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瑞士沦为走私一种非法物质的巢穴，那时候到处都是浑身绑着装着1公斤白粉袋子往国外走私的人，而这种物质不是当时完全允许合法交易的海洛因，而是你想不到的一种物质：人工合成甜味剂-糖精。
一个小说的场景这样描绘：一个生意失败的人在苏黎世工人阶层居住区的住所里垂头丧气，这时候他接到了一单活儿，让他将15公斤糖精藏在身上走私过境。他带着他的货坐火车去布拉格，安全过了关。做这种白粉的生意非常有利可图，许多失败者加入了骗子和罪犯的行列，陷入无底的欲望深渊。“糖精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物质，”小说作者这样说。它令人不知不觉盲从于那种召唤：“来啊，来啊！我让你发财！”走私者迷失了自己，“糖精成为一种恶魔，让人鬼迷心窍。”这个恶魔不是海洛因，1898年出现的海洛因，被当作止咳药合法出售；也不是当时被大量使用的可卡因，而是一种复合甜味剂，名叫Saccharin的糖精。上面提及的那个侦探小说《糖精走私犯》的作者，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Eduard Ehrensperger-Gerig，他写这本书可不是为了娱乐观众，而是从道德角度提醒瑞士官方关注此事。20世纪初，糖精被成吨地走私过关，边境另一边，比如瑞士萨姆侬(Samnaun)附近的奥地利卡普尔村全村都靠走私为生，至今那里还有一个住宅区以Saccharin为名。那时候乡村地区，糖精走私犯常常被视为对抗边境政权的英雄，他们不仅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还赢得了敢于冒险的名声。
(1912年，讽刺杂志《Nebelspalter》用一首嘲讽的 '走私者民谣 '描绘了一对沉迷于走私糖精的夫妻。Sp. Sartoris)然而，在瑞士，城市地区也卷入了糖精走私潮：1912年，苏黎世州的一位议员提出控诉，苏黎世有1000人靠走私糖精为生。但由于瑞士没有禁止糖精的明文规定，所以警方对此束手无策：“最多只能将那些走私犯驱赶出去。”走私犯将糖精藏在衣服里，缝在内裤里，塞在火车厕所封闭的冲水槽里；或者装在双层底盘的汽车里。更有甚者冲破了道德的底线：例如，曾有一伙人被抓获，他们在莱茵河对岸的康斯坦茨连续数周将运尸车开到莱茵河对岸的墓地，但棺材里装的不是尸体，而是数百公斤的糖精。这个案子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还有一些人将甜味剂与烛蜡混在一起，在艾因西德伦(Einsiedeln)修道院卸下蜡烛，再从这里运送到维也纳的天主教徒手中，从中又大赚一笔。走私糖精的大多数是底层人士，有时候也有孩子，妇女较多，他们经常被抓到。报纸上经常能读到走私糖精的案例，干这些事的常常是家政女工、售货员、缝纫工等低薪女性。对她们来说，走私糖精是犯罪生涯的开始：苏黎世报纸《每日导报》当时写道：这些女性既丧失了对 “正常工作的意义”的理解，也失去了 “道德底线”，“一步步走向深渊”。仅在1912年，就有931名糖精走私犯在瑞士边境被抓获。糖精最初是瑞士人从德国走私进来的：1878年，德国化学家Constantin Fahlberg偶然发现了它。他用焦油做实验后，发现手上有甜味，于是他惊奇地确定自己发现了一种合成甜味剂。1887年，他开始在自己的工厂生产这种甜味剂。但欧洲糖业协会并不接受这种甜味剂对市场的冲击，尤其是在德国，19世纪中叶为了捍卫甜菜糖-一种新型的创新产品，一直在用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方式抵制来自海外的蔗糖。现在，对当地制糖业的威胁不再仅来自殖民地，还来自实验室。德国甜菜糖协会最初想依靠宣传战取胜：他们贴出 '糖给人力量 '的海报，并在学校里开课，解释糖的好处。目的是把糖定位成一种重要的营养品，而将糖精归类为一种粘黏的 '焦油甜剂 '。但取得的效果有限：整个欧洲的糖精消费数字依然直线上升。本世纪初，迫于糖业协会的压力，欧洲一些国家通过法律，将糖精定性为需要出示药方才能购买的减肥食品。从1902年开始，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只能在药店都凭处方购买。糖精的生产很复杂，因此生产成本实际上比糖更高，但它的甜度是糖的550倍-因此最终其实更便宜。这使它得到穷人的喜爱，那些喝不起小磨咖啡，而用咖啡粉代替，或者吃不起黄油而吃人造黄油的人们对糖精的需求可想而知，于是黑市应运而生。
