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古迹过往 长庆寺与周师臬 2021年第83期(总680期)

长庆寺与周师皋

肖光豁

2021年岁在辛丑八月,桂花时节,邀约朋友张伦德、邓春源、杨先华等人,同游开阳南龙乡官庄长庆寺。

此次游览,其实是多年的宿愿,少年时就听老人们说过长庆寺,说寺庙建筑宏伟,说朱帘画栋,说古木参天……

可多种原因耽搁,一直没能成行。

前不久,听说长庆寺将被取消寺庙资格,究竟为什么?三百年的长庆寺,还将存在吗?我不敢再耽搁了,匆匆赶往长庆寺。

《开阳县志》将长庆寺列为名胜之首,载:长庆寺位于开阳城东25公里的南龙乡官庄村,相传大周时(吴三桂年号)周师皋为开州知州,卸任后夫妇选择此地隐居,无后代。死后以其住宅为庙宇,遗产为庙业,创建长庆寺。周师皋墓在长庆寺对面新寨,为圆形石墓。长庆寺为开阳最大禅林之一,寺庙周围古树参天,青翠蔽日,风景甚佳。开阳县人民政府(1985)136号文件公布为开阳县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升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立的省级文物保护碑

有一个故事,说当年修建长庆寺时,匠人们纷纷响应,以修建长庆寺为荣。为了考验木工匠人手艺,住持和尚叫应募匠人每人打一个木马,然后泡入寺前水塘中,几天后,捞出木马,劈开验视,其中只有一个木马的榫卯处没有被水浸湿,也就是说,榫卯严丝合缝,这个匠人的手艺最好,被选中主持修建。这个故事说明,长庆寺的修建工艺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个故事,文革破四旧,一村民将木雕菩萨扛回家烧火,不久四个儿子全部精神失常。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不得而知,它所表达的是,人们对于长庆寺的敬重。

长庆寺建在半山上。山上,古木参天,蓊蓊郁郁,安详宁静。

进入山门,仰视长庆寺:外基座为条石砌成,高约3米,宽约30多米,细锤扁錾,基座上是一溜木结构房屋,端庄肃穆、大气凛然。

长庆寺山门

拾级而上,穿过外围房屋,是一个天井,满铺着方形块石,接着又是一溜细锤扁錾的条石基座,高约1.8米,宽约30多米,基座之上就是正殿了。

正殿正中位置,有宽3米的10级石阶梯,再拾级而上,进入正殿。

眼前的主殿堂更是雄伟,木结构殿堂,一色榫卯结构,小青瓦屋面,进深10米,檐高约3米,顶高约6米。4米开间,一共8个开间,宽大敞亮。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我们欣赏着,赞叹着,那一根根粗壮挺直的木柱,那一条条笔直厚实的穿枋,特别是那一根根径约0.4米的8棱形檐柱……无声地叙述着前辈们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长庆寺内景

我惊叹着,贪婪的欣赏着这些精美的镌刻:柱头上,挂着木雕的“狮子滚绣球”;柱头和穿枋之间,镶嵌着浮雕花板,有云纹、牡丹花纹、常春藤纹……

穿枋上,浮雕着群体人物图案,骑马的、舞剑的、推车的、公堂议事的……一个个人物栩栩如生,互相呼应。这些图案,显然是一个个故事,笔者愚陋,一时没能读懂。但是,我敢肯定,这些故事都是劝人向善的,励人上进的。

长庆寺内的木雕

宗教,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是关于人类意识形态的学问。任何宗教,都需要借用故事来表达和传递教义,将故事浓缩为图案,然后镌刻出来,生动有趣地寓教于乐,实在是前人的智慧。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这里,形而上与形而下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我肃穆着,站在大殿前,静静地仰视这些精雕细琢的艺术,虔诚地向长庆寺致敬,向古人致敬。

长庆寺建于清康熙年间,经历三百年风风雨雨,看过三百年草长莺飞,阅过三百年世事沧桑。

《开阳县志1993版》将长庆寺列为禅林之首,说明当年的长庆寺香火旺盛,可眼前的长庆寺呢?除了宏阔的建筑之外,大殿里空空如也,没有菩萨造像,没有值守僧尼,当然,更没有晨钟暮鼓。

长庆寺内的木雕

长庆寺内的木雕

长庆寺真的要被取消寺庙资格了吗?为什么? 

