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陇南的杜甫与《同谷七歌》 娄炳成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这是一千两百余年前，杜甫客居陇南成县时所作的著名组诗《同谷七歌》的起首诗句，接下来，便是“呜呼一歌兮”“呜呼二歌兮”直至“呜呼七歌兮”，一唱三叹的《同谷七歌》正文诗歌内容。

　　肃宗乾元二年（759），时年四十七岁的杜甫因直言谏诤触怒了肃宗皇帝，被强令离开朝廷。他携带一家老小，同逃难的饥民一道，向西流落到秦州。当时，距秦州一百多里处的同谷县（今甘肃省陇南市成县），有个被杜甫称为“佳主人”的县令，听说杜甫到了秦州，便盛情邀请杜甫前来定居，杜甫欣然接受邀请，来到了陇南成县。

　　但是，这位“佳主人”并不是崇拜杜甫的诗才，或者是出于怜悯而收留接济杜甫，而是错误地认为，杜甫做过皇帝身边的拾遗，是可以通达圣听的人，结交杜甫是想让他日后举荐自己。当他见到了杜甫，知道了杜甫不但不能举荐他，反而有可能连累于他的时候，便以一顿饭打发了杜甫，从此不再理他。致使杜甫不得不在同谷县城的飞龙峡边，搭起简易茅棚，以橡栗为食，艰难度日。

　　杜甫在陇南生活的一个多月中，以经行前后为序，将他所到之处的山川风貌逐一记入诗中，写下了《法镜寺》《龙门镇》《凤凰台》《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等二十多首诗，这些沉郁顿挫、忧愤深远的杰作中，犹以《同谷七歌》最为著名，为我们展示了大唐巨变、由盛而衰的缩影。由于他对社会生活许多层面具有特殊的敏感，寄以沉重的感慨，体物甚是工致，抒情颇为深刻，因而其作品富有人情味，读来令人唏嘘不已，铭心刻骨。

　　在杜甫这些诗里，他感慨人民的惨遇，伤感山河的破碎，怨恨官府过重的赋役；难能可贵的是，他突破儒家忠君传统意识的束缚，在思想极度苦闷中去寻找一种支持自己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同谷七歌》，其思想性、人民性、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至今依然散发着夺目的光芒，让后世的陇南人深刻铭记，反复咀读。

　　这首七言组诗，真实而形象地记录了诗人一家困居同谷时艰苦卓绝的生活，描写了一家人惨不忍睹的遭遇和骨肉分离的巨大哀痛。诗人描写的生活是：其食不果腹，“岁拾橡栗随狙公，黄独无苗山雪盛”；其衣不蔽体，“短衣数挽不掩胫，手脚冻皴皮肉死”；其住荒凉破败，“荒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其貌衰老不堪，“百头乱发垂过耳”；其体态羸弱不堪，“身不成名身已老，三人各瘦何人强”；其情绪悲观绝望，“男呻女吟四壁静，西风为我从天来”；其行踪飘忽无定，“三年饥走荒山道”。

　　作者在诗中不仅强调了自己的客居身份，悲苦生活，并由家及国，揭露了当时朝堂上龙蛰蛇游的反常政治现象，对于自己有志难酬的不平也发出了感叹与呐喊。《同谷七歌》充满了家国情怀，是杜甫陇右诗的重要作品之一，它为我们研究唐代时期陇右地区，尤其是陇南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提供了可靠的文化依据。

　　《同谷七歌》的七首诗之间，即独立成章又结构相同，形成了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完整艺术体系，丰富了杜诗多样化的写作体裁。在写作的方法上，借鉴了东汉《四愁诗》的写作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兼有不等句的骚体形式。又使用了重言叠字，进行反复的咏叹。明代的王嗣奭曾评价说：“七歌创作，原不仿离骚，而哀伤过之，读骚未必坠泪，而读此则不能终篇”。

　　诗贵抒发真情。具有强烈抒情感染力的七言组诗《同谷七歌》，是杜甫诗歌创作中闪耀着卓异光彩的重要作品，也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长领风骚，不可多得的佳篇杰构。其“长歌可以当哭”（肖涤非《杜甫诗选注》），被誉为“奇崛雄深”的“绝唱”（胡应麟语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响彻云霄的悲歌”（冯至《杜甫传》），“千古少有的诗篇”（朱东润《杜甫叙论》），为历代杜诗论者所激赏。

　　陇南人深深痛恨那位被杜甫称作“佳主人”的同谷县令，是他的毁约冷遇，使得伟大诗人杜甫未能定居陇南，成了陇南的匆匆过客，如同一颗流星在陇南上空瞬间划过，给陇南留下了无尽的遗憾。按照封建社会吏治回避制度，仕人必须在自己籍贯八百里以外做官的惯例，那位同谷县令肯定不是陇南人。但他是哪里人已经不再重要，官场阴冷，世态炎凉，人情淡薄，随时随处可见。杜甫的遭遇，不过是封建社会许多文人学士都曾经有过的遭遇而已。

　　难以割舍的文化情结，使得陇南人念念不忘杜甫，成县将杜甫住过的地方扩建为杜甫祠堂，后改名杜甫草堂，成了陇南现在的旅游重点项目和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其实，杜甫在这里仅仅借住过一个多月时间，并未筑室，何以言“堂”？不过是对诗圣的一种纪念方式罢了。杜甫的一百多首陇右诗，是继杜甫的“三吏”“三别”之后，又一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新高度，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和研究评论产生了极大影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