,小富之家,祭田一两亩,巨富之家,上千亩也有。
从周家三座大台门,可以想象周家当年的繁盛,祭田是少不了的。
据鲁迅之弟周建人说:周家“致公祭”有三百多亩田,“佩公祭”有一百六十多亩田。
可以想象,“大祭祀值年”,祭品再丰盛,祭祀次数再多,也不会把这么多田地上的地租都花光,总会有一笔节余。
如果动动脑子,在祭品上下点功夫,弄得表面上很好看,实际上所费不多,节余会更多。
对那些富贵发达的周氏子孙来说,当然不屑于此,对那些落魄的周氏子孙来说,这是趴南墙盼着的美差。
不过,鲁迅家1896年那次“佩公祭”,实际是“立”字房轮值。“立”字房的子京预先把这年的田租抵押,换钱花光了。
鲁迅父亲只好替他值年。田租被别人花光,自己还要准备祭品,对鲁迅家来说,吃力不讨好。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不肖子孙没钱可祭,又不能让祖宗失去祭祀,只能由别的子弟代祭。
大家族,兴盛时可以互相帮扶,互相提携,衰败时互相掣肘,撒扯不开。
若是一两房日子不行,其它各房日子兴旺,还可以帮扶一把。往往到末世,哪家也是剜肉补疮,拆西墙补东墙,谁也帮不了谁。
生在末世的孩子,一腔怨愤,一肚子凄凉,他们感受到的不是人性之善,而是人性之恶,从鲁迅到张爱玲,无不如此。
图:鲁迅母亲与儿子、儿媳
《红楼梦》中有个情节“秦可卿托梦”,也跟“祭田”有关。
秦可卿临终前,托梦于王熙凤:贾府的繁盛时期即将过去,要提前做好打算,以免将来祖宗没的祭祀,儿孙没的学上。
她给王熙凤出的主意是:
第一:在祖坟附近多买些田庄、房舍。
第二:把贾府的私塾搬到坟庄上去。
秦可卿让王熙凤买的田庄、房舍就是祭祀祖宗的祭田、坟庄。贾府的田地真不少,宁国府七八个田庄,荣国府比这还要多。宁荣两府,最保守估计也有一两万亩田地。
但是,一旦犯了罪,皇帝下令抄家,这些田产是要抄没的。
而祭田,是全家族公共资产,祭祀的是全家族的共同祖宗,不能因为某一房犯罪,让其它各房也不能祭祖。
只抄没犯罪那一房的祭田?也不好操作。有的家族祭田只有一两亩,家族倒有上百人,把他那份祭田分割出来,还不分割成本的。
皇帝以儒家思想治国,就要带头响应“慎终追远”的儒家精神,只要不是谋大逆,不能牵连祖宗。
《战国策》中触龙对赵太后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句话,古今同理。
现在的孩子刚出生,父母就筹划买学区房。收入增加,就考虑给孩子买基金,买保险。
过去的父母也是考虑给孩子买基金,买保险,在农业时代最保险的就是土地。父母有了钱,就买房买地,保障子孙后代有房住,有饭吃。
然而父母这样为子女着想,也不能保证子孙代代都争气。
繁盛过后,总会衰败,总会到某一代,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
1919年,鲁迅家所在的周家新台门就再也维持不住,六房共同把新台门卖给一户姓朱的人家,每家领了一笔大洋。
鲁迅兄弟在北京买了一座四合院,虽比不上周家新台门的气派,一家人住着也绰绰有余。
图:鲁迅兄弟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的四合院
想来衰败也无须嗟叹,日月盈亏,天道循环,一棵大树倒下去,枝杈落一地,总有些会落地生根,长成新的树。
就鲁迅来说,如果不是家族衰败,他很可能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少爷,而不会成为一员文坛巨匠。
作者:叶何其:喜欢文史,爱好八卦,关注女性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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