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侃理：《史記》與《趙正書》 ——秦末歷史的記憶和遺忘

《史記》與《趙正書》

——秦末歷史的記憶和遺忘

陳侃理

歷史記載大致可以分爲記録和撰述兩類。記録直接來自見聞，而撰述見聞以外的史事，則不得不取材於此前的記載和轉述的傳聞。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自稱“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說明他主要是通過編輯、轉寫已有的記載、傳聞，來撰述歷史。儘管作者考信闕疑，力求實事求是，但終究無法越過所依據的材料而直接面對歷史本身。因此，《史記》中特定記載的史料意義，有必要追溯其取材所自，在原本的文獻語境中來認識。這些材料反映史實的程度，不會因《史記》的取捨而改變。它們承載的歷史記憶產生、保存，也不取決於太史公的主觀選擇，而往往是更大場域中的政治、文化博弈的結果。與此同時，更多的歷史記憶則隨之失落，被人遺忘。

對《史記》的作者而言，秦亡不過百年。關於秦的歷史記載依然豐富，又因爲與現實緊密關聯而受到形形色色的重塑。司馬談、司馬遷着力保存、選取、整合這些記憶的片段，構建出基本連貫的秦史敘述。後世對秦的印象主要來源於此。身處中國史學傳統之中的研究者，多傾向信從《史記》；而在這個傳統以外，人們則抱有更多的懷疑和警覺[1]。不過，信或者疑一般都很難找到絕對的證據。爭論往往流於武斷，或陷入虛無。如果越出這個二元選擇，我們不難想到：歷史記載無論確否，其實都反映某種歷史記憶，本身即是歷史過程的真實產物；而後人對歷史的認識，不能不從現存的歷史記憶入手。剖析歷史記憶的形成、變化及其影響因素，考察記憶被遺忘的過程[2]，這不僅是認識歷史的重要維度，也是接近史實的必由之路。

考察秦末歷史的記憶與遺忘，需要基於與《史記》不同的記載來分析《史記》的取材和撰述，在史料上很受限制。比如，金德建曾經討論過《史記》與《楚漢春秋》關係，列舉兩書記載秦漢之際史事的若干不同之處，指出《史記》別有所據[3]。可惜《楚漢春秋》早已亡佚，輯本所得十不存一[4]，能夠舉出與《史記》相對照的例子爲數不多，難以充分揭示《史記》取材的來源和選擇的方式。

在這方面，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趙正書》除了提供新資料外[5]，或許還能拓寬討論途徑。《趙正書》包含《史記·李斯列傳》所載的獄中上書以及《蒙恬列傳》中子嬰諫阻胡亥殺蒙恬之語，兩事很可能與《史記》所記同出一源[6]。但書中的另一些記載卻與《史記》迥異，最引人注目的是記述秦始皇臨終欽定胡亥繼位，沒有趙高、李斯沙丘密謀矯詔詐立的故事[7]。兩書既有同又有異，關係錯綜複雜。有了《趙正書》的記載作爲參照，《史記》記載秦末歷史的取材來源、標準和編纂方式將有可能得到釐清。這種對比還將說明，流傳至今的歷史記憶如何產生和被保存，同時如何導致另一種記憶被遺忘。

圖1《趙正書》全卷復原圖

一、《趙正書》的內容與性質

《趙正書》是一篇結構完整、內容連貫的文獻。它從秦王趙正（即秦始皇）出巡途中病死，臨終立少子胡亥爲繼承人說起，講到胡亥即位後如何信用趙高，屠戮宗族、大臣，壞社稷，毀法令故藏。子嬰屢次上諫，李斯自我辯護並加勸誡，胡亥一概不聽，倒行逆施，最終被趙高所殺。篇末總結評論說：“胡亥，所謂不聽閒（諫）者也，立四年而身死國亡。”由此看來，全篇的主旨是藉胡亥覆滅的歷史，勸人（特別是君王）納諫。《趙正書》沒有根據全篇主旨擬題，也沒有以不聽諫言而身死國亡的“胡亥”名篇，而是摘取首句“昔者秦王趙正出斿（遊）天下”中的“趙正”二字。這也符合先秦秦漢古書自名的慣例[8]。

