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全的古铜镜鉴定方法
青铜镜，一种古老的汉族工艺品，由青铜所制的器物。其起源很早，据史料记载，自商周时代起，古人就发现用青铜磨光做镜子，光亮可照人，并在背面雕有精美纹饰。到了战国时青铜镜已经很流行，在汉、唐时则更加精美，不仅如此，唐宋时期随着铸造技术的发展，铜镜打破了过去传统的圆形和方形的制式，铸造出了带手柄镜以及八菱形、菱花形、八弧形、四方委角形、圆角方形、亚字形、云板形、葵花形等铜镜。

至于宋代受祟古风尚的影响，铸出的仿古鼎形、仿古钟形铜镜，更具时代风格。近日，杭州尊慧征集到一款古老的青铜葵花镜，此镜直径为16cm，圆钮，六瓣葵花形，因年代久远，此青铜葵花镜上布满铜绿及被氧化的痕迹，但这也证明此镜之年代古远却为青铜所制。据悉，古代青铜镜除了起照容整装的作用，还被用来装饰、馈赠、祈求吉福以至传达情谊。
在中国古代，铜镜的大小也千差万别，但大体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小型铜镜尺寸一般在3厘米～8厘米，它们均小巧轻薄，用绹绳系于腰间，随身携带。中型铜镜尺寸在10厘米～39.4厘米，正如尊慧征集到的此青铜古镜，它厚重精美，使用时或悬挂在墙壁上，或置于镜台上，用毕还有考究的镜奁存放。需知铜镜不但要时时擦抹干净，而且还得常常去磨光，才能够保持光亮如新，照出影像来，所以古人对待铜镜，一般是珍而重之的。
两宋时期，青铜镜发展愈加实用化、民俗化。除了官造镜之外，民间造镜更加普遍，这得益于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流通。所以谈到宋代铜镜，其代表往往是民间私造镜而非官造镜。基于这一点，宋代青铜镜与前代相比较，首先发展变化的就是铸镜地点的普遍化，且形成了几个著名的铸镜中心。如浙江的湖州、临安，湖南的潭州，江苏的建康，江西的饶州、吉州，四川的成都和福建的建州等最为著名。另外，青铜镜本身也具有了很浓郁的民俗特点。
首先从纹饰上来看，多选用来自于实际生活中常见的题材，如牡丹、菊花、桃花、缠枝花、双鱼纹、鸟兽纹、双龙纹、双凤纹、山水人物、亭台楼阁、神仙故事等，都是最常见的图案。如清宫旧藏器“莲花飞蝶镜”，环绕镜钮饰一周圆点纹，外围缀以三朵莲花，间饰三只蝴蝶，极具图案化。此类铜镜洛阳附近出土较多。再如“龟鹤仙人镜”，元宝形钮，钮侧有长须仙人端坐，饰背光。钮另一侧是童子献寿图案。钮上有飞鹤，钮下饰龟和花草。纹饰间空白较大，铸造也粗糙。此类镜与出土器比较，1974年浙江衢州市龙游公社出土一面菱花镜与之纹饰相同(《浙江出土铜镜》147);《岩窟藏镜》四·29与此镜图案相同，但纹饰左右相反，据称系“宋金时期山东东南路修公路时出土”;另《四川省出土铜镜》也载有两面，一为重庆出土，一为绵阳出土。
其次从器形来看，出现了手柄镜，如旧藏的“长柄仙人镜”。此类镜图片出版较多，目前仿造的也多，但仿造者常将镜身与手柄一次性浑铸，不得要领。还有一种短柄的铜镜，柄上部有镜托，柄下部有穿系孔，镜身图案是一个大大的“”字纹，周围饰龟、鱼纹。此类短柄镜图片很少出版，目前未见仿造。除手柄镜外，镜身的形状也有变化，如亚字形、桃形、葵花形、钟鼎形、瓶形、方形、长方形等。另外，金石学在宋代兴起，好古、仿古蔚然成风，所以此阶段还出现了一些仿古镜，如仿汉镜、仿唐镜等。
最后，铭文内容有了很大变化，这也是宋代铜镜上最显著的特点。当时镜背流行题著铸镜者的字号、工匠姓氏、作坊所在地等字样。同时，一些颇具盛名的作坊为防假冒，还要在镜背标明具体的街巷地点和宣传精工制造的广告。如“湖州真石家无比炼铜(照)子”、“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照子记”、“饶州叶家久炼青铜照子”等。其中最为常见、保存至今数量最大的是湖州镜。如宫中旧藏的“湖州镜”，左右各饰一长方铭文印记，分别为“湖州符十真炼铜照子记”和“每两一百文”。此类镜出土、发表都非常多，多作“石家”，系南宋时期物。