(漫画：甘蔗嘲笑甜菜。1839年由Honoré Daumier绘制。wikicommens)警方也加强了阵容：成立了专门的糖精追捕队，就像今天追捕可卡因和海洛因毒贩的缉毒部门一样。在德国，有一个 '贩卖糖精起诉中央办公室'。但最后这种官方的努力依然效果不佳-达到的效果是，走私体系变得越来越专业，流通中的糖精经常被稀释在石膏和苏打水中。社会学家Roland Girtler将这种糖精贸易描述为 '毒品走私的前奏'。于是瑞士演变成这种甜味剂的新原产地，因为糖精在这里既不违法，也不用缴纳高额税款-只有荷兰同样宽松。在瑞士糖也免税-这不一定是出于自由主义的理念，而是出于保护巧克力产业，避免糖的成本过高。这也是为什么糖精和糖的价格在瑞士相差无几的原因。因此，人工甜味剂也未给瑞士甜菜带来竞争。这样宽松的环境令瑞士从中受益匪浅：在1902年巴塞尔化学制药厂Sandoz的年度报告中写道，糖精禁令为巴塞尔的工业开辟了极为 '有利的前景'-的确，糖精对这个制药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带来了高额利润。在法律修改之前，糖精在瑞士的贸易统计数字中并不起眼-从1906年开始，糖精被单独列表统计。在当年的统计中糖精出口量占34%，是行业中最重要的产品。这主要归功于国外竞争的解除-美国或日本等国家仍然进口大量糖精。但是，约一半的销售量掌握在中间商手中，他们通过走私的方式进行分销。
(1918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瑞士样品展上，这家前身为Sandoz的化工厂将人工甜味剂糖精摆放在展台中央。Keystone / A. Teichmann)然而糖精在瑞士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总部设在日内瓦的白十字会组织挑起了欧洲对瑞士这种”特殊立场“的抵抗。该组织的宗旨是对抗梅毒、酗酒和吸毒等罪恶，现在人工甜味剂糖精也成为他们的对抗对象。白十字组织甚至主办了几次涉及反甜味剂走私的国际会议。在1909年和1911年的会议上，瑞士被指责为糖精走私窝和非法物质的生产地。瑞士做出了相应反应，化工业停止向被证明有走私行为的中间商供货-但经常是在他们被宣判几年之后才实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种替代品又开始走俏-但糖精走私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在讽刺杂志 《Nebelspalter 》中报道：战争爆发后，一个走私甜味剂的人抱怨说，他在边境上几乎不再受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业务短暂复苏：向意大利走私糖精依然有利可图，但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生意终于走向尾声。糖又一次陷入困境-包括战后时期：这次不再是因为穷人的味觉，而是归咎于富人的肚子，被视为成卡路里炸弹的糖又一次遭受税收的威胁。Eduard Redelsperger-Gerig：《糖精走私犯》，一篇现代道德i小说。圣加仑，1913年。Roland Girtler：《边境冒险-走私犯的故事》，维也纳，2006.年。Christoph Maria Merki：《糖VS糖精-人造甜味剂的历史》 ，法兰克福，1993年。https://www.swissinfo.ch/chi/swi/46128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