圖2《趙正書》篇題

《趙正書》中有不少重複的語句。比如，講到秦始皇臨終擔憂死後政局不穩，對李斯等隨行大臣說：“吾聞之，牛馬𩰖（鬭）而閩（蚊）䖟死其下，大臣爭，齎（齊）民古（苦）。”後文胡亥欲殺李斯，李斯復述了此語（見下文引）。又如書中稱胡亥即位後“夷其宗族，𢸬（壞）其社稷，燔其律令及古（故）世之臧（藏）”。後文子嬰上諫，亦言胡亥“內自夷宗族，誅羣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子嬰又稱秦之滅趙、燕、齊“皆大臣之謀，而社稷之神零福也”，勸說胡亥“今王欲一日而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這些跟書中對胡亥行爲的敘述相合，與後文所載李斯臨死前的勸誡（見下）又有相似的文句。各段前後呼應，文辭近似，可證全書的構思和寫作經過通盤考慮。

篇中也有少數段落與上下文不夠連貫。比如：

後三年，有（又）欲殺丞相斯。斯曰：“先王之所【謂】‘牛馬𩰖（鬭）而閩（蚊）䖟死其下，大臣爭而齎（齊）民苦’，此之謂夫！”

斯且死，故上書曰：“可道其罪，足以死于（乎）？……願上察視之。”秦王胡亥弗聽，而遂殺斯。

斯且死，故曰：“斯則死矣，見王之今從斯矣。雖然，遂出善言。臣聞之曰，變古亂常，不死必亡。今自夷宗族，壞其社稷，燔其律令及古（故）世之臧（藏），所謂變古而亂常者也。……夫逆天道而倍（背）其鬼神之神零福，烕（滅）其先人，及自夷宗族，壞其社稷，燔其律令，及中人之功力，而求更始者，王勉之矣。斯見其央（殃）今至矣。”秦王胡亥弗聽，遂殺斯。

這裏包含三段李斯在死前的上書或發言。第一段呼應前文秦始皇臨終之語，中間一段與《史記·李斯列傳》所在自陳七宗罪的獄中上書，後一上言即前文所說可與胡亥行爲和子嬰諫言相對照的部分。文中兩次說“斯且死”和“秦王胡亥弗聽，遂殺斯”，語句重複；前已云“遂殺斯”，後又說“斯且死”，時間也有倒錯。從文意上看，第一次說“斯且死”即引文中加下劃綫的上書自陳七宗罪部分比較孤立，與全篇不夠協調，很可能是抄録其他現成的文本，拼湊到書中，以凸顯胡亥的“不聽諫”。

《趙正書》以記言爲主，輔以記事，就體裁而言，屬於“事語”類的文獻[9]。從內容上說，這類雜記故事、託以論政的篇章，又可歸入《漢書·藝文志》所謂的“小說家”言[10]。劉向、歆和班固對小說家評價不高，列爲諸子九流之外的第十家，但仍認爲其中“必有可觀者”，偶或存可取之處[11]。《史記》更沒有一概排斥小說家言。太史公周遊天下，還常常訪土人、問遺老，頗採傳聞，如《魏世家》稱“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淮陰侯列傳》道“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樊酈滕灌列傳》云“吾適豐沛，問其遺老”[12]。《史記》對未成文的閭里之言尚且收入，對小說家言當然也會酌情擇取。《史記》中出現與《趙正書》類似的段落並不奇怪，只是兩書中這些段落的文本關係以及記載歷史大事的差異，還需進一步分析和解釋。

二、《史記》與《趙正書》的文本關係

《趙正書》整理者在釋文注釋中列出《史記·李斯列傳》和《蒙恬列傳》中的兩段相關文字，認爲明顯同出一源[13]。文本關係上的所謂同源，包含了多種可能。一是《史記》與《趙正書》都抄撮了其他的資料，兩者是平行關係；二是《史記》抄録《趙正書》的某個寫本，或間接摘編了《趙正書》的衍生文本；三是《趙正書》的相關記載源自《史記》。北大藏西漢竹書的抄寫年代很可能在武帝後期，下限不晚於宣帝[14]，而《史記》在宣帝時纔經過楊惲之手開始流傳，因此上述第三種可能很容易排除。至於前兩種可能何者近是，則需仔細比對文本，再作推測。

