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lib线上展览 | 敦煌拾珠——海外藏敦煌藏经洞书画精粹展 / 开普饭

Artlib线上展览

前言

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洞内所藏经卷文书及绢纸绘画等文物成为研究我国公元4-11世纪西北各民族文化、艺术等问题的重要史料。

然由于发现者王道士的无知，敦煌文物从一开始就面临被瓜分的命运。先是英人斯坦因到来，带走了大量藏经洞的珍贵文物。在此之前，小编已推出过一篇与此相关展览：

Artlib线上展览——云游·净土。

继此之后，是法国伯希和，其对藏经洞内的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横扫”。作为一位精通中国的汉学家，其从藏经洞中劫取了更加精美、珍贵、稀有的绘画和文书，其中绘画作品约225件，书法作品不少于5000件，今悉数藏于法国。

本次展览便以法国所藏敦煌书画作品为中心，分两个单元进行展出：第一单元：敦煌遗画；第二单元：敦煌遗书。通过欣赏这些古代精粹，以期增进我们对古代敦煌辉煌艺术的了解。

第一单元：敦煌遗画

藏经洞中所出土的绘画，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更是绘画作品中的精品，据记载，斯坦因曾于此盗走艺术珍品五大箱，主要收藏在英国博物馆，这批绘画占了藏经洞所出绘画很大的比重。

被伯希和挑选盗走后，收藏在法国的绘画尽管是英人斯坦因挑剩下的，但伯希和既通中国语言且熟悉中国文学和图书目录学，而且王道士允许他一件件过目，所以挑去的纸卷画和绢画大都是极其精美而且具有某一方面的代表性。

如本次展览展出的《飞天》、《普贤菩萨立像》、《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等，这些绘画时代较早的为初唐，最晚的为宋代。虽然画的主题与敦煌石窟壁画中流行的题材一致，但由于绢纸画为独立画面，在画法、结构等方面有自身的特点，且绢、纸等材料与壁画不同，在线描、色彩晕染等方面表现得更为细腻精致。

敦煌遗画：飞天

唐绢本设色 51cm×35cm 法国吉美博物馆

此图可能是某个复杂画面的一部分，周边均已残破。画中飞天上身赤裸，手持裙带，伸臂向前翱翔，在云卷的承载下几乎呈垂直状态从天而降。

飞天作青年男性，尚属罕见。画像面目丰满，肌肤圆润健壮，富有阳刚之气，因此，也有人认为此图表现的是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的场面。

飞天的造型以几根大线条绘出，扼要准确，线条挺劲流畅。背景有竹叶、植物和草点缀，全部以墨线作白描双钩，生动自然，层次变化丰富，带有明显的写生气息，从中亦可窥见唐代花鸟画成就之一斑。

敦煌遗画：普贤菩萨立像

唐（9世纪）绢本设色

59.8cm×17.8cm 法国吉美博物馆

这是一幅形象优美，装饰华丽，制作精细的菩萨像，满身披挂着红、绿、蓝等色的装饰品，将这原本可人的形象装点得更加妩媚。头与腰肢向右倾，使其体态呈“S”曲线，右手拈花枝，左手下垂作捻指状，双足八字形分开，立于莲台上。

整个画面用线细劲，渲染淡雅纯正，并统一于全幅的暖色基调中。

敦煌遗画：莲花化生童子图

唐绢本设色 59.8cm×17.8cm 法国吉美博物馆

由一枝根茎上长出许多莲花，每朵莲花上各立一童子化生，这即是卵生而非胎生的超自然的“莲花生”。

莲花生的图像在诸多石窟中可以看到，但像此图这种表现形式则不多见，下部三童子手牵手，中部三童子均作奏乐状，上部一童子仅剩下半身，七位童子像除一位全裸外，均有肚兜。

童子表现手法，均以墨线勾画人体，人体部施白粉，略作渲染，人体外以淡色衬托，使儿童的肤色显得白嫩可爱。本图从画幅周边的痕迹与作品的尺寸分析，或为一幅巨作的局部。

敦煌遗画：持盘菩萨像幡

唐（9世纪）绢本设色

80.5cm×27.7cm 法国吉美博物馆

菩萨面右侧身立于莲花上，白巾束发着花鬘宝冠，右手指相捻结印，左手承托盘花，面庞丰满，容貌安祥沉静，着色润泽柔和。

画面保存完好，颜色如新，是唐代典型的菩萨造型。

敦煌遗画：行脚僧图

唐（9世纪）绢本设色

79cm×53cm 法国吉美博物馆

本图表现的是中国僧人去印度取经的题材。画面描绘手持佛珠，身负经卷行李的行脚僧形象。在行脚僧的面前驻足着一只鸟，行脚僧的脚旁有一只老虎陪伴并与其同行。在行脚僧的头部处画出一条线，并引出佛的庄严妙相，表现出行脚僧全心念佛，坚定前行的画面。

