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作家】赵斌录|那时候，我们叫红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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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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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叫红小兵}

赵斌录

1

七十年代初期在钢城子弟小学上学的时候，少先队已经不叫少先队了，改叫红小兵。

加入红小兵是一件光荣的事，既要根正苗红，还得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才行。班里每年都有同学在“六一”儿童节前夕光荣地戴上红领巾，加入红小兵的队伍。如果到了五年级还没有加入，那不是过于调皮捣蛋，就是有别的什么问题，比如阶级出身问题。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像如今的商业广告一般随处可见，课本里也有很多阶级斗争的故事。东北老地主周扒皮鬼鬼祟祟的《半夜鸡叫》、大地主刘文彩《收租院》对穷人的残酷压榨、为保护生产队的辣椒被地主残害了少年《刘文学》……，都饱含着阶级仇恨在其中。三年级一次临下课的时候，班主任赵老师说，咱们班哪位同学家里成份不好，是地富反坏右的，请站起来一下。她说完后，有四个同学迟迟疑疑又很无奈地低着头站了起来。老师让他们坐下，又说阶级出身不是自己选择的，不能怪他们，这几个同学表现还是不错的，大家不许歧视他们等等。话虽然如此，却在我们心里埋下了异样的种子。之后，调皮捣蛋的同学常常恶作剧地拿他们的出身说事。看了革命电影，也常常用剧中“尤二狗”、“南霸天”等反面人物的名号给他们起外号。这都是我们朝夕相伴的好同学，看到他们的隐忍和无奈，心里有些难过，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才能安慰他们。看到他们很艰难地在小学毕业前加入了红小兵，真心为他们高兴。

街上的宣传橱窗里展出了《一块银元》的连环画故事，我们的思绪随着那块被子弹打出缺口的银元跌宕起伏。当看到主人公的姐姐被地主李三刀灌上水银作为童女给死去的老地主殉葬的时候，真恨不得把李三刀从画里揪出来当场打死！学校进行忆苦思甜教育，从焦化厂请来一位老工人作报告。老人讲十四五岁领着残废的老娘在煤矿附近讨吃要饭，要不上饭的时候，就从煤矿食堂的下水道里捞东西吃。后来他被路过的日本汽车抓到石圪节煤矿下了煤窑。讲到悲切处，老人难过得抽泣着，说不出话来。同学们都挺动容，在老师的带领下，“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绝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口号被我们喊得山响。老人讲到日本人在石圪节煤矿设了“万人坑”，说矿工们病了，不能下井劳动了，就会被活活扔进“万人坑”，吓得大家生了病也不敢说，硬撑着去下煤窑，直到病死、累死。我们听得咬牙切齿。那白骨累累的“万人坑”，更是让我们既恐怖，又恨透了石圪节的日本鬼子。过不多久，厂宣传部展出了当年日本人在东北抚顺矿山疯狂压榨中国人，用“万人坑”迫害中国劳工的一组图片，我们才知道，原来“万人坑”不是石圪节鬼子的独创。之后的一个下午，因为老师调课，整个下午两节课都成了体育课，体育老师领着欢呼雀跃的我们穿过王庄煤矿，一路往北边的山上去春游。山上，在一个陡峭的土崖边，有一个敞着口的大竖井，老师说，那就是当年石圪节煤矿日本鬼子的“万人坑”。我们战战兢兢地凑过去往下看了，黑魆魆的，深不见底。想起焦化老工人的血泪史，心里满是对鬼子的仇恨和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爱。

2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小学四年级起，学农劳动就已经成了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常常在学校组织下去周边农村参加农业劳动。掰玉米、捡麦穗儿、挖水渠、刨树坑，啥都干。不过我们的劳动是上课、是学习，体验、见习的意味更重一些，生产队不把我们当劳力，所以，活都不重。倒是每次大家拿着从家里带来的各色干粮，端着生产队给熬的米汤或绿豆汤席地而坐，边吃边聊边玩的情景，让我们很是向往。过了些日子没安排劳动，还有同学嘀咕：啥时候再去学农呀?