圖3《史記》、《趙正書》相似段落比較表

《趙正書》中的李斯上書自陳七宗罪與《史記·李斯列傳》所載文本，字句小有異同，但除了第四、第五宗罪位置調換，內容上沒有根本差別，可以認爲是同源的。兩者的有些差異反而還暗示了這種同源關係。《趙正書》中李斯自陳第一宗罪有一段话：

臣謹悉意壹智，陰行謀臣，齎之金玉，使斿（遊）諸侯。而陰修甲兵，飭𩰖（鬭）士，尊大臣，盈其爵禄。

《李斯列傳》作：

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説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鬭士，尊功臣，盛其爵禄。

其中“謹奉法令”、“飾政教”等語，在《趙正書》裏不見於與此對應的文句，卻出現在開頭部分李斯回答秦始皇的話中。李斯說：

臣謹奉法令，陰脩甲兵，飭正（政）教，官𩰖（鬭）士，尊大臣，盈其爵禄。

《李斯列傳》是根據這一部分在李斯自陳中補入了“謹奉法令”、“飾政教”？抑或《趙正書》的李斯自陳部分本與《李斯列傳》相同，只是北大簡本省略或者遺漏了“謹奉法令”、“飾政教”？無論何種情況，都表明《趙正書》與《李斯列傳》存在同源關係。

這篇上書不是李斯自作。《史記·李斯列傳》稱李斯在獄中上書，趙高令吏棄去不奏，說：“囚，安得上書！”宮崎市定認爲，李斯獄中上書不可能由史官保藏，在秦亡的離亂之際恐怕無法殘存下來。他指出，這篇名文與同傳中有可信史料來源的《諫逐客書》、《議燒詩書百家語》不同，其實是後人託名創作的[15]。此文收入《史記》，過去學者多不加懷疑。現在看來，其源頭恐怕確如宮崎氏所推測，並非官方檔案，而來自《趙正書》的某個抄本或同類的小說家言。

《蒙恬列傳》中子嬰上言的情況也與此類似。傳文稱：

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毁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顔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内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鬭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宫乘傳之代，令蒙毅曰……

文中只說到趙高舉劾蒙氏，尚未交待胡亥的反應，先述子嬰諫言不要“誅殺忠臣”，頗顯突兀。子嬰諫言中稱趙、燕、齊三國國君“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也游離於勸阻誅殺蒙氏的主旨之外。這段話跟前後文不協調，如果將之與隨後的“不聽而”一併刪去，反而文意連貫。它很可能與上下文出自不同的資料，是《史記》撰述時插入的。

這一點，對比《趙正書》可以進一步驗證。《趙正書》在子嬰進諫前有這樣一段話：

王死而胡亥立，即殺其兄夫胥（扶蘇）、中尉恬，大赦罪人，而免隸臣高以爲郎中令。因夷其宗族，𢸬（壞）其社稷，燔其律令及古（故）世之臧（藏）。有（又）欲起屬車萬乘，以扶（撫）天下，曰：“且與天下更始。”

胡亥的這些行爲都是子嬰進諫的目標，因此諫言中稱“今內自夷宗族，誅羣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與上文胡亥所爲相應。《蒙恬列傳》所載子嬰諫言較《趙正書》簡略，大約只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其中就少了“內自夷宗族”等字句，這可能《史記》收入時配合上下文作了刪略。

此外，值得推敲的地方。《蒙恬列傳》“此三君者”至“臣竊以爲不可”一段，《趙正書》作：

此三君者，皆冬（終）以失其國而央（殃）其身。是皆大臣之謀，而社稷之神零福也。今王欲一日而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

這裏有兩處不同值得注意。第一，《蒙恬列傳》指出三君失國殃身的原因是“變古”，《趙正書》無此二字。“變古”二字在《蒙恬列傳》中沒有可以對應的事實，含義不清，如果放到《趙正書》反而顯得自然。無論是胡亥殺戮宗族、毀壞社稷，還是燔燒律令及故世之藏，都可歸入“變古”的行爲。後文李斯上言：“今自夷宗族，壞其社稷，燔其律令及古（故）世之臧（藏），所謂變古而亂常者也。”與此文對應。兩者說明，《趙正書》構擬的主旨之一是勸諫胡亥不要改變古來慣例。《蒙恬列傳》中的“變古”一詞無法與前後銜接，只可能出自與上下文不同源的《趙正書》之類的篇章。第二，《蒙恬列傳》稱“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意在將蒙氏比作趙國良臣李牧、齊之故世忠臣這樣遭到君主殺戮的重要人物。這樣，子嬰舉燕、趙、齊三君之事，只是作爲胡亥的前車之鑒。《趙正書》無“蒙氏”云云。書中的子嬰之言，除類比外，還意在說明三君之禍是秦國大臣謀劃、社稷賜福的結果，不僅要勸胡亥不得誅殺忠臣，還勸他毋毀壞社稷，意思較《蒙恬列傳》豐富。《史記》爲了使子嬰之言更貼近《蒙恬列傳》的主題，加入“蒙氏”二字，“大臣之謀”又改作“大臣謀士”[16]，以切合“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之語。改編之跡，依稀可尋。

