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道丨对话】陈晓微教授：在一次次机缘巧合与阴差阳错中成就从医的初心
当医生在哪里都不会太轻松：夏末秋初一个普通的周一，陈晓微教授一天就做了100例细胞学诊断。她工作所在的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规定，除非特殊情况，小病例必须在24小时内发出报告，大病例必须在48小时、最多72小时内发出报告——从接收标本的时间算起。
陈晓微教授在对话中反复提及的一句话是：“我敬佩每一个在美国当医生的中国人。”她自己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同样一路经历了美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USMLE)、住院医培训、专科医生训练、取得行医执照(board)和专业学科资格证书的漫长历程，并一直与美国乃至全球医学精英们同台竞技，所以深知其中的曲折艰辛。
但她对这一切甘之如饴，因为自从7岁那年立志从医，她一直全身心地热爱着这个职业。
本期对话主持
青年病理医生
笪倩
本期对话嘉宾
陈晓微
医学博士，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病理生物系从事妇产科病理和细胞学病理工作。美国细胞病理学会，美国病理学会和纽约病理学会等多个病理协会会员，同时兼任数家病理学杂志编委和审稿人。多年来在专业杂志和会议上发表多篇论文、摘要以及个案报道。
1982年本科毕业于吉林白求恩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1985年硕士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病理系，跟随王凡和李广生教授从事缺血性心肌病的研究。
1985-1991年，北京医科大学病理系，跟随廖松林教授从事外科病理诊断学工作。
1991-1998年，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分子生物学系，从事胚胎发育学研究。
1998 -2003年，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病理系，病理科住院医生（resident），总住院医生（chief-resident）以及细胞病理学专科培训生（fellow），通过美国病理学会的解剖病理（anatomic pathology）和临床病理（clinic pathology）资格考试以及细胞病理学（cytopathology）的资格考试。
2003-2007年，西奈山医学院附属医院（St.Luke's hospital）和爱因斯坦医学院附属医院（Jacobi hospital），从事普通诊断病理学和细胞病理学工作。
2007年-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从事妇产科病理学及细胞病理学有关的临床，科研和教学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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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微教授的父亲是一名业余小提琴爱好者，她从小听着父亲演奏的舒伯特《小夜曲》长大。我们挑选了这首舒伯特音乐艺术的代表作，让琴声伴随对话，让思绪穿越时光。
阴差阳错又如愿以偿的职业道路
笪倩：您是如何走上医学之路、选择病理这个专业作为一生的职业追求？
陈晓微教授：我出生于医学世家，7岁就决定从医，并且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最初我想当妇产科医生，读完临床医学本科之后就打算继续深造，但那时候规定应届毕业生不能报考临床专业的研究生，所以我就选了离临床最近的桥梁学科——病理专业进行研究生的学习。
研究生毕业之后幸遇良机，使我能到北京医科大学病理系工作，师从原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专科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医学部病理学系廖松林教授。我在北医一直从事大病理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使得我在后来的工作中一直受益。虽然病理学并不是我的第一选择，但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它已经成为我最喜欢的专业。
笪倩：您后来为什么选择去美国发展，然后又放弃平稳的科研生涯回到临床？
陈晓微教授：我在北医工作了六、七年，工作方面非常满意；但是那个年代生活条件有些窘迫，我们在北京都没有自己能居住的房子。所以1991年得到纽约西奈山医院的邀请后，我就出国去做科研工作。次年，我先生也放弃了北医肿瘤外科的博士研究生学业来到了纽约。原本我们准备在美国完成研究后就回北京，但在1994年底参加同学聚会时，得知CMG（Chinese Medical Graduate）可以通过考USMLE然后考board留在美国行医。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和先生商定，用两年的时间去尝试一下。
整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可以用“误上贼船”来形容。由于我们在国内本科学习都是用中文教材，复习考试时对于英文教材非常不熟悉；起初我们只能借助电子词典啃教材，一个小时下来能看上一页书就不错了，安慰自己就这么慢慢“啃”吧。后来为了节省时间，字典也不用了，硬着头皮往前走。当时用过的一些书我们都还留着，书上密密麻麻的中文注解，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当时考场在纽约的码头上，外面很嘈杂，考试环境不是一般的不好，用非常糟糕来形容也不为过——两天的考试结束人就像散了架一样。可以说整个过程从开始到最后的每一步都是很不容易的，所幸的是我们终于都熬过来了。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我敬佩每一个在美国当医生的中国人。
笪倩：您在职业生涯中有没有遇到过低谷或是挫折，当时是如何走出来继续奋斗下去的？
陈晓微教授：复习考试的那个阶段是压力最大的，好在怀揣着梦想的我们抗压能力比较强，在咬紧牙关考过Step1之后，心里一下子就敞亮了，也知道这是一条可行之路。
