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前不肯戴口罩的爸妈，现在不让我回去上班了

在这个漫长的春节，复工的日子一拖再拖，回程的车票退了又买。我收拾行李，父母开始旁敲侧击地拦着我：“不去行不行？”

又说：“现在外面真的很危险啊，能不能继续远程办公？或是请假？你看今天又确诊了XX例。”

我宽慰他们，我年轻，免疫力强，会戴好口罩，也不会到处乱跑。放心啦，班总要上的。

他们仍然不放心，只是重复：“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这样的对话最近发生在许多家庭。朋友圈里，有父母如临大敌地每天给家里全面消毒；有父母每天兢兢业业去社区登记购买已经限购的口罩；年轻人们被不同程度地下了禁足令。

虽然半个月前，这些爸妈还不太乐意戴口罩。

他们开始紧张起来了。

 一 

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从一开始就和年轻人不一样。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在网路上获得相对科学的信息。深受信任的大v博主，有身份认证的科普账号、配有实拍的曝光与小道……这些信息的传播只需要顷刻就可以完成。

年轻人天然地对于这些信源更有信任感，这是属于我们的“权威”。我们相信网上流出的医院的内部聊天信息，早早置办口罩，并希望父母也能乖乖照做。

也是那天开始，我发现父母开始每天在家刷新数据。一旦开始关注，信息就四面八方地朝向他们而来，他们看到地图上的区块一个个从浅色变成深色，各式各样的传言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某某小区发现确诊，全家都被隔离了”的描述接踵而来，他们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伤风感冒，而且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最近，网上各个城市的“硬核防疫”火了，大喇叭每天循环播报防疫须知，方言和原始的播报方式引人发笑。但事实上，有可能那才是长辈真正信服的方式。他们不习惯社交媒体的界面，但是相信口耳相传、电视新闻和社区的公示与警告。那些“土味”的防疫宣传，是最让他们信服的信源。

 二 

对于没有浸泡在网络世界的父母来说，对一件事情严重程度的判断，往往是诉诸生活经验的。

和父母聊天，发现他们对于十七年前的SARS还有较为清晰的记忆。根据当年的数据，SARS在内陆确诊共5000多例，父母前几日在家经常念叨：“不会真的比当年的SARS还严重吧”。

后来确诊的人数一路飙升，从五千到一万，再突破两万，到今天已经突破了三万。相应的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受阻：大到一座座城市被封，外地来客需要自我隔离，复工的一拖再拖；小到电梯的按钮上被覆了薄膜，小区封门，外卖快递均无法放行。

这样大的阵仗，即使在SARS高峰期，也只在北京广东等几个城市见过。而如今，全国都是如此。

网传的“北欧风排队”口罩登记

我所在的城市并不算是病情高发的疫区，城市仍然在相对稳定地运转，但是焦虑感一样弥散在普通人当中，是一种“不知道何时能够好起来”的焦灼。街道上已经绝少能见到行人，我和家人每隔几天去超市采购补给，超市里人人戴着口罩，蹑手蹑脚拿放商品，好像动作稍鲁莽就会沾上病毒。

口罩的消耗也令人担忧，家里每天盘点一遍存货，又定好闹钟，全家一起在购物网站上定点购买口罩，限量三个——绝大多数时候都抢不到。社区开放了口罩购买登记，需要持户口本去排号，我们家目前排到800多号，排到之后可以购买五个。怎么算，似乎都不是太够。

那天问妈妈，为何他们这一辈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态度发生了这么巨大的转变？她回答说，因为生活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

这是他们生活经验以外的东西，“从未经历”带来过的惊慌，对他们而言，或许比我们更甚。毕竟，我们经历得原本就少。

 三 

对于父母略显延迟的紧张，年轻人一个普遍的反应是：我都有点过劲儿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对于疾病本身的强烈恐惧好像已经缓解。我们开始悲愤和沮丧，我们关注机构的失职和其他个体在经历的苦难，似乎只是没有那么恐惧了。

我们从一开始就浸泡在各类信息之中，这个春节假期，我们所感受到的信息密度也是长久以来第一次。在层叠累进的科普、谣言和辟谣中度过了半个月的我们，好像都陷入了“信息疲劳”之中。

我们已经准备带着这场疫情给我们的情绪和改变回到各自的城市去工作，假期结束总像是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但信息处理和我们相差一拍的我们的父母，不愿意我们出门，不愿意我们暴露在车站或机场，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病毒粒子的地方。

他们爱他们的孩子，“万一感染了”像一个魔咒挥之不去，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好像也很难理直气壮地否定掉父母的担忧——谁又真的知道我们现在究竟处于什么阶段呢？每天的确诊人数仍然在上涨，外面在持续发生一些变化，航班和车次被陆续取消，预计中的拐点好像也没有到来。在未知的情绪里，我们似乎无法理直气壮地争辩什么。

昨天和一个同样被关在家里，被父母禁足的朋友通电话，他在电话那头问，你最近还好吗？我回他说，还好，只是在等待。

他说，我懂，现在全中国的所有人在做的事，应该就是等待吧。

作 者 | 陈麻薯

编 辑 | 加菲

设计、排版 | 子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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