綜上所述，《李斯列傳》、《蒙恬列傳》中與《趙正書》近似的部分文字並非《史記》原創，而是有所取材，與《趙正書》聯繫緊密。雖然無法斷定《史記》直接抄録了《趙正書》的某個寫本，但《趙正書》或其文本源頭無疑是《史記》撰述時參考採擇的資料。

這樣推測，除了文本方面的理由，還有歷史和制度上的依據。《史記·蕭相國世家》記載劉邦入關滅秦，蕭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隨著楚漢之爭結束，天下平定，文學稍進而詩書間出。至漢武帝廣開獻書之路，地方百家圖書文獻匯集於漢廷，秘府之藏“書積如山”[17]。《史記·太史公自序》稱“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先後任太史令，負責圖書典藏與校理。[18]他們撰述秦末歷史，既有條件看到秦代的官方檔案和史官記録，也能廣收異聞，掌握當時關於這段歷史的各種敘述，即便未曾親見《趙正書》，也一定接觸過與《趙正書》關係密切的類似文本，知曉《趙正書》所記的史事。那麼，《史記》爲何選取了與《趙正書》不同的歷史敘述呢？

三、試釋《史記》與《趙正書》的記事差異

《史記》與《趙正書》所記史事有多處明顯差異。比如，《史記·秦始皇本紀》稱始皇“至平原津而病”，《趙正書》作“至白（柏）人而病”；《史記》記趙高爲子嬰所殺，《趙正書》說將軍張邯（即章邯）入殺趙高。最引人注目之處，則涉及秦二世胡亥繼承帝位的正當性。

秦始皇長期不立太子，長子扶蘇監蒙恬軍戍北邊，少子胡亥則在最後一次出巡中追隨左右。《史記·秦始皇本紀》稱始皇臨終賜扶蘇璽書，命他“與喪會咸陽而葬”，暗示始皇有讓長子繼位之意；接著又載趙高與李斯在沙丘密謀，破去璽書，稱詔立胡亥爲太子，使之繼位爲二世皇帝。《趙正書》則稱秦始皇臨終命丞相李斯等“議所立”，斯等言“請立子胡亥爲代後”，王曰“可”。據此，胡亥繼位是秦始皇臨終欽定，並非詐立。根據《史記》的敘述，扶蘇仁愛賢明，與秦始皇政見不合，屢屢直言進諫，而胡亥昏庸殘虐，導致秦二世而亡。胡亥究竟是否秦始皇所立，在對秦亡漢興歷史的解釋中也相當關鍵。

2013年，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9號井出土了一枚木牘，録有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日頒下的詔書，其文曰：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遺詔，今宗廟吏及著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爲解除故罪，令皆已下矣。朕將自撫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毋以繇賦擾黔首，毋以細物苛劾縣吏。亟布。[19]

不出意外，這道詔書稱“朕奉遺詔”，強調繼位的正當性，還對官吏、百姓施以惠政。秦二世詔書中的自我標榜，當然不足以洗刷“詐立”的“罪名”[20]。不過，它與《趙正書》一起，提醒我們思考：既然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知曉關於秦始皇臨終指定胡亥爲繼承人的說法，也能從蕭何收集的秦代檔案中見到同於兔子山秦牘的二世詔書，爲何最終卻選擇了“沙丘密謀—胡亥詐立”的敘事版本？

