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水 · 散文】韩养民： 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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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水美文》
︱第448期︱
审稿|谭长征
Chinese Western literary journal
「老家」
作者／ 韩养民
家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避风的港湾。
我的老家在蓝田县三官庙乡韩家岭西村。韩姓初祖源于山西万荣的韩原，而我的祖籍是渭南县大王乡梁头村。两地相距不足10公里，无论是韩家岭，还是梁头村，丘岭沟壑遍布。穷山恶水，父老乡亲靠天吃饭。
我家世代以农为业，祖父是一普通的农民，崇信道教，一心向善，助人为乐，替人解忧是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家乡土匪横行，农民日夜不宁，为了不受人欺负，祖父让我父去关中名儒牛兆廉的私塾读书，于是父亲成了牛先生的私淑弟子，尽管那时社会上已废科举，兴学校，各地改书院为学堂，但牛先生办学仍习程朱理学，兼涉史志，牛先生桃李遍中原，或为地方长官，或为乡绅。大凡牛先生的门生，为地方官吏刮目相看。后来在牛先生推荐下，父亲当了一小学教师。在一次暑期小学教师集训中，他们集体加入国民党。此举，给父亲，也给我家带来了一个有一个灾难。
1939年农历3月15，我降生了，我是长门长子，给全家人带来了欢乐。母亲体弱，没奶喂儿。爷爷奶奶人缘好，家里有难村里人人相助。因此，我是吃百家奶，穿百家衣长大的。我九岁时，多病的母亲撒手人寰，当时姐姐十二岁，弟弟七岁，还有一小妹，尚在襁褓中就送给别人，不久也夭折了。
母亲去世后，我姐弟三人的吃饭，穿衣陷入困境。好在有祖母，又有姐姐相助，我们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建国后，我们家虽被评为中农，但中农是村中最高的成份，父亲又是任为职（教书）的国民党员，随着极左路线的钦定强化厄运濒临。
1956年我考入蓝田中学。那时高中生一年交学杂费、书报费约10元。10元对一贫如洗的我家是一巨大的开支。每年开学，父亲四处求借。那时学校有助学金，对家贫者每月补助六、七元。凡申请补助者，要生产大队开证明。我满怀希望去生产大队。当时大队长寇亥愚是我二祖母娘家亲侄子，看在亲戚份上，我想他会高抬贵手，网开一面。走进大队部，恰巧大队长坐在办公室，翘着二郎腿，与人说闲话，突然一见我满脸不平等条约，很不耐烦地说：“你家把锅当钟敲，还想上学！没钱就回来种地，敌伪人员的儿子咋能给补助？”大队长的话，像灭火剂一样把我心头的希望之火浇灭了，我觉得生活对我把所有的大门都关闭了，路在何方？我带着心灰意冷的神色回到家。父亲见我一脸的愁云，便说：儿啊，人穷志不短，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你考上学，即便倾家荡产，也要供你上学，不会让你受难。
父亲的话，坚定了我上学的信念。牢记老人的话，痴心读书，奋进，读完高中，顺利的考上西北大学，园了父亲的梦，成了我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我家乡的第一个大学生。
1963年8月我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黄龙山林业局工作。当时我领上第一月46元5角的见习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先给父亲寄30元，让为儿操劳的老人吃顿饱饭，以尽“反哺”之孝。
我吃上了皇粮，老人负担减轻了一半，十分高兴。原以为从此可以过安详的日子，不料一个摧残人尊严的社教运动又开始了，大祸临头。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极左思潮的升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开展，简称“社教运动”。这是一个在血雨腥风笼罩下的摧残人性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4年长安县试点，次年春波及临潼县，1965年冬到了蓝田县，我的家乡难以幸免。
那年冬天，天气十分寒冷，滴水成冰，社教工作队，张牙舞爪地进村，老百姓人人自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些沐猴而冠的“左”先生像吹足气的猪尿泡，声嘶力竭喊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口号，期盼在血雨腥风中染红顶子。
运动一开始，他们首先划清阶级界限，选择农村积极分子，磨刀霍霍，绷紧阶段斗争的弦，选好猎物，直把斗争矛头指向漏划地主，富农，队干部，甚至连饲养员也不放过。
社教也自然波及我家，首先怀疑我家是漏划地主，让社教积极分子揭发我家如何剥削长工。父亲为人稳健；从不随波逐流，拒不承认剥削人之事。村中一些不明真相的小青年在工作组唆使下，搞逼供信。父亲心里坦然，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在一个寒风凛冽之夜把父亲关在一邻家小院里，命他坦白交代。父亲是一铁汉子，不管他能如何变换策略，他始终不言不语，真是山崩于前不动声，地裂于后不变色，像一尊雕塑，不慌不忙，不燥不萎，不惊不恐，一夜又一夜，始终如一，致使“左”先生无可奈何。