驻足于其面前的小鸟，与行脚僧形成对立的画面。对画面中为何画出一只鸟与行脚僧相对，一方面是视觉构图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这只鸟与行脚僧形成一种隐喻。鸟或许是说法的一种象征，与行脚僧头脑中产生的佛陀形象共同构成了整幅画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敦煌遗画：金刚界五佛曼荼罗图

晚唐-五代绢本墨金设色

101.5cm×61cm 法国吉美博物馆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此图是一幅以五方佛为主，配以八供养菩萨及八吉祥的金刚界曼荼罗图。

据作品下方供养人上方所书“施主亡过父邓义昌”、“施主亡过母李氏”等三个榜题，得知是曹氏节度使第六代延禄期出资供养。

此图由伯希和携离敦煌，现藏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五方佛身色各异，皆有头光及背光，手结印，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的红莲座，戴三角形宝冠，其中四佛宝冠饰细棒，为敦煌独有的物具。

图中须弥座所饰马匹、立狮皆绘有羽翼，为敦煌画作中所罕见。此作设色鲜丽丰富，运用晕染技法，并局部贴金，为珍贵之遗品。

敦煌遗画：引路菩萨立像

晚唐-五代绢本设色

138cm×53cm 法国吉美博物馆

图中画观世音菩萨持幡立像，幡挂于观音手中的莲花座上，而莲梗巧妙地充作幡杆。观音立于莲花中，下面为云朵，在其身后是祈望升入西方净土世界的女供养人。从人物形象到服饰，画的是典型唐代仕女画。云朵渐渐消失于画面上方，上方的十二座宫殿建筑应是象征西方净土。

敦煌出土的绢画中，引路菩萨一般不明确限定，而此图左上部却明确写出“观音引路菩萨一躯”，可作为其他同类图像的参照。

敦煌遗画：水月观音像

唐末-五代（9世纪末-10世纪初）纸本设色

53.3cm×37.2cm 法国吉美博物馆

画史记载，唐代周昉开始创立水月观音的绘画样式。五代以后，在绘画与雕塑中逐渐流行，其形象特征是：处于园林环境中的观音菩萨，作”游戏坐”式、观水中之月。按照佛教本义，是一种譬喻，喻诸法之无实体。了解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在美术作品中的水月观音则表现为情绪愉悦，形容妩媚的贵妇人像。

图中观音菩萨于莲池岩石上，右足踏红莲，左足放在右腿上，双手抱膝游戏面坐，神情恬淡闲适，悠然自得。身后有修竹、棕等南方植物，表现的是南海补陀落迦山的水月观音。周边草木茂密，莲花盛开，群鸭戏水，充满一派生机。

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写《画水月观音菩萨赞》：“静绿水上，虚白光中，一睹其相，万缘皆空。”可谓道出了整幅画面的意境。

敦煌遗画：莲花化生童子图

五代-北宋纸本设色

59.8cm×17.8cm 法国吉美博物馆

炽盛光佛为日月蚀和天地变异之际修法的本尊。画面中央，炽盛光佛结跏趺坐于两轮牛车仰莲座。车前有供案，车后有云纹旌旗，行于祥云之中。佛着袒右袈裟，结与愿印，施无畏印。顶有华盖，身处万丈霞光之中。

图 | 炽盛光佛

五星神祇自右而左环绕随行：

水曜神，妇人形，着猴头冠，执纸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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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曜神，文官形，着猪头冠，捧花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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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曜神，婆罗门形，着牛头冠，右手执锡杖，左手牵牛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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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曜神，女子形，着宽袖长衫，戴雄鸡冠，执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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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曜神，四臂外道形，着驴马冠，头发上扬，赤裸上身，上二手持弓箭，下二手执剑戟。

哥，到头了，别滑了！

在上方两角及左下方绘圆形兽面，上方分别为罗睺和计都，下方不清。敦煌发现有与此相类的唐乾宁四年（897年）的作品，可资比较。

敦煌遗画：不空羂索观音菩萨坐像

五代-北宋绢本设色

84cm×64.6cm 法国吉美博物馆

图中不空羂索观音菩萨，一面八臂，面相圆润舒展，双目微垂，明亮有神，神态慈悲安详，法相端庄。与其他同类画像不同的是，此幅不空羂索观音手中没有持日、月轮，分别持水瓶、香瓶、念珠、字印、羂索、莲花，宝冠中有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座下有宝池。左右侍众有菩萨、香花供养菩萨、两弟子和两天王，左右下角分别为男女供养人。

敦煌遗画：持幡观音菩萨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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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北宋麻布设色