過去，學者對《史記》這方面的記載已有懷疑。宮崎市定認爲，李斯與趙高的密謀是“秘中之秘”，不容他人在旁窺伺，趙高勸胡亥奪位的計策也不應有第三者與聞，當事人更不會事後外洩；因此，《史記》中的相關記載，無疑是來自後人的創作[21]。李開元指出，秦始皇在二十多個兒子中選定胡亥隨同出巡天下，已經表明特殊的寵愛，顯示出有意立胡亥爲繼承人的意圖，並且從《蒙恬列傳》中蒙毅的申辯裏找到佐證[22]。雷依群則從繼承制度、政治理念等方面論證扶蘇本不得立，而立胡亥爲太子才是秦始皇的真正心願[23]。

由於史料不足徵，要證實或否定《史記》的記載，都相當困難。比較清楚的是，《史記》所採用的胡亥詐立之說在當時十分流行，其說產生和傳播的過程亦有綫索可尋。《史記》採擇此說的原因或許就蘊含其中。

《史記·叔孫通傳》云：

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

叔孫通以前代廢太子或太子不定造成的政治災難爲戒，勸說劉邦不要廢長立幼。據此，叔孫通和劉邦都認爲胡亥即位不是始皇欽定，而是趙高所詐立。

圖4 馬王堆帛書《五星占》中的“張楚”

出土西漢前期簡牘中，也有一些不以胡亥爲正統的跡象。比如，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中沒有秦二世紀年，而僅標注“張楚”，並將胡亥在位的三年都併入秦始皇年，故“始皇帝”有40年，後緊接“漢元年”[24]；同出的《刑德》甲、乙篇中各有一幅“太陰刑德大游圖”，在對應秦二世元年的“壬辰”位置，都僅注“張楚”，而不見“二世”、“胡亥”字樣[25]。又如，湖北荊州松柏M1號漢墓中發現的武帝七年《葉書》，記載從秦昭王至漢武帝的年數，其中寫道：

始皇帝卅七年死。

胡胲（亥）三年死。[26]

圖5 松柏漢墓出土《葉書》局部

雖以胡亥紀年，卻稱名而不稱“二世”，與對待秦始皇的態度明顯不同。帛書《五星占》是文帝初年的軑侯家寫本，第一代軑侯利蒼是漢初的軍功貴族[27]。松柏漢墓《葉書》出於地方官吏的墓葬[28]，應與生前從事的行政事務有關，雖不一定是漢廷所頒，但能夠反映當時的一般認識，亦不排除帶有官方性。這些不承認“二世皇帝”的跡象，可能就是源自胡亥不當立的認識。

胡亥不當立之說，在起兵反秦的楚人中早有流傳。《史記·陳涉世家》記載，陳勝起兵前與吳廣商量說“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提議“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認爲如此能夠召集更多響應者。項燕是戰國末楚國抗秦的大將，楚人打他的旗號反秦，是很自然的。至於詐稱公子扶蘇，原因較難確定。有學者猜測其母可能是楚國王女，因而在楚人中也有一定的號召力[29]。其說合理，只可惜沒有直接證據，難以完全證實。不過，陳勝軍詐稱扶蘇是清楚可信的。宣稱扶蘇當立，就勢必要否定胡亥繼承帝位的正當性。

《陳涉世家》所載陳勝之語或出於構擬，但反秦的楚人主張胡亥不當立，應確有其事。這個能夠動搖秦二世統治天下的合法基礎，不利於秦王朝。反秦力量樂於以之作爲政治宣傳，當然不會去認真考校其是否真實。流言隨著反秦戰火的蔓延不斷傳播擴散，在楚軍和楚人中影響很大。劉邦及其部屬本是反秦楚人的一支，自然也接受了這個說法。漢朝建立，天下平定，“胡亥不當立”就成爲描述秦末歷史的“主流”版本。從中又演繹出“沙丘密謀”的故事，經文士採擷潤色，再藉由太史公父子之手，最終形成《史記》中的樣子。

楚人反秦，以“胡亥不當立”爲理由。劉邦摘取反秦的果實後，“胡亥不當立”自然與漢朝的法統產生了聯繫。《史記》屬於私修，但司馬氏父子先後任國之太史，有意於頌揚漢德[30]，在胡亥繼位這樣的歷史大關節上，自然會有意無意地採信當時最爲普遍且得到朝廷認可的說法。