父亲挨斗的日子尚未结束，“左”先生又把斗争的矛头转到弟弟身上。弟弟初中毕业后，在村中教小学。社教前夕，因父亲是国民学员，取消了他教书的资格，可村里识字人少，没人当出纳，又让弟弟充任，接出纳不到两个月，社教运动来了，说他贪污，天天挨斗。20刚出头的弟弟突然听别人诬陷，一股无名怒火从心中窜起，直顶脑门，两眼喷火头发直竖，像一颗拉断了引线马上就要炸的地雷。工作组见状，便不准他吃饭，不准睡觉，一天又一天软禁在小房里，整的他筋疲力尽，无奈只好承认贪污了300元（那时生产队农民劳动一天均得8分钱，生产队就没有积累）。父亲见弟弟被斗的残状，派亲戚北上黄龙山找我，我闻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从同仁处借了150元，由亲戚带回交给工作组，算做退款，方让弟弟有了回家吃饭的自由。
1966年夏，家乡社教尚未结束，文化革命开始，社教工作组的“左”先生一夜之间偷跑了，我家开始过上普通社员生活。
文化革命的烈火，烧遍全国。可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家乡，尽管有人吼着要把宇宙也震碎似的绝叫，社教反面教训，家乡人却无人响应，逐渐淡化。
1970年春，天大旱，即将下镰收割的麦子遭冰雹灾，秋天又一连下了几十天阴雨，连种子也没收回来。全村人人出外逃荒。父亲，弟弟，堂弟育民三人逃到黄龙山。我们相见，父子抱头痛哭。如何安置逃荒的老人和兄弟。那几天，我急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苦思冥想，忽然想起，有一风雨同舟的战友，在县城关镇当革命委员会主任（即今日镇长），在他的帮助下，把父亲和弟弟安置在城关镇白家沟生产队，生产队给父亲了150斤玉米，父亲，弟弟靠着150斤玉米度过了几个月艰苦难忘的生活。次年春，家乡农忙，他们返乡了。
1975年二月，我回到母校执教。我去信，请父亲来西安小住，父亲背着小东，小晶在校园玩，我妻子也借肉票，买肉给父亲包饺子，首次全家三代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谁料这竟是父子最后一别。次年腊月，父亲突患心脏病，这是数十年风刀霜剑日子，超度的重负所致，当时只有姐姐一人在身边尽孝，弟弟还在渭南讨饭，父亲没有见到两个不孝的儿子就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经营，并为之付出一生艰辛的家。
那时，我在西北大学五七农场——大荔沙苑下放劳动，到了腊月23日晚这个母亲的忌日，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寂静无声之夜，父亲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动。次日晨，接到西安家中电报“家有急事速回”，拿着电报，我预感家里悲苦之灾。这天鹅毛大雪，在两个“五，七”战友的护送下，我到大荔车站，因大雪路滑，大荔到西安接班车已停，我哭着求汽车调度员，他给我找了一个卡车，把我送回西安，我急急赶回学校，见堂弟育民，方知是父亲去了。天啊，痛不欲生，肝肠寸断。回首往事，父亲一生为儿女遮风挡雨，受尽人间辛酸，却带着饥饿，忍着病痛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老天为何如此不公？
第二天我和妻子一同回到家中，我是长子，按故乡习俗，为父操办丧事，当晚为父入殓。第七天，将父亲入土，把父亲送入我家祖坟。父亲去与母亲相聚，陪伴辛劳一生的爷爷奶奶。
父亲去了，在这茫茫世界中再无人让我牵挂。
近年，清明节，我常回老家，为父亲扫墓，回到家看到父亲居住的老屋，看见父亲种的核桃树，枝叶繁茂，见物思故人，百感交集，难以言述。父亲去世时四人帮已倒台，曙光即将来临，他老人家却去了，让儿女永远无以报父亲养育之恩，遗恨终生。
辛劳一生的父亲去世，弟弟考民又接过父亲穷苦的接力棒栉风沐雨辛劳耕作。流水年月，在他脸上刻下又深又密的皱纹，数十年过着穷苦生活，并为之奉献一生。
父亲,弟弟已逝，容颜依旧。“只有亲 人一去不复返”的悲歌留给后人无穷尽的叹息。
父亲已去世三十年，每每回忆，梦绕情牵，思绪如泉涌。我想老一辈在苦难中国大地上生活过的人，每人都不缺少苦难的过去。而父亲的苦难，就像地下深厚的黄土，没有人能够说出这些黄土层的蓄量和它的深度。
为了纪念父亲，我哭着写了散文《思念》，先后在《西安晚报》山东《菏泽日报》，台湾《西北杂志》，《西安日报》发表，以寄托哀思。日本东京日中友还作为范文发给学中文的日本人，令读者感动不已。
心酸的回忆老家，深切的怀念老父，无论是艰苦的漫长岁月，还是退休后的休闲日子，都无法冲淡对老父的想念，对苦命一生弟弟的怜悯。
父亲是一个追求希望的人，他数十年苦苦奋斗朝思暮想地企盼改变儿女的命运，憧憬着幸福未来。如今我们家已改写了老一代人的悲酸历史，姐姐早已进城，姐夫是一家工厂的副厂长。三个外甥参加了工作，小外甥是中科院的博士。三个侄子，在西大做工近二十年，不会重走其父之路，我在西大执教30余年，先后应法国，德国之邀赴欧访问。长子是一家公司副总，次子已走出门，先后赴新西兰，瑞典留学。展望未来，儿孙们要牢记先辈创业的艰难，努力奋斗，自强不息，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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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养民：生于1939年4月，蓝田三官庙韩岭村人，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现任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节庆文化促进会名誉会长，西安秦砖汉瓦文化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秦汉史、民俗学、佛教等研究。曾和著名作家陈忠实等文化名人主编并出版发行《陕西文化旅游丛书》一百余册，约1500万字。出版专著《秦汉文化史》、《节日长安》等学术专著二十余部。先后在日本、港、澳、台等地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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