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舅

我自小从未见过的四舅，经多次申请，终于获准从大西北劳改农场回上海探望他的母亲——即我外婆。一九五七年，我的四舅宋剑虹因右倾言论加历史旧账，被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馆开除公职遣送青海共和县，劳改逾十四年之久，如今我应该展开想象：那年他孑然一身回家，可曾有过什么感慨？面对年过半百头发稀疏脸颊被高原紫外线和寒风磨炼成黑红色的小儿子，外婆又会是怎样一种锥心的疼痛？我当年虽年轻，已惊讶于四舅的生存潜能与达观态度，一九七一年，那是个什么年头，他还朗声大笑，昂首健步。

他在抗战时去了重庆，考入西南联大想为国效力，学的偏偏是政法，日本投降，四舅被安排在凇沪警察局经济稽查处，这成为他后半生的污点与噩梦。四舅回劳改农场去了，虽早已不再是劳改犯，身为农场职工，他绝不甘心死后抛尸在那个冻土地带。他不断写信，说他拥护和平统一台湾，说他应该与当时全部大赦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样，遣返于原单位，说他年老体弱不应再留在大西北变相服刑。

四舅不是小说家，照样在信里描绘过青海湖，形容过雪山，叙述过他看守水库，捕鱼，放羊，宿舍的格局，伙食，庄稼和收成，大风和暴雨，记录过他的生活开支，他的简历，病历，父母（即我外公外婆）双方的亲眷与外戚的名录。卖弄他的自然知识，嘱咐我母亲为他代购的药品、书籍及杂志的清单；当然还夹有牢骚、埋怨、催促。

四舅第二次请假回上海可能在一九七三年吧。因外婆已去世，四舅能在他母亲在世时见上一面的心愿也己了了，他第二次来上海的心情轻松极了，轻松得令我狐疑，那种伸展双臂的开怀大笑，简直是乔冠华式的，同四舅的身份、经历和现状完全不相符。

这天下午我们去离家最近的复兴公园。复兴公园的大草坪，直到今日它还在老地方。草坪的上头是灰蒙蒙的辽阔天空，在上海的市中心，你很少有机会可以抬头看见这么辽阔的天空，除非你和你的同学爬上屋顶。但草坪毕竟不同，被它环绕，虽缺乏站在屋顶上的刺激，却有一种逃离现实的轻松，如果你请了病假，一个人躺在这片草坪上，什么都不想，让你的脑子空空荡荡，至少可以产生不再烦恼的幻觉，帮你体验到自由。自由，即你一个人在天空底下自在地呼吸，尽管你最终必须回到你来的地方。

多年之后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不禁想起四舅在提篮桥的囚室生涯，想起他在大西北给我母亲信中描述的青海湖的天空，他渴望自由，可在他信里几乎从来不出现自由两字！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经常呆呆地通过监狱的窗口仰望那一小块天空，他想象在那块天空底下的人是自由的；后来他自由了，他站立在那块天空之下，他发现，他现在不知道该朝哪里仰望了……我四舅也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回来了，就像列宾的那幅著名的油画《流放者归来》，一个胡子拉喳的男人走进房间，脱下毡帽，正在早餐的孩子们惊恐地看着这位不速之客.一个陌生人，一个这里的一切本应属于他的人，如一个局外人一样回来了——但是历史已经无情地翻了过去，没有人认识我的四舅，当事人离开了，迫害狂退休了，始作俑者死了，没有人知道四舅的故事，也没有人会对他的档案感兴趣。

遗忘吧，向前看！四舅以为他回到了他熟悉的上海，其实是去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城市，他是不速之客，这里，那会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还有北京，以及更多的大小城市，突然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不速之客，流放者归来了。他们自由了，他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留给这个时代的局外人；他们无声地继续生活，他们数量庞大，茫然，无助，互不往来，他们是渺小孤立的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