我在申请住院医培训过程中，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和事。比如在西奈山医院面试结束后，我问program director我能够进入他们program的机率是多少，他跟我说“你的机率是Zero（零）”，听到这样的话眼泪都快要下来了。当时几家医院面试后我拿到的offer都不太理想，也不是教学医院；就在有些纠结的时候，西奈山医院病理的program director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个住院医生的位置空缺。虽然有点小纠结，但在同事的提醒下，我还是当机立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正常情况下住院医生的培训是每年7月1日开始，而我阴差阳错在1998年2月1日就开始了我在美国的病理住院医生培训，当时真的有种天赐良缘的感觉。
西奈山医院那一届的住院医生里面一个中国人都没有，这对我这个“插班生”来说具有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语言上的考验，可以说我的专业英文都是在那时候练出来的，刚开始的艰辛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伤感。当我轮转到VA医院，那里有一个Attending是意大利人，总是为难我，有一次在我作标本大体描述时，他找茬提了很多问题，挑剔我的口音、说我对肿瘤分期不懂等等，百般刁难，并带有一定的鄙夷态度，我一度非常伤心和痛苦，曾经有不想继续干下去的念头。还好在其他住院医的帮助下，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几经周折最终我圆满完成了住院医生的培训，并且还如愿以偿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那几年的经历让我懂得珍惜所有的一切，要善待自己，也善待他人。这一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自己也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美国医生训练的最大优势在于系统性
笪倩：您从事病理工作之始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国内的病理行业是怎样的景象？
陈晓微教授：当时我工作的单位属于北医系统，应该说代表了国内的一流水准，病理诊断水平还是蛮不错的，不过由于硬件条件限制，试剂太少，免疫组化开展不起来，只能做特染，病理诊断主要靠形态学基础做诊断。虽然说形态学诊断是病理诊断的根本，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在的免疫组化和分子病理学进展很快，常常用于诊断更复杂的病例和指导临床治疗。像子宫内膜癌的分子分型这块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对于一些形态学不典型的病例，免疫组化和分子病理学对诊断有很大的帮助。
笪倩：您主要是在中国接受了病理学教育，在美国接受了病理学培训，分别从中收获到什么？美国在病理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
陈晓微教授：我考board时用美国的医学教材，就能明显感觉到不一样，有些时候对事物的理解东西方的理念是不同的。还有些学科我们在国内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像行为医学。
我出国那时国内还没有完整的住院医生培训计划，在工作中基本上是遇到什么病例就学什么病，没有系统培训，我也不记得有过在国内参与临床病例讨论的经历。
在美国，病理住院医生培训的最大优势在于系统性和参与性。我做住院医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有主治医师讲课；每个人讲自己擅长的那一部分，分得很细，例如女性生殖系统，子宫、卵巢及输卵管等不同器官由不同的主治医生讲解，从正常生理结构到疾病的病理改变、再到辅助检查手段等，逐一剖析，有趣的病例会详细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医院不同科室有各种病例讨论会，有临床医生、放射科医生以及病理医生参加，包括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大家在一起对诊断和治疗进行讨论，这样实现多学科的交流。讲者会带着大家一起进行整体的病例分析，最后提出治疗方案，尤其是对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也一起探讨。我们病理住院医也参与其中，如果自己作主讲人，需要详细了解和分析病例，不仅提高了业务水平，也锻炼了交流能力。
还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遇到负责的主治医师，还会教你如何书写病理报告，如何跟临床医生沟通，如何防止被投诉以及遇到投诉怎么办，怎么跟律师打交道等等，这些技能的培训也是不容忽视的。
现在国内一线城市那些大三甲，病理诊断水平很高，整体来说是能与美国接轨的；但是对于基层病理医生来说，因为缺乏系统的培训，很难与国际接轨。像美国这种对一个病例进行从头到尾的分析，循序渐进，对提高医生专业能力的帮助特别大。
笪倩：现在业内很多人都知道了，美国的病理医生地位很高。您曾提到这里面有些误解，不是美国病理地位高，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并且注重团队合作，这个如何去理解？
陈晓微教授：由于教育体制的不同，在美国能进入医学院学习的人绝大多数是非常优秀的孩子。这些优秀的医学生们再经过严格的训练，可以说是百炼成钢；正是由于整体素质好，经过严格培训，刻苦磨练，所以医生群体普遍地受到尊敬。在美国提起病理学，很多老百姓都知道是干什么的，这其实反映了病理学在美国医疗行业的认同度很高。
另一方面就是美国医疗行业非常规范，临床和病理的沟通很多，配合默契，病理医生也很注意跟临床医生协作。比如前两年我遇到一个病例，16岁的女孩发现颈部包块，当时临床高度怀疑是甲状腺乳头状癌，请我去做针吸活检。看到女孩当场痛哭的样子，我的心也在翻腾。但看到涂片后我觉得像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发报告之前又请临床检查抗体，最终确诊这个女孩不是癌，临床医生后续按照桥本氏甲状腺炎来治疗。她妈妈特意打电话给我致谢，说是我让她女儿得到了重生。虽然说喜悦之情让她夸大其词了，但临床和病理的沟通协作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笪倩：您选择女性生殖系统方向是出于什么考虑？病理医生应该如何在业务上精进？