长庆寺起源于三百年前周师皋的捐献,那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周师皋。

一、周师皋年谱考:

据光绪四川铜梁《安居乡周氏宗谱》载,周师皋之父周南字长孺,天启年(1621~1627)举人。南公生于1590(万历18年),卒于1667年(康熙丁末年闰月28日巳时),享年七十八寿(1590~1667)。南公夫妇三人卜葬于安居城大南门外梧桐沟梧桐岗上。

崇祯元年(1628)任广西宜山知县,广西左江兵备道,后为左江道诰授中宪大夫;次子师皋也升为思南府监军道按察司副使,诰授中宪大夫;后来,师皋之子贡生周贞(字继飞)也升为思南府监军道,后为明誥授中宪大夫。(此处不确,周贞出生时,明廷已灭,清廷已建,不可能为明廷官员)

周贞生于顺治4年(1647),卒于康熙59年庚子5月28巳时(1720),享年七十三寿,葬于周家沟大屋基乙山辛向。

《安居乡周氏宗谱》记载了周师皋父亲及儿子的功名及生卒年月,并详细记载了安葬地,但对周师皋的记载却非常模糊。

上述信息可以推导出:

 师皋父周南生于1590年,师皋子周贞生于1647,相距57年,师皋为周南次子,应生于1620年左右。

 师皋父周南享年七十八寿,师皋子周贞享年七十三寿,按照遗传规律,师皋享年应在七十五寿左右(1620~1695),即,生于明光宗(朱常洛)泰昌元年左右,卒于清康熙34年左右。

周师皋从政时间应该在25岁以后,即1645年之后,此时,明崇祯帝已于1644年死去,清王朝建立。此期间,由福王朱由崧组织的南明小朝廷仍然在苟延残喘,桂王朱由榔坚持到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韩王朱本鉝一直坚持到明定武十八年、清康熙二年(1663)灭亡。

在1644年至1658年这14年间,贵州一地,正是清廷与南明小朝廷相互拉锯期间,此期间,周师皋应作为明王朝官员,在思南府监军道按察司副使任上,有否作为不得而知。

吴三桂当时作为满清战将,于顺治十五年(1658)攻取开州(今开阳),即,开州于1658年隶属清廷。此时,周师皋应在思南任上,随南明政权在贵州终结而丢官,时年38岁。

其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吴三桂反清复明,占领贵州。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称帝,国号周,八月,三桂死,其孙吴世璠继位,康熙十九年(1680)九月,清廷收复贵州,1681年,大周灭。

周师皋大约在此期间(1673~1680)被吴三桂启用,来到开州任反清复明官职。

吴三桂死后,大周灭,周师皋来到官庄隐居,时年60岁左右。这,大约也是官庄地名的由来:官员居住之村庄。

二,周师皋墓碑考:

周师皋坟茔在长庆寺对面山后,为方形石墓,夫妻合葬,双柱墓碑,歇山顶,阴刻,墓碑内容为:

皇明朝议大夫候补道即补思南府特授正堂

紫江本里官庄户长庆祠住持僧性先徒侄相文等协同祠主经理培修坟茔重建石碑

故始祖考周公讳师皋之墓

故始祖妣周母汪淑人之墓

祀裔孙汝长、汝春

中华民国十八年己巳岁仲春月念八日

上联:安居发祥德遗长庆

下联:□□为民□□□□

其中的信息有:

1、坟墓是民国十八年(1929)二月二十八日重新培修的,墓碑内容也是培修时镌刻的,且培修主事人为长庆祠住持僧,说明长庆祠对周师皋有着深厚感情,且长庆寺香火旺盛,才有修葺能力。

2、称谓为“始祖”,即,周师皋为周氏入黔落葬第一人。

3、其妻汪氏的“淑人”身份不确切,首先,不是朝廷封赠,如果是,则应表述为诰封。其次,周师皋至多为四品官员,按体例,一品二品官员妻子为夫人,三品为淑人,四品为恭人,五品为宜人,六品以下为安人。汪氏称谓应为“恭人”。墓碑称谓是族人为了“显耀门庭”而抬高了的。

4、住持僧自称为“长庆祠”,而不称“长庆寺”,笔者的理解是:在“长庆寺”内,为周师皋专设有“长庆祠”供奉着周师皋的祭祀牌位。

5、“祀裔孙汝长、汝春”,显然是周氏后代族人,而是否嫡亲,是第几代,则不得而知。

6、其墓碑有“皇明朝议大夫候补道即补思南府特授正堂”字样。但是,墓碑为什么不记载他任职开州的情况呢?这大约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乌有其事。这种可能性较小,所谓无风不起浪,不可能无中生有,且《开阳县志》所载最早的清廷知州为雍正年开始,顺治、康熙年间均空白无记载。似乎可以理解为,此期间,清廷未正式任命开州官员,同时也不认可反清复明官员。第二种可能:周师皋任职开州之事不被清王朝承认,如果记载,则为“叛官”,立碑人为规避风险而未予记载,及至重新立碑亦延续旧例。