最经常的学农劳动是积肥。每个同学都有积肥任务，几天交一筐粪，都有记录，有考核。班级收齐了粪转交给学校，学校收齐了再统一给周边的生产队送去，支援农业生产。这项活动大大激发了我们清晨早起的积极性。拾粪劳动的活动空间从长钢街上一直扩展到周边各村的乡间小路。有时候我们㧟着筐跟在驴车后面，等着拾它的粪。结果它老小子就是光走路，不拉屎，害得我们跟了一路也一无所获，真气人，恨不得在那驴屁股上踹两脚。超额完成了积肥任务，老师在星期六下午的班会上是要表扬的，很光荣。积肥劳动中，很多同学都因为劳动积极美滋滋地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只有一个同学例外。他叫珍，是从县里跟着爸爸来子弟小学上学的。爸爸是单身职工，住在红专宿舍。可能是劳动工具不凑手，也可能是贪玩、偷懒吧，他没有捡上粪。到要上交的时候，他让爸爸去鸡窝掏了一筐鸡粪来交。开班会时，老师严肃批评了他。他很羞愧，红着脸，低着头。我们也都觉得他做得很不对。尤其知道他这样做会损害班集体的荣誉，更是气愤。有同学讲，听大人说鸡粪不经过沤制是不能直接上地的，会长虫子，虫会吃庄稼，他这样做算不算故意破坏农业生产？慈祥的韩老师赶紧制止了满脸稚气，又义愤填膺的我们，再次提醒珍同学以后要积极劳动，多锻炼，争取进步，然后就下课了。

3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好几年了，武斗的硝烟已经散去。林茂盛、林茂密哥俩的爸爸武斗期间被人打死了，他们的妈妈也改嫁走了，扔下了一大家孩子们。他们哥俩与我同班，上四年级，下面还有一个更小的妹妹，家里全靠年龄大一些的姐姐撑着。茂密平和友善，是我的好朋友。茂盛言语不多。一次，因为一件小事韩老师批评了他，茂盛记恨在心。他和另一个同学设计了在老师回家经过路上沿途安放图钉，要把老师的自行车带扎破的报复计划，并积极付诸实施。茂密知道了，害怕哥哥闯祸，报告了韩老师。那个年代，自行车是家庭里最大的大件儿之一，其地位不亚于今天的奔驰宝马，扎破自行车带的企图就如同今天精心谋划一场车祸事故。这事儿大了。我们都替茂盛捏了一把汗。

上课了，韩老师在我们的忐忑中走上了讲台，平静地开始上课。我们端坐着，背着小手，貌似认真地听了整整一堂课，预想中老师应有的雷霆之怒始终没有降下来。只是在讲完了所有功课，准备下课的时候，韩老师用右手往上轻轻推了推眼镜，缓缓地说：“听说有同学要扎破老师的车带。怎么还能这样呢？”老师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人，那份责备和嗔怪也是蜻蜓点水似的温和，我们的目光却刷的一下聚焦到茂盛身上。茂盛红着脖子低下了头。

后来茂盛有没有象那个年代流行的那样写一份检查，老师有没有再做他的思想工作，我都不记得了。韩老师的慈祥、疼爱和宽厚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

文革后期，社会秩序乱了，相邻班级的几个同学疏于管教，啸聚于与小学一墙之隔的花园草丛中，打架逃学、抽烟喝酒、讲女人、偷东西，在几年的时间里越聚越多，最终演变成了无恶不作为害四方的流氓犯罪团伙，在1983年的“严打”中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惩罚。而与他们班级紧紧相邻的我们班没有一个涉足其中，一个个都成为了于国于家有用的人。这当然有我们这些红小兵们天性善良，面向阳光，茁壮生长的一面，但和敬爱的韩老师那慈眉善目、循循善诱又怎么能分得开呢？

韩老师还有一个倡议，就是号召大家积极学习雷锋做好人好事，各种好事都行。只要做了好人好事，星期六下午的周会上就会受表扬。长钢的大街本不太宽，汽车也不多，做搀扶老人过马路这样的好事机会很少。拾金不昧的好事呢，可遇而不可求，不能主动去做。我们做得最多的好事就是放学以后去厂里的职工食堂帮助师傅们洗菜、摘菜。我们不避苦累，钻菜窖、洗土豆、刷锅碗、抬炭块，忙得不亦乐乎。完了，食堂的师傅给写一个表扬的纸条，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来食堂帮厨做好事的同学们的名字。周会上，老师攥着一小把表扬的纸条，把一星期来所有办了好人好事的同学挨个表扬一遍。受了表扬的同学光荣而骄傲，大家做好事的积极性更高了。