总之，宋代铜镜因多实用于生活，镜体比较轻薄，镜钮小或无钮。纹饰民俗化特点显著。也因多为民间私铸，质量参差不齐。
首先从纹饰上来看，多选用来自于实际生活中常见的题材，如牡丹、菊花、桃花、缠枝花、双鱼纹、鸟兽纹、双龙纹、双凤纹、山水人物、亭台楼阁、神 仙故事等，都是最常见的图案。如清宫旧藏器“莲花飞蝶镜”，环绕镜钮饰一周圆点纹，外围缀以三朵莲花，间饰三只蝴蝶，极具图案化。此类铜镜洛阳附近出土较 多。再如“龟鹤仙人镜”，元宝形钮，钮侧有长须仙人端坐，饰背光。钮另一侧是童子献寿图案。钮上有飞鹤，钮下饰龟和花草。纹饰间空白较大，铸造也粗糙。此 类镜与出土器比较，1974年浙江衢州市龙游公社出土一面菱花镜与之纹饰相同(《浙江出土铜镜》147);《岩窟藏镜》四·29与此镜图案相同，但纹饰左 右相反，据称系 “宋金时期山东东南路修公路时出土”;另《四川省出土铜镜》也载有两面，一为重庆出土，一为绵阳出土。
青铜镜价值认可度仍处低谷
古时候，如果出土了这些青铜器，“在当地都会认为是出宝了，要做一个祭祀仪式。经常在一个铜器上看到这样的记载，买这个花了1500两白银，买那个花了3000两白银，按照当时的价格来换算，很多都比现在交易的价格要贵。”赵春安解释说，这些青铜器，基本上都是皇室贵族留下的文物。“夏商周时期铭文记载，一般是立功以后得了50贝或者几百贝的奖励，来做成青铜制品，为的是保佑自己，保佑子孙。”在西方，最得到认可的也是中国的青铜器，“他们认为这是中国远古时代的文化结晶。”
经赵会长介绍才知道，铜镜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已经远远超过了瓷器的制作。“先设计纹饰图案，现在尚不完全清楚是用泥、石材还是其他材质做模，有了模子以后再拿土胚打制泥范，之后再风干一两个月，烧制成陶范，然后用配伍好比例的青铜液进行浇铸，最后做后期加工打磨。”一直到秦汉之后，青铜器逐渐被一些陶器所代替了，但是镜子是没有替代品的，所以一些古老的工艺都延续到铜镜上，做得也越来越精细，一度达到了青铜之巅。

从青铜镜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来看，还完全没有达到真正的市场价值，“现在青铜镜最高的记录也就1000多万、几百万而已，与几个多亿的字画和瓷器的市场价格是没法比的，连小门类的天珠都已经超过亿元了，所以说青铜镜的升值潜力还是非常大的。”赵春安认为青铜器的价值被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宣传较少。“因为大部分的青铜器都是从墓地出土的，怕是价格提升后引起大量的盗墓行为，所以在拍卖上也没有形成一个比较高的价位。”他遗憾地提到，钱币铜镜的拍卖数据只占整个拍卖市场份额的3.5%，跟那些字画没法比。“艺术品的增长都会有一个规律，比如字画，上拍早，价格幅度上涨也快。与股票一样，钱币在前几年就已经走了三浪上升，青铜佛像在2012年春拍时才有起色，现在正走在三浪的阶段，而铜镜则刚走了一浪，现在回调，正处在平稳筑底二浪段。”赵春安认为，等过一段之后，随着一些精美铜镜的出现，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上涨。“未来，如果国际国内经济形式回暖，这个调整时间会快一点。”另外，他还提醒到，在这个调整阶段，藏家是不可以坐等的，“对一些真正好的东西，要率先启动。就像是60年代买邮票，70年代买钱币，80年代买字画，90年代买一些瓷器和杂项，现在是该买一些铜镜了。”