儘管如此，“胡亥詐立”在漢初尚未成爲天下唯一的歷史記憶。賈誼在探討太子教育問題的《保傅》篇中，將胡亥用作秦代繼承人教育失敗的例子[31]；更加著名的《過秦論》將秦的滅亡歸咎於胡亥的政治過失，卻絲毫沒有對他即位的正當性提出懷疑[32]。這反映了不同於反秦楚人的另一種歷史記憶。《趙正書》的作者無考，北大漢簡的出土地亦不得而知，從秦漢竹簡保存和出土的一般範圍推測，很可能在長江流域。西漢前期，這一地區遠離漢廷政治中心，多屬諸侯王國，在政治和文化上有一定的獨立性，保持戰國以來的區域特征。《趙正書》中與官方大相徑庭的歷史敘述因此得以保存。

漢武帝以後，政治大一統迅速發展，漢帝國的文化面貌和歷史記憶趨於一致，這類雜事異說也就逐漸失傳。《趙正書》在西漢中期還被精心繕寫，伴隨主人進入地下世界；到西漢後期劉向、歆父子整理國家藏書時，大約已經失傳，其名不見於《漢書·藝文志》。秦始皇臨終指定胡亥爲繼承人的歷史記憶也自然淘汰。

現在重新發現的《趙正書》，當然還不足以否定《史記》的記載。按照常用的古籍分類法，《趙正書》是小說家，而《史記》則在“正史”之首，史料價值似乎高下立判。但如果回到《趙正書》流傳的時代，追溯《史記》的編纂過程，不難認識到，《史記》所依據乃至抄録的大量資料，本就與《趙正書》性質相似，內容相近甚至相同。《趙正書》的出現提醒我們，秦代歷史在西漢時期尚有多種敘述。《史記》中所見的，只是在漢帝國大一統的歷史背景下“整齊百家雜語”而成的“一家之說”。今天的歷史研究者，與其尊一家而忘百家，不如舉一反三，推想《史記》撰述所依據的豐富而多歧的史料基礎。歷史的真相，未必不在那些被太史公網羅而又刊落的“放失舊聞”之中。

四、餘論：記憶、遺忘與歷史學

上古簡冊繁重，書疏不易，古史舊事，多賴口傳，傳言既久，難免失實。诸子之書爲了說理論政，又多取閭里傳聞，甚或造作故事。《漢書·司馬遷傳贊》稱《史記》“文直”“事核”，後世“謂之實録”，不像諸子忽視考實。但史書編纂者刪選材料、考辨真僞，卻終究無法越出材料的範圍，創造出全新的歷史記録。《史記》也不能不從諸子之書中左右采獲，不可避免地繼承了所據材料的一些特點，或多或少保存有材料原來的立場傾向、構擬成分[33]。《史記》中這些記事的真實性，與所依據的材料並沒有根本差別。

北大漢簡《趙正書》是一篇小說家言，部分段落文句與《史記》近同，可證《史記》編纂時採擇了此書或某個與之關係密切的文本。然而，《史記》所記胡亥繼承帝位的方式卻與《趙正書》完全不同。面對這樣的差異，不宜僅憑出土文獻輕易否定《史記》的記載，也不必因爲今人將《史記》視作“正史”，而斷定其中的一切記載都比任何“小說家言”更爲可靠。陳寅恪在《〈順宗實録〉與〈續玄怪録〉》一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論說：

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茍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34]

他指出私著官書各有弊病，作爲史料，都未必反映真相，都需要經過嚴格的考辨。《史記》、《趙正書》兩書與《順宗實録》和《續玄怪録》的關係差可類比。對這樣不同的史料，陳寅恪“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的態度仍可資取。

胡亥詐立一事，文獻不足徵，證實、證僞，都有困難。小文無意認定或否定哪一種記載，而是想要說明：《史記》選用的故事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體現特定的歷史記憶。這種歷史記憶，源於楚人反秦的政治宣傳，包含著漢代人對秦史有意識的塗抹。《趙正書》則反映另一種歷史記憶，承認胡亥繼承帝位的合法性，而將秦二世而亡歸因於國君不聽諫言、獨斷專行。《史記》與《趙正書》的差異表明，漢初人對秦史看法並不統一，存在多種不同的歷史記憶。