162cm×54cm 法国吉美博物馆

持幡在敦煌壁画中多见于引路菩萨，这两尊像宝冠中均有化佛，当属观音无疑。

这两幅麻布画持幡观音菩萨立像，足踏莲花，手持引路幡，形态、身高、服饰等为对称形式，引魂幡的形制也完全一样，可认为是一对或一组的东西，两幅下部为男女供养人。两菩萨头光内侧旁及供养人中间，都留有铭文带，但均未题写。

两幅引路菩萨像中没有被接引的亡者形象，出现更多供养人，应是其有更纯粹的礼敬崇拜的宗教偶像信仰意义。

敦煌遗画：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图

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铭绢本设色

189.4cm×124cm 法国吉美博物馆

观音跣足直立于置在供坛上的莲座上，有背光，周围画众多待从和变相，如：华严菩萨助会、飞赴会、梵王助会、如意轮菩萨助会、孔雀王菩萨助会、饿鬼乞甘露时，地藏菩萨来会鉴物时等，内容繁多。

下部中间为24行文字的一篇“功德记”。其左侧为施主樊继寿及仆从的供养像。樊继寿身着官服，手持香炉，面前直立，虔诚供养。从“功德记”和施主题名知，此画成于六月十五日，樊继寿其时官衔为“节度都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

此画内容丰富，线条细腻，彩绘精工，堪称上品。

第二单元：敦煌遗书

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得以进入藏经洞内，身为精通中国的汉学家，以其汉学素养，花费整整三个星期时间缩在藏经洞中挑选了大批经卷和写本。

据统计，伯希和从藏经洞中劫取7000多件敦煌遗书，因其精通古汉语，所以他挑选的卷子内容最精而又最广，极其具有学术研究和历史研究价值。

卷子写本时间跨度从魏晋到五代宋，这批藏经洞中的精华最后均藏于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中，我们现以展览的形式使大批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回归故里，得以“一观其容”。

敦煌遗书：成实论卷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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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延昌三年（514年）纸本墨笔

26.1cm×646cm 法国国家图书馆

此卷书法处在楷书定型过程中，隶意尚未完全脱尽。全文墨色浓茂艳丽，用笔灵活轻松，行笔速度虽快，但点画交代清晰肯定，整体上属于严谨工细一类，斜势明显，体现了北魏后期官造经卷的基本特色。

卷末题记：

“延昌三年岁次甲午六月十四日

敦煌镇经生师令狐崇哲于法海寺写此论成讫竞

用纸廿六张校经道人”。

敦煌遗书：晋春秋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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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写本纸本设色

26.3cm×268.8cm 法国国家图书馆

残本保存了晋元帝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的记事，六朝写本。此本残存一百五十三行。

此卷书法是典型的成熟时期魏楷，虽然作者不详，但无论是各种点画的运行动作、起收笔以及转折的顿挫、角度、速度、力量等方面的处理，还是结构的疏密、正侧、收放等方面的规律，都传达出一种稳定、有序的成熟性来。

敦煌遗书：佛说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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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太建八年（576）纸本墨笔

26cm×116cm 法国国家图书馆

此卷尾题“陈太建八年岁次丙申，白马寺禅房沙门惠湛敬造经藏……”说明是来自南朝的写本。

此件书法十分娴熟、流利，不拘泥不做作，与北魏那种带有隶书笔意的写经迥然不同，反映了南北朝后期楷书的发展。

敦煌遗书：唐拓唐太宗《温泉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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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徽四年（653）纸本墨拓

23cm×143cm 法国国家图书馆

拓本残卷，高23cm，共50行，每行七八字不等。为唐拓唐裱剪装本，现藏巴黎法国图书馆，为伯希和编号P.4608。

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648）撰盛汤碑文（即温泉铭）刻碑保存。原碑已失。此卷末有永徽四年（653）题跋，可知拓本距立碑时间才五年，是最可靠的唐拓本。

唐太宗喜欢右军书法，温泉铭笔迹圆劲流丽，是行书中的上品，论者认为此拓本为当时习字的范本，因而流传至敦煌。

敦煌残拓墨有光泽，为唐孤拓本之精，尤为难得。

敦煌遗书：唐拓欧阳询书《化度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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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纸本墨拓 10.7cm×8.6cm 页法国国家图书馆

《化度寺碑》，全称为《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贞观五年（631）十一月十六日立石于洛阳。楷书三十五行，行三十三字，是欧阳询晚年楷书的代表作，比《九成宫碑》晚一年，历代都对此评价颇高，以为欧体楷书之冠。

此敦煌本残存十二页，每页四行，行五字，拓本高10.7厘米，剪条裱。开头两页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P.4510），起于“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标题，迄于“穷理尽”句；后十页则庋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S.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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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纸本墨拓 10.7cm×8.6cm 册页大英博物馆