4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从小就学着批判资产阶级，在一轮又一轮的大批判中锻炼成长。年龄小，资产阶级是个啥玩意儿，我们不懂，但知道那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批狗日的！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找来报纸，抄上各种批判稿。就这样，我们批过林彪，批过孔老二，尊过法家，批过儒家，揭露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过新编晋剧《三上桃峰》，驳斥过“唯生产力论”，反击过“右倾翻案风”，“四人帮”被粉碎后，又投入到了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

批林批孔的时候，老师教唱了《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愤怒的声讨像烈火燃烧，像烈火燃烧！谁妄想叫我们搞复辟，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坚决把他打倒！坚决把他打倒！坚决把他打倒！”期末音乐课考试，考的就是这首歌，我们挨个上讲台唱，音乐老师拉着手风琴伴奏，唱完了现场打分。我个头小，坐在教室第一排，第一个上台。唱完了，自我感觉唱得挺洪亮的，可老师才给打了80分，比较少。我有些困惑。同桌说，你没唱清楚，第一个字“打”没唱出来，喊的是“啊倒林彪”。看来是我太激动，太紧张，发挥失常了。寒假回老家，把这首歌唱给姥姥听，姥姥疑惑地问，孔老二不是一直都是个好人吗？怎么也得打倒啊？我望着姥姥满是沧桑的脸，无语。

参加歌咏大合唱比赛，我们唱《文化大革命好》。那歌词儿和节奏，一句顶着一句，带着不由分说的反驳劲儿，吵架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尤其是其中那个“嗨！”喊起来很带劲儿，让我们后排几个男生给嗨得地动山摇。

除了政治路线大批判，我们也批判身边的坏人坏事。一次，学校组织我们看了工厂里几个坏人的恶劣事迹展览，有贪污的、腐化的，物证是拍的照片，生活问题是画的漫画。回来按要求要写观后感，批判他们的错误。我们东拉西凑，生搬硬套，硬是从国际国内革命的大好形势入手，一直批判到他们扭曲了的心灵。那犯了贪污罪的是个厂里的采购员，贪污了公家几十块钱，还顺手牵羊把厂里的什么器物拿回家用了。那搞腐化的，图片上画的是他翘着二郎腿，半躺半坐在沙发上，左手端了半玻璃酒杯的葡萄酒，右手夹着半支香烟。旁边的老婆穿了一件花衣服，涂着红嘴唇儿，拧着水蛇腰，显得有些妖道。虽然那时候沙发、红酒、高脚杯都属于奢侈品，喝酒吃肉也明显超前于普通大众的日常消费，可腐化毕竟还是在家里搞，腐化的对象也还是自己的老婆，与现在的一些赃款成吨、小蜜成群的大腐败相比，就显得太小儿科了。就这样，我们也怀着饱满的革命热情把他们批驳得体无完肤、狗屎不如。

批判江同学的大会是在小学的操场开的。他是我们隔壁班的同学，家里顾不上管，学校又管不住，学坏了，打架，逃学，偷东西，流氓滋事，才五年级的学生，宛然已是个小流氓的模样。转业军人出身的王书记用高亢嘹亮的武乡话义正辞严地宣读了学校的处理决定后，让江的父亲也上台来表个态。江的爸爸是个老工人，穿着劳动呢工作服，一看就是那种只知道干活的老师傅。一上台，又急又恨，薅住低头站在台上的江就打。王校长连忙拉开了他。父亲蹒跚着走到麦克风跟前，抽泣着说，辜负了党的教导，对不起党，没有把孩子教育好，没有把孩子培养成革命事业接班人。江同学最终也没有像王书记希望的那样在悬崖边勒住马缰绳，从而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是在斜路上越跑越偏，越走越远，在一九八三年的“严打”中，结束了横冲直撞，祸害四方的生涯。

5

五年级毕业，学校潦潦草草考试了一次，再开学，我们这些红小兵已经是中学生了。

开学那天，看遍了墙上贴的大红榜，就是没有我的名字。我急了，再看，还是没有。好不容易在五十八班的红榜里找到一个“李斌录”，赶紧去找了个毛笔，把“李”给圈掉，在旁边圪叉巴脚地写了个“赵”，然后匆匆忙忙跑去五十八班报了到，好像生怕被别人抢了去似的。接下来好几天，心里扑通扑通敲着小鼓，直到确认没有人再找来，才放下心来。也许那“李斌录”原本就是学校誊写时给抄错了。