《史記》的作者有史家的自覺，力求秉筆直書，對歷史記憶做出公正的裁決。但胡亥詐立的歷史記憶早已同漢王朝自身緊密聯繫在一起，身處漢廷的太史公父子其實太大的選擇餘地，也沒有我們這樣的選擇困難。他們終究只能限於自己的身份、思想，自然而然地将“主流”當作史實記載下來。

人的天性傾向於相信，相信那些經由前人固化，成爲正史、戲劇、神話的歷史記憶。當它們經過權威之手而成爲主要的聲音時，尤其如此。人們既喜歡簡單，又喜歡獵奇，難以接受平淡的情節卻有複雜的解釋。宦官趙高詐立昏君胡亥，秦朝二世而亡，這樣故事讓人享受窺探宮禁隱秘的愉悅，記住一個簡潔明快的歷史解釋，津津有味，心滿意足。西漢時期佔據統治地位的秦史觀，就藉由《史記》深刻地影響了後世，與此不同的歷史記憶則隨之失落。這樣的過程有時是有意爲之，更多時候則是潛移默化，而兩者都依賴於人類的秉性。

然而，時過境遷之後，總有一天，總會有人不再滿足於成說，期待用自己的眼光重新認識和敘述歷史。歷史學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尋找歷史現場的任何一絲遺跡，正是爲了找回更加豐富、複雜的過去。理解這種豐富和複雜，纔能孕育面嚮未來的智慧。

此時，出土文獻《趙正書》的重要性便顯現出來。它如同遠方歸來的失蹤者，聲音虛弱、顫抖，簡直難以置信。它提醒我們，重新審視關於歷史的層層疊疊的記憶，追尋真相，以及真相被遺忘的歷史。

2016年2月2日初稿

5月1日二稿

2017年12月10日三稿

2020年10月17日四稿

圖6 羅新《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書影

羅新老師這本書中的文章《遺忘的競爭》對作者深有啟發

修訂後記：本文原題《〈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爭》，刊載於日本中國史學會編《中國史學》第26卷（朋友書店，2016年）。這次修訂改換了副標題，訂正了文中的一些錯誤不妥之處，引言和結語部分改動較大，對《史記》與《趙正書》關係以及胡亥繼位史實的基本看法則沒有改變。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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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魯惟一概括了西方和日本學界對《史記》秦史記載的主要懷疑，見崔瑞德、魯惟一編《劍橋中國秦漢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第一章附録二《〈史記〉中的竄改增添部分》、附録三《〈史記〉及其他史料的統計數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90~97頁。

[2]關於遺忘在歷史中的作用，參看羅新《遺忘的競爭》，原載《上海書評》2015年3月8日，收入羅新《有所不爲的反叛者：批判、懷疑與想象力》，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

[3]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五一《楚漢春秋的記事範圍和性質》，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20~327頁。

[4]《楚漢春秋》在清代有洪頤煊（問經堂叢書）、茆泮林（《槐廬叢書初編》）等據《史記集解》、《索隱》、《文選》注、《藝文類聚》等書所做的輯本，均只有一卷。參孫啟治、陳建華編《古佚書輯本目録（附考證）》，中華書局，1997年，第157頁。

[5]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6]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之《趙正書》釋文注釋部分，第191~193頁。

[7]宮崎市定曾對沙丘之謀和此後的李斯獄中書都提出過懷疑。見宮崎市定《史記李斯列伝を読む》，原載《東洋史研究》第35卷第4號，1977年，中譯文《讀〈史記·李斯列傳〉》，收入宮崎市定《東洋的古代：從都市國家到秦漢帝國》，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第185~227頁。

[8]參余嘉錫《古書通例》卷一“古書書名之研究”條，第211~213頁。

[9]關於“事語”類文獻的命名、特征與性質，參考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初載《文物》1977年第1期，此據《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第458~459頁。

[10]“趙正書”之名不見於《漢志》，可能是因爲原本單篇別行，而劉向、歆校録秘書，歸併眾篇，僅記總名。《漢志》諸子略小說家有《百家》139卷，編集《說苑》、《新序》以外的雜事。劉向《說苑奏序》云：“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複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見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第1頁）《趙正書》或在其中。

[11]參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小說家類小序。

[12]參盧南喬《論司馬遷及其歷史編纂學——紀念司馬遷誕生二千一百周年》，《文史哲》1955年第11期，第14頁。

[13]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之《趙正書》釋文注釋部分，第187、191~193頁。