28日上午，位于高新区丈八二路附近的西安市大唐铜镜博物馆正式开馆，成为西北地区唯一的青铜镜博物馆。
馆内展有300多面珍贵铜镜。明代的“长命富贵”、“五子登科”、“状元及第”，清代的“双喜”、“清闲”铭文铜镜等均为镜中臻品。博物馆将免费向广大游客开放，开馆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10：00~16：30，有兴趣的读者可前往观赏。
铸造技术精巧
一般铜镜在铸造时，多采用“开放式”和“合铸式”两种方法。“开放式”就是只有一块镜范，无注口和注沟，铸造时镜范平放，由上倾入溶液。在考古发掘中经常见到的是“合铸式”，即每镜有两块陶范，镜背范上雕刻花纹，中央刻有铸镜钮的凹部，并用与范同质的粘土作一短细的棒形的“沙芯”，横嵌在镜范的中部。镜面范刻成凹形平面，然后将两范合而为一。铸镜时将注口向上直立，慢慢注入铜溶液，待溶液冷却后，取出铸造好了的镜子，经过研磨就可以鉴容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细腻精美的楼空花纹铜镜。这种铜镜是采用分铸的方法，把镜面和镜背纹饰分别铸造，再夹合在一起。这种复合铜镜，战国以后就基本绝迹了。清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对宫内收藏的古镜正面多进行了处理，以达到重新鉴容的效果。其中一部分古镜面就采用了复合的方法，重新铸一镜面，研磨好后，再粘附在古镜正面。当然这种复合镜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复合镜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我国古代工匠在生产实践中，对冶炼和铸造铜镜的技艺不断地进行总结。早在《周礼·考工记》中就记载了制作铜镜的合金比例：“金锡半谓之鉴隧之齐。”即铜50%，锡50%，是铸镜的合剂。这篇宝贵的文献，多数学者认为是战国时期的著作，但应该说也包含了商周以来青铜器铸造经验的总结。

战国以后，工匠们更是不断探索、实验。根据近代学者们化学分析，各种铜镜的合金成分，因其出产地域和时代的不同，铜和锡的比例有很大的差异。从战国开始，铜镜合金中普遍含有铅。铅加入合金后，使铜镜铸造的质量得到了提高：铅使得合金溶液在铸范中环流得特别良好；铅可使铸出品的表面异常匀整；可以利用铅在凝冷时不会收缩的特性，使铸造出来的镜背花纹特别整齐清晰；铅可以减少铜、锡合金溶解时极易发生的气泡，避免砂眼等毛病的产生。
铜镜不但要时时擦抹干净，而且还得常常去磨光，才能够保持光亮如新，照出影像来。磨镜在从前是一种专门职业，和磨刀剪的工匠们一样。操这项职业的人，手里拿着长约5寸、阔2寸5分的几块铁片，好像拍板的模样，沿街敲打着，妇女们听见后，即可出来磨镜，这叫做“惊闺”(见《事物原始》)。古代绘画作品上就有描绘这一景况的：画中磨镜者蹲在地上俯身于磨镜石上磨擦铜镜，一妇人手捧铜镜立于一旁等候。1982年7月，在四川彭山县亭子坡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件磨镜砖。砖为细泥灰陶质，呈圆形，直径26厘米，厚3厘米，磨面光滑平整。据发掘报告称，出土时砖的磨面上尚残留有少许墨色粉末及水银细粒，砖背面凿有由外到里的三条方向相同的弧形斜面棱槽，长7厘米～9．厘米，宽6厘米～7厘米(《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