高考早就废除，上大学是从工农兵中推荐产生的，用不着考试了。没有了考试这把硬尺度，改成了择优推荐这把软尺子，规则就不好掌握了。表现优秀不优秀，工作突出不突出，常常就是大队支书或者车间主任一句话。虽推选出了许多优秀青年，但也常有某某某家里有势力有办法，或者某某某虽然干活不行但在领导面前有眼色会来事所以被推荐上了大学之类的消息在人们嘴上流传。“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社会格言已经长着细腿在各个角落悄悄游走。

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初中教材有了大的调整。我们都是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学习偏重于劳动技能。物理不叫物理，叫《工业基础知识》。化学和生物合成一门课，叫《农业基础知识》，讲的是土壤、肥料、小麦分蘖什么的，听得我们云里雾里。师道尊严作为封资修的余孽已经在接受批判，当老师不再是一件光荣的事。我们排房很有学问又很受人尊敬的方老师也不愿意教书了，想调到车间。在车间上夜班有夜班补助，能多点收入贴补家用。正巧东院住着的一位女职工家里需要照顾，不方便倒三班上夜班，愿意调到学校上长白班。方老师和她在联系单位对调的事。学校里教学已经不太重要了，老师在工厂里只是炼钢工、仪表工、维修工、车工、钳工、电工等等诸多工种中的一种。学校把握的是调走一个，必须调进来一个，人员总数不能变，至于调来的人文化程度如何，能不能教书，都太不重要。

教我们农业课的老师应该也是从车间调来的，既不懂农业，也不懂教学。当她端着《农业》课本，口音很重地一页一页念上面那些方块文字的时候，我们急得抓耳挠腮，如坐针毡。尤其是每个句子里逗号的时候她要毫无意义地加上一个“呢”，句号的时候要拉长腔调来一个“啊--”，真“啊--”得我们晕天砍地，苦不堪言。熬到下课铃响，一溜烟儿冲出教室，那种扑面而来的幸福感比逃出牢笼的小鸟还幸福百倍。

为了兼学别样，我们年级成立了体育班、文艺班，还有专门学习中医技术的医学班。看着我最好的朋友小刚所在的医学班常常在老师带领下漫山遍野去辨识各种中草药材，毫无忌惮、名正言顺地在户外疯玩，眼热不已。我们班主任黄老师也有相当的中医基础，也把他背得烂熟的中医口诀抄给我们，要求我们背下来。于是我们上自习的时候就摇头晃脑“犀角解心热，羚羊清肺肝，车前子……”地背。只是黄老师光让我们背口诀，从不带我们去野外学习学习什么是苍耳、黄芩、车前草。其实，去野外学习才是我们最向往的学习方式啊。

6

已经是初中的红小兵了，就有了去工厂学习的机会，学校安排我们去无缝钢管车间参加一个月的学工劳动。大多数同学分配去了锻工班和车工班，我和好朋友国红与另两名比较文弱的女同学被安排到了钳工班。到了厂里才知道，工人师傅们远不像我们在作文里写的那样每天热火朝天，汗流浃背，常常也是端了白搪瓷的大茶缸儿晃悠着没啥事做。钳工班是个小班组，一共五六个人。组长姓王，人们叫他“三儿”，是个挺精神的年轻人。还有就是温师傅、石师傅等，都是老师傅了。有一位年轻女师傅，是电焊工，没事的时候就静静地坐着，不太爱说话。班组政治学习念报纸的时候也默默地坐在一旁听着，一声不吭。我们四个红小兵来了，也没什么事做，就是简单打扫打扫卫生，烤烤火，然后等着下班。眼看一个月快要到了，温师傅把我们叫到一起，说这么久了什么也没有教给你们，就教你们个配钥匙吧。我们很高兴。看着他拿了一截报废了的钢锯条，用铁丝挑了在火炉上烧红了，蘸在冷水里退了火，随手从工具箱上拔下一把钥匙，跟锯条紧贴在一起夹在老虎钳上，轻舞钢锉噌噌几下就锉出一把钢锯条钥匙来。伸到锁眼儿里一拧，锁真的开了。好神奇呀！我们一下子来了兴趣，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兴高采烈地把能找到的钥匙挨着个地配了个遍。