唐刻唐拓本，原碑初拓，点画清晰，墨色精良，远胜他刻。

敦煌遗书：唐拓柳公权书《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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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纸本墨拓 26.5cm×1166.6cm 法国国家图书馆

《金刚经》（P.4503），正书，刻于唐长庆四年（824）四月，系柳公权四十七岁时所作。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鸠摩罗什译本），全文完整，凡四百六十四行，行十一字。其为右街僧录准公书，立于西明寺后，原石早佚。

1908年在敦煌石窟发现的这个唐拓原裱孤本，其石分十二块，以三张纸拓一石，纵高26.5厘米，拓纸白细，墨色浓而均匀，与前述《化度寺》《温泉铭》二碑一样，属高水平拓工。

整纸裱，不剪条，一字未损，背托黄皮纸，装成卷子。

此卷末有题记五行，署曰：“长庆四年四月六曰，翰林侍书学士朝议郎、行右补阙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柳公权，为右街僧录准公书。强演、邵建和刻。”

此敦煌本是唐代拓本，最接近原作，风格古朴，锋颖如新，实可谓“十步之外，精光四射”。

敦煌遗书：唐人临王羲之旃罽帖

唐纸本墨笔

25.5cm×20.5cm 法国国家图书馆

此件为纸本墨书残片，仅一页，现存巴黎法国图书馆，为伯希和编号P.4642号。王羲之的书法在唐代深受推崇，唐人临摹的也不少。

在敦煌出土的写本中保存了几件草书残卷，内容均为王羲之十七帖。此件为《旃罽帖》，残存文字如下“回近之未许口口口知我者希此有成言无缘见卿以当一笑”。

按王羲之《旃罽帖》原文为：“顷服食，方回近之，未许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无缘见卿，以当一笑”。除本卷外，在英国图书馆藏的敦煌写本中，还有唐代临王羲之《瞻近》《龙保》二帖。与此件的风格一致。

敦煌遗书：真草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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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十五年（641）蒋善进临茶色楮纸本墨笔

25cm×102cm 法国国家图书馆

《真草干字文》是陈、隋间书法家智永的名作，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孙，出自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一支，与兄智楷并以书法擅名当时。

敦煌写卷中的《千字文》，属此残卷最为精彩。此卷为唐蒋善进临本，字体规范端庄，纯熟流畅，为初唐书法风范。

残存卷尾部分，自“（侍巾）帷房”至“焉哉乎也”，真草书各三十四行，凡一百七十字。卷中有拼接。

卷末正文后有“贞观十五年（641）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十五字，楷书。

敦煌遗书：大唐三藏圣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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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时期纸本墨笔

25.6cm×74cm 法国国家图书馆

武周久视元年（700）写本。此残卷书法点画精巧，结构稳妥。

临唐初大书法家褚遂良，褚遂良的书法在唐初十分流行，有“广大教化主”之称，门生弟子遍及天下。他的作品临本出现在偏远的敦煌，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敦煌遗书：阅紫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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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纸本墨笔

25cm×181.3cm 法国国家图书馆

道教典籍写本，后有题记八行。经生许子顒写于“河南大弘道观”（今洛阳东），显然该本是由内陆携入敦煌地区的。

此卷书法除了隋代初唐时期的精致熟练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盛唐特有的因素：丰腴饱满。整体上的笔画形态趋于浓厚、圆润。

敦煌遗书：沙州儭司福集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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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纸本墨笔

30.4cm×216.7cm 法国国家图书馆

这是五代时期官府文牒的标准格式，文书记载了沙州儭司从癸巳年（933）6月1日至丙申年（936）6月1日之间三年的唱衣收入及开支账目。

其书以唐人之法度为基础，笔画平稳有序、线条规整谨严，楷中略带行书意味。

敦煌遗书：都盐院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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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天成元年（926）纸本墨笔

33.1cm×54.7cm 法国国家图书馆

此文书记载都盐院某某被补为散将（名誉虚衔），书法多有颜鲁公之风规，点画醇厚、墨色浓重、线质丰腴，字型饱满结实，章法上也多以茂密浓郁为主。

敦煌遗书：大云寺安再胜牒

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 纸本墨笔

30cm×43.3cm 法国国家图书馆

录文：右，今月廿日寅时，孔僧正、沙弥定昌、押衙唐憨儿等叁人走来况，再胜等闻讯向东消息，言说回鹘、达怛及萧州家相合就大云寺对佛设誓，则说向西行兵。其僧正身患，且住三五日。瓜州将患。便取西来。更有微细事理，僧正等来日分说。谨具状阵闻。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太平兴国陆年十月日都头安再胜、都衙赵再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