[14]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文物》2011年第6期，第53頁。

[15]宮崎市定《讀〈史記·李斯列傳〉》，《東洋的古代：從都市國家到秦漢帝國》，第202~203頁。

[16]此处可能因隸書“之”與“士”字形相近而混淆倒誤。

[17]《文選》卷三八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劉歆《七略》，《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593頁下。

[18]逯耀東《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三聯書店，2008年，第36~44頁。

[19]照片及録文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陽市文物處《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九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5期，釋文參考陳偉《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詔書》校讀》，簡帛網（www.bsm.org.cn），2015年6月14日，何有祖《〈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詔書〉補釋》，簡帛網（www.bsm.org.cn），2015年11月24日，標點略有改動。

[20]這一觀點的代表性論述，見孫家洲《兔子山遺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書〉與〈史記〉紀事抵牾釋解》，《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

[21]宮崎市定《讀〈史記·李斯列傳〉》，《東洋的古代：從都市國家到秦漢帝國》，第205頁。

[22]李開元《秦始皇的秘密》，中華書局，2009年，第130~131頁。

[23]雷依群《論扶蘇不得立爲太子》，《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

[24]見於《五星占》中的《填星（土星）行度表》，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一冊，中華書局，2014年，第179頁。《五星占》中的《歲星（木星）行度表》、《太白（金星）行度表》相應部分殘缺，整理者推測紀年標注應與《填星行度表》相同。

[25]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一冊，第213、221頁。

[26]此牘照片未正式發表，此録文據荊州博物館展品陳列及說明。參見游逸飛《戰國至漢初的郡制變革》，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6月，第194頁。

[27]李開元根據漢初功臣侯者都有從軍積功勞的履歷，推測利蒼亦爲軍功階層，可能是早年追隨吳芮參加反秦戰爭的越人（參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三聯書店，2000年，第289~290頁）。程少軒則認爲利蒼很可能在劉邦入關以前即加入劉邦集團，長期隨之征戰（見程少軒《馬王堆帛書“戊戌奇風”與楚漢彭城之戰》，《簡帛研究2014》，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11~212頁）。

[28]參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4期。

[29]參藤田勝久《秦始皇帝と諸公子について》，《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编）》卷13第5期，2002年，收入氏著《史記秦漢史の研究》，汲古書院，2015年。中文節譯本見《秦始皇帝和諸公子》，《秦文化論叢》第7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

[30]《史記·太史公自序》：“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可知司馬遷撰述的目的之一是宣明盛德即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參看逯耀東《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第93~94頁。

[31]《漢書·賈誼傳》引其文曰：“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賈誼新書》、《大戴禮記》所收録之《保傅》篇文略同。

[32]《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引賈誼曰：“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而天下苦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文中稱胡亥爲“秦二世”可能是後人所改，但賈誼的原意仍很清楚。他指出，胡亥即位後被天下寄以厚望，只要勵精圖治，改革弊政，就可以安集天下，挽救秦朝的統治；胡亥的覆滅完全是由於政治“無道”，不能安民，致使天下困苦易動。這一觀點是否切實另當別論，但賈誼的立論無疑是以胡亥合法即位爲基礎的，絲毫沒有“胡亥不當立”的意識。

[33]《史記》中那些鲜活的人物對話和動作描寫，早就引起現代史家的懷疑。宮崎市定在《肢體動作與文學——試論〈史記〉的成書》（《身振りと文学——史記成立についての一試論》，原載《中國文學報》第二十冊，1965年4月，中譯文見宮崎市定《東洋的古代：從都市國家到秦漢帝國》，第151~184頁）中，舉出《史記》中的荊軻刺秦和鴻門宴等富有戲劇性場面的記載，論證《史記》吸收街談巷議，有些內容甚至來自表演性的民間故事，未必實録。他在《讀〈史記·李斯列傳〉》中進一步主張，戰國秦漢的都市中一定存在市民娛樂場所，其間會有三兩人所做的戲劇表演，即史書所稱“偶語”（《東洋的古代：從都市國家到秦漢帝國》，第207~209頁）。宮崎市定對《史記》記事來源多樣性的推測，是有道理的。不過，他對“偶語”的這個解釋，生硬比附古希臘、羅馬，並不妥當。沒有證據表明秦漢的“市”中存在兩三人表演的戲劇。

[34]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