钢铁企业，高炉林立，机器轰鸣，安全是恒久的话题。钳工班的师傅们也常常提醒我们注意安全，对我们进行安全教育。

火车队有几台蒸汽机车，其中那台编号0289的，总爱出事故，横冲直撞的伤了好几个人。大家既有点怕它，又有点嫌它，见它开来，都躲得远远的。班里有一个同学略显莽撞，不是撞在门框上，就是不小心撞在树上。于是，有同学就戏谑地把他叫做“0289火车头”。

有两个常被大人用来对我们进行安全教育的例子是继小和平。

继小大我两岁，心灵手巧。夏天的中午带我去河塘玩的时候，用一根细棍子，绑上自己用铁丝做的鱼钩，再在田埂上挖两条蚯蚓，轻而易举地就能把鱼儿钓出水面。小，就是小子，男孩儿。据说，继小的名字是奶奶给起的。奶奶一定稀罕极了男孩儿，继小的哥哥姐姐们分别叫换小、拉小、拉弟、换弟。印象里，我没有见过这位老奶奶，但从孩子们的名字中，却深深体味到了奶奶的慈祥、执着，和对孙儿的希盼与疼爱。

继小的右手少两个指头，是过年放炮仗崩掉的。那可不是一般的炮仗。小朋友告诉我，寒假里去相邻的王庄煤矿煤堆上玩耍时，继小捡了一截细铜管，闪亮亮的，很好看。过年放炮仗，他突发奇想，把一个小炮插进铜管里，点燃了，手攥着往右一伸，一声炸响，捏着铜管的两个手指就这样没了。那截闪亮亮的铜管其实是没爆过的雷管。

我的同学平也是过年放炮出的事。正月天，孩子们一起玩，他捡来一截钢管子，把许多炮仗一个个剥了，把火药剥出来灌进钢管里，再安上捻子，要做一个烟花。燃放的时候，捻子燃完了，烟花却没有放出来。平着急，过去看情况，钢管还是没炸。他拿起来，鬼使神差地往煤池子上一磕，钢管炸了。他失去了双臂，也从此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事过多年，现在想起来，那份场景依然让人痛惜不已。又是许多年过去了，长亭古道，知交零落。愿我的好同学波折过后一切顺利，永远平安！

7

学校是两个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前沿阵地，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无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于是，工宣队进驻了学校。进驻我们班给我们讲政治课的是工宣队长柴师傅，很慈祥、很和善的一位老人。老人文化不高，上课时拿份人民日报给我们念上一篇，然后就坐在讲台上，慈爱地看着我们像一窝小鸟一样叽叽喳喳，直到下课。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柴师傅拿着一张报纸又来给我们上课，满脸凝重。那天他念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念得很慢，长一点的句子要停顿几次才能念完。念着念着，他哽咽着念不下去了，抬起右手，用洗的半白的工作服袖子擦一把眼泪鼻涕，稍稍歇一会儿，平复一下情绪，再念。后来柴师傅念着念着鼻子出血了，他浑然不觉，依然抬起袖口擦一把，抽抽噎噎地继续念。那篇文章他念了整整一节课。那一节课，我们全班的红小兵们似乎一下子懂事了，谁也没有叽叽喳喳，就默默地看着柴师傅念报纸，直到下课铃声响起。

听大人说，柴师傅从小挺苦的，在晋城老家活不下去了，十几岁就逃了出来。路上遇到一个同龄的晋城女孩儿，也是逃出来的。她是给人家当童养媳，被婆家打得受不了，跑出来的。两个年轻人同命相怜，相依为命，听人说八路军兵工厂招人，就投奔了兵工厂。临解放成立故县铁厂的时候，柴师傅来到了这儿，成了厂里的骨干。而那位一起逃难的小姑娘，就是他现在的老伴儿。知道了他的身世，就更理解了他对毛主席的那份感情，也更多了几分对老人的敬重。