陈晓微教授：选择一个亚专科方向，有利于病理医生聚焦和积累，对于形成自己的专长是很有好处的，但我认为在选定一个亚专科之前，一定先要进行系统培训，打下一个宽广而扎实的基础。我在北医时就一直从事大病理诊断工作，从来没有机会接触过细胞学，所以在美国做完住院医生培训后我选的亚专业是细胞病理学，自认为细胞学病理做得还不错。选择专攻妇产科病理是到哥伦比亚大学之后的2008年初，完全是机缘巧合，我阴差阳错地被选送到了我们系的妇产科病理分支，师从于Thomas Wright 和Ralph Richart教授。他们丰富的经验让我学到很多知识，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从事妇产科病理也从另一个角度，让我部分地圆了当年想做妇产科医生的梦想。
一家子都是医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笪倩：您全家都从医，一家子都是医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陈晓微教授：我母亲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心血管内科医生，一心扑在工作上。记得小时候我得过一次急性脑膜炎，是父亲带着我去就医，一直到病愈出院母亲也没有出现过，因为她在忙着照看其他的病人。我从小就非常敬佩她，也暗地发誓要做一个像她那样的医生。现在回过头去看，我更能理解当时母亲的责任和做医生的信念。母亲的言传身教无疑对我的成长和对理想的追求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另外，我的公公婆婆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医生。
我和先生准备美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时候，每天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就是看书，每个周末我们一大早就带着女儿去图书馆复习考试，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回家。每次去都只是带着一些非常简单的便当，让她自己在那里看书和玩耍，女儿是看着我们一路辛苦走过来的。虽然当时因为没有时间陪伴她而常常觉得对不住她，但我觉得我们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精神也默默地影响到了她的成长。
从医是我们家的传统，我们一直希望女儿长大成人后也能成为一名医生。她在杜克大学读书时兴趣广泛、热心公益，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但为了尊重孩子的选择，从来没有push她或给她施加压力。社会这所大学让她懂得了取舍，她大学毕业后做了三年的公益事业，然后自己决定考医学院。我们感觉到她学医后明显变得更为成熟和稳重，如饥似渴地学习，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目前她在美国做耳鼻喉科住院医，非常优秀，这也令我感到自豪。我想这和当时我们的潜移默化以及她自己的成长过程有着直接关系，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当中有一个不考board，我们的女儿可能就会成长为另外一种人。
在我们一家三代人中，我母亲是在中国百废待兴的年代在国内开始了她的医生生涯，为此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我的从医经历横跨中美两国，在追随梦想中取得了美国行医资格；我女儿从一开始就在美国接受正规教育和医学培训，起点比我们都更高，也希望她比我们这些前辈做得更好。
总的来说，我圆了我母亲的梦，女儿圆了我的梦。我们都很感谢努力和机会的结合让我们能做自己最想做的事，也十分感恩现在的生活。
笪倩：因为病理科的工作比较稳定、不太需要抛头露面等特点，在国内曾经被认为是适合女性的。从您的个人经历来看，您如何定义女性病理专家的疆界与内涵？
陈晓微教授：虽然从事病理学的人可能是女多男少，但我不认同病理工作更适合女性这个说法。病理医生的工作节奏相对可控，lifestyle也比较适合照顾家庭，女性从事这份职业的确挺好的，但是性别、年龄不应该成为选择一份工作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是为了适应一种状态或者为了享受而选择一份工作，那肯定做不好。唯有热爱才是通往成功的钥匙。
当年申请住院医项目时，对中国毕业的医学生来说，搞病理是留在美国从医的相对容易的一条道路，这是环境造成的：和其他学科相比，病理科医生的收入相对没有那么高，进入program也相对容易一些，所以给大家造成一些错觉。其实，做一个合格的病理科医生跟性别无关。
说点题外话：在美国，培养一个医生要花很多钱，很多人毕业后都负债累累，所以可以理解他们在选择专业时除了个人爱好外，还是要考虑收入，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病理program对外国人来说相对容易申请。然而，市场调节是波动性的，由于多方面原因，现在病理专业也热门起来，所以近几年申请病理住院医生变得更加困难了。
就我自己而言，这一路走来我非常庆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喜欢病理诊断工作。虽然在工作中我会全心全意，但对我来说家庭始终是第一位的。
关于【衡道丨对话】
提起病理学，「医学之本」、「金标准」之说早已不绝如缕。然而当我们从理想着眼现实，基层与三甲医院之间、整体上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病理学科发展与诊断水平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而现代社会对健康、对精准诊断的追求，既给病理人带来无穷的驱动力，也往往构成巨大的挑战。
衡道医学新媒体向以「传播精彩课程 分享经典病例 促进人文交流 推动行业发展」为己任，希望通过这个全新开设的【衡道丨对话】栏目，与全球优秀病理人对话，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学术与临床，沟通医学与人文，推动全球病理人的交流与合作，走通从技术到诊断的精准之路，成就病理学的使命与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