周师臬墓碑

三、周师皋捐赠长庆寺缘由考:

《开阳县志》记载:“相传大周时(吴三桂年号)周师皋为开州知州,卸任后夫妇选择此地隐居,无后代。死后以其住宅为庙宇,遗产为庙业,创建长庆寺。”

周师皋的捐建行为肯定是善举。但是,如果周师皋无后代,则其捐建行为是有几分无可奈何的善举;如果周师皋有后代,则其捐建行为就是主动纯真的善举。

据《安居乡周氏宗谱》载,“师皋之子贡生周贞(字继飞),生于顺治4年。”则说明,周师皋有嫡亲儿子周贞,是否还有其他子女,因无证据,不敢妄言。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可以肯定的是:周师皋是有后代的。

也就是说,周师皋的捐建行为就是主动纯真的善举。

据《安居乡周氏宗谱》载:周氏始祖发源于楚地麻城(今湖北黄冈市西北部)。元末兵变,周重文携家迁徙入蜀,定居于铜梁月宫山下,开荒耕地,置业于安居古镇,遂为发达。此间,月宫山已有古刹波仑寺,始建于公元618年(唐初武德年间),但规模不大,只有观音殿,并遭兵燹,已是荒芜。重文公来居此邦,“悯其颓而思有以新之”,于是披荆斩棘,鸠工庀材,施以丹青,并扩大其规模,增修了大悲殿(大雄宝殿),让古刹波仑重放异彩。波仑寺从此为古邑八景之一。

周氏族人早在元末明初就有捐建庙宇礼佛的善举,代代相传,已经成为家族情结,周师皋捐建长庆寺,就是家族礼佛情结的又一次表达。

历史总有许多误解,让我们再一次致敬周师皋。

长庆寺作为寺庙,逐渐成为开阳县“最大禅林之一”,并于1985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什么突然间会被取消寺庙资格呢?

走访当地村民得知,1949年,新政建立后,破除迷信,拆除菩萨造像,遣散和尚,长庆寺被改为学校,直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恢复。其间,寺庙活动已经荒废了30多年。

而整个文革时期,毁灭的“四旧”更是无法统计,多年来,人们都在遗憾那些毁去了的文物。改革开放后,有些文物得到了恢复,山东的孔林孔庙恢复了,开阳县的天主教堂恢复了。长庆寺也逐渐开始恢复,是故,长庆寺得以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这是长庆寺之幸,也是全县人民之幸。

任何地方,都以历史文物为骄傲,一个个历史文物,饱含着浓厚的历史包浆,成为一处处地方的乡土名片,成为一个个游子梦中挥之不去的乡愁乡念,笔者离乡多年,但仍然清晰地记得开阳的城墙,记得中山水库,记得葡萄井,记得文庙里浮雕的石龙,记得北门外玲珑的石塔东门外雄伟的奎阁……

所有的文物,都是艺术的固态展示,记载着当地的历史信息,有的地方,甚至不惜重金修复或重建文物。

既然人们珍惜每一片秦砖汉瓦,那么,三百年的长庆寺,作为一方乡土的徽记,就是这方乡土的秦砖汉瓦,当然应该得到相应的保护。

通过保护得以利用,通过利用得以保护。既有功,又有利,何乐不为?

经访问有关部门,长庆寺虽然以寺庙身份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却因为“申报手续不齐”,而被取消了寺庙资格。

2019年10月,在这里值守了三十多年的罗姓老尼离开了长庆寺。接着,所有菩萨造像被拆除。

在长庆寺值守了三十多年的罗姓老尼

如今的长庆寺,没有了菩萨造像,没有了值守僧尼,这,还是寺庙吗?

笔者以为,如今的长庆寺,有名无实,处于一种尴尬状态,已经失去其精神内核,空留其躯壳了。何以保护?实在令人担忧。好在长庆寺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身份还在,但愿它得到更好的保护。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 作者简介

肖光豁:男,贵州开阳人,现居安顺。当过泥水匠、铁匠、翻砂匠、皮匠、教书匠,从事过企业管理。发表过诗歌、小说、散文。长篇小说《湘黔路》2013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居士堡》2016年《黔中早报》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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