学习已经很淡化了，考试不再排名次，考得不好也不用再羞答答的了。可毕竟是一脸好奇，求知若渴的年龄，对新知识的渴求自然而又天然，犹如干燥的海绵之于水。

语文张老师是东街师范的老中专毕业生，有语言功底。上课时高兴了会给我们讲讲“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有一次在课堂上一时兴起，念了一段旧时代的打油诗，“骑黄马，过黄庄，谁家女子在筛糠。…”是描写一位在村边打谷扬场的青年女子的美丽姿态的。诗很长，很上口，从形象、语言、动作、神态各个方面描述那村姑的美。我一下子迷住了，下课后就去找老师要。张老师吓了一跳，连连推说没有。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绷得很紧的，象这样的封资修或疑似封资修的东西是不敢拿来示人的。老师许是上课无聊，信马由缰，随口吟来念给我们听，没想到我给认真了。今天想来，那首打油诗的意思其实跟《罗敷》差不多，只是更直白，更外露，更通俗了一些。可在那个年代，《诗经》都是禁读的，“筛糠女子”这样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野路子作品就更得严密防范、严格封杀了。何况，那时的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要沐浴着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的秧苗，如果被用封资修浇灌了一遍，那老师的罪孽就大了！自那之后，老师再没有在课堂上给我们念过课本以外的东西。

8

“苗二分”是我们给音乐苗老师起的外号。苗老师大号苗忠秀，本来是既质朴又优雅的一个好名字。苗忠秀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音乐课考试的时候，看学生唱得不好，常常高举起右手两根手指，高喊：“不及格，二分！”二分、二分的喊得多了，我们就叫他苗二分，到后来他的真实名字除了正式场合用一下以外已经很少有人叫了。

苗二分老师有志向，有想法。上五年级那一年，他挨个走过我们年级八个班，精心挑选了几十个孩子组建了一个文艺队。接下来二分老师给大家简单测试了一番，你吹小号、她学扬琴，这几个小提琴、那几个练声乐地扒拉开，然后，每天早晨上课以前、下午放学以后都会看见二分老师瞪着凶巴巴的眼睛在逼着孩子们练、练、练，不停歇地练。

初一分班的时候，专门给文艺队编了一个班，叫文艺班，苗二分老师是他们的老师。二分老师坚持不懈，凶态不减。一年多后，文艺班已经能在厂俱乐部的大舞台上表演一台节目了。再后来，二分老师一手带出来的这支文艺骨干队伍活跃在钢城舞台上，年复一年，灵动了钢城三十年，成为了美好长钢的一道重要风景。

如今，二分老师早已远去。回首往事，他那一副凶巴巴的面孔后面，一定满是美妙的旋律和铿锵的节奏，满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那个年代，已经是学习黄帅反潮流，学习张铁生交白卷的年代，很有些美术功底的图画老师在课堂上也已经不再教我们画画，只把头天晚上看的长篇小说讲一段给我们听。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几乎忘了这一节课是图画课。那时候，没有人要求二分老师必须怎么怎么做，而且他这么做了也不会有人给他发一分钱奖金。然而，他就是这样去做了，做得有板有眼，做得锲而不舍，做得酣畅淋漓，做出了十里钢城三十年的婉转和铿锵。

能够透过眼前的一片纷繁看到未来那一曲清新，是睿智。肯于为了未来那一曲清新去奉献，是伟大。外貌平平常常，说着一口带郊区口音的普通话的苗二分老师，就是这样一个睿智而伟大的人。

9

1976年金秋时节，“四人帮”被粉碎了，再不能张牙舞爪祸国殃民了。人们喜气洋洋，奔走相告，仿佛整个社会都为之一振。从大人们渐渐变得爽朗和不加遮掩的喜悦里，我们感到，世道变了。

从此，没有人再叫我们红小兵了，我们也不再用红小兵的自称造句、写作文了。

悠悠岁月远去了时光，模糊了记忆，只沉淀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片段留给我们咀嚼、回味。

那个年代，红小兵是整整一代少年儿童的光荣和梦想。虽然没有红卫兵“摧枯拉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般轰轰烈烈，没有知识青年响应号召扎根农村战天斗地那般豪情满怀，但平平淡淡中也不乏追求与梦想、虔诚与希望。那时候课本上教导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要做毛主席的红小兵，家里爸爸妈妈也鼓励我们做忠于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没有玩具，没有糖果，当上红小兵就是对我们的最大奖励。课堂上老师常问：“同学们，你们想不想做毛主席的红小兵啊”？全班同学就会异口同声、声音震耳地回答：“想！”

那个年代，那份纯洁，那股清新，哪种虔诚，清晰在目，宛然如昨。

10

资料上说，1978年10月，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少年儿童组织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名称，红小兵正式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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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斌录，古城上党公务员。喜欢读书、旅游、下棋。愿说真话，道真情，讲述百态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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