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与铜钱

麻将的英文为Mah-Jongg或Mah-Jong，发音为mɑ:ˈdʒɒŋ，英文应该是音译自粵语。麻将在早期叫做“麻雀”、“雀牌”、“麻雀牌”，就是因为这种牌的“一索”图案与众不同，刻的是一只小鸟，而汉字“雀”是由“小”和“隹”合成的会意字，就是小型的鸟的意思，雀中最常见的就是麻雀，于是被叫做“雀牌”、“麻雀牌”。中国人把男子的生殖器讲作“鸟(diao)”、“麻雀”、“雀子”、“小鸡鸡”等，江南方言为避讳，又把“麻雀”讲作“麻将”，并无明确、规范的写法，“麻将”只是根据发音造的词而已。

图为上世纪20年代美国制作的空心铁皮麻将

关于麻将的起源，有许多种说法。大概在2001年，浙江省宁波市建立了一个“麻将博物馆”，当时麻将虽已解禁，但依然是争议颇多的博具和博艺，宁波市为什么敢冒风险去建一个麻将博物馆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麻将是宁波人发明的。2001年8月22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发表署名文章《麻将有了陈列》，称：

中国是麻将大国。玩麻将的人，估计有两亿。那么，始作俑者为谁？答曰宁波人陈鱼门。陈鱼门（1817〜1878年），名政钥，号仰楼，少有才智，并研习英文。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拨贡，以功叙内阁中书.加三品衔。同治年间，陈鱼门居宁波，与达官贵人（包括洋人）相周旋，以玩纸牌为乐。纸牌为一种古老博戏，源于唐代，称叶子，明时称马吊。清乾隆后，马吊又演变成默和牌和碰和牌。陈鱼门精通这种纸牌的博戏之道，感到纸牌有诸多不便，于同治三年（1864年）改为竹骨，又将纸牌的内容加以改进，于是又形成一种新的牌戏——麻将。麻将一出，便立即风行大江南北，以致走出了国门。

民国麻将 竹背骨牌

江苏的太仓人对此并不买账。众所周知，江南是中国大米的主产区，元朝建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为了解决北方粮食不足的困难，元、明、清政府将向江南征收的部分税收改征白米，通过近海或大运河运到北方，称之“漕运”，所运的粮食称之“漕粮”、“漕米”等，也就是民间习称的“皇粮”，于是就在长江沿岸建立了多处粮仓。太仓就是大粮仓的意思，是江南主要的漕运粮仓之一。仓库里堆满了白米，每天有许多的白米进仓出仓，于是这里的麻雀也特别多，空闲的粮仓管理者为打发时间，触景生情，就根据运粮的筹码和每天见到的飞来飞去的麻雀发明了“麻雀牌”。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靠谱。

1922年出版的《麻将指南》上印有“2200年前孔子的游戏，当下的风潮”字样。

实际上只要认真思考，这麻将有三种主花色，即筒子、索子、万子。这筒子又称“饼”，其形状就是中国方孔圆钱，也即“孔方兄”；索子又称“吊”，实际上就是百枚铜钱相串的“吊”或千枚铜钱相串的“贯”；而万子就是一万枚铜钱或“家富万贯”。这三种花色应该均与古代的铜钱有密切的关系。

搓麻将 是宋宫遗风

一般认为，麻将起源于比它更早的“马吊”，马吊是盛行于明朝的一种纸牌。与许多种博艺一样，一旦其失传，后人就很难讲清它是怎么博、怎么玩的了，后人也讲不清马吊是怎么玩的。清人李邺嗣《马吊说》中讲：“谓之马吊者，言此戏人得二桌为本，今胜家上五桌，而三家适各一桌，其状如马立，吊其一足也。”我不太理解这段话，作者大概讲：马吊是四人游戏，如有五人就多了一人，如只有三人，那就是“三缺一”，都玩不起来，就像马有四条腿，你把它的一条腿“吊”起来，那马就肯定走不起来，于是被叫做“马吊”。汪师韩《谈书录·骨牌》中讲：“马掉，本名为‘马掉脚’，约言之曰‘马掉’，后又改为‘马吊’。谓马四足，失一则不可行。明时或讹‘脚’为‘角’。”清代人对“马吊”名词的来历大多是这样解释的。实际上，“马”与“麻”在许多方言中发同样的音，如果把“马吊”写作“麻吊”，古人就不会“望文生义”了。至少从宋代起，人们为避讳而把男子生殖器讲作“鸟”，发音近diao，也写作“吊”，江南方言就把麻雀讲作“麻将”、“麻吊”等，这明朝的“马吊”不就是后人的“麻吊”、“麻雀”吗？所以讲“马吊”与“麻雀”是一脉相承的，明朝的“马吊”是清朝“麻将”的前世，清朝的“麻将”是明朝“马吊”的今生。

图为叶子戏的一种变体——水浒牌，上有刻画108位水浒英雄，栩栩如生。

马吊多为长条状纸牌，分文钱、十子、索子、万子四种花色，其中文钱和十子各11枚，索子和万子各9枚，共计40枚。清潘之恒《叶子谱·分门品》对马吊40枚牌的设计和名称有解释：

钱制，圆而孔方，取象于天，反数于空，故尊空设文。空者，所以贮也，当其无有，贮之，用属波斯献焉。次称齾客。齾者，兽食之余，井上有李是也，里人目为枝花。枝花者，花未成果，故自一至九，成呼为果，本枝花而得名。而文钱为初之义，其数十一叶而极于九。索以贯钱百文为索（即百枚铜钱相串为索），极于一而尊于九，九者，数之盈，十索则名贯矣，故去十为万始焉，叶凡九。万者，索之累十而得名者也，极一而尊九，不居其十，以十者有所总也，叶数亦如索。十举成数，一不必纪，而二首焉。以偶对百，百而千，千而万，示极而不孤，处尊而大汰，数之成也，叶得十一。

扑克共有54张牌，其中大、小王分别代表太阳、月亮，其余52张牌代表一年中的52个星期；红桃、方块、梅花、黑桃四种花色分别象征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每种花色13张牌，表示每个季节的13个星期；扑克牌的J、Q、K共有12张，既表示一年有12个月，又表示太阳在一年中经过12个星座；红色牌表示白昼，黑色牌表示夜晚，代表一天的24小时更替；把J、Q、K当作11、12、13点，52张正牌正好是364点，大王、小王为半点，一副扑克牌的总点数恰好是365点，与一般年份天数相同，而闰年则把大、小王各算为1点，共366点。

就像今天人们把西方的扑克牌的四种花色理解为春夏秋冬四季，每种花色从1到13相加为91，像每季的天数，扑克牌共52张，像一年有52个星期，大、小百搭表示置闰一样，古人对马吊的设计也是一派胡言。但马吊是一种好玩的纸牌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清代学者顾炎武《曰知录·赌博》中讲：

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于无人不为此。

清末上海出版《图画日报》“上海社会之现象”专栏绘“叉麻将之神气”

如此看来，一直到清道光以前，马吊尚流行于一些地区。我读过多种近人或今人的关于中国赌博历史的著述，但于麻将的起源大多语焉不详。清乾隆刻印扬州人李斗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中讲，马吊之类的博艺盛行于扬州的“妓船”中，多“以酒食东道”，就是谁输了就凊客吃饭，其中讲：

马吊四十张，自空堂至于万万贯。十万贯以下，均易被攻。非谨练，鲜无误者。九文钱以上，皆以小为贵，至空堂而极，作者所以为贪者戒也。纸牌始用三十张，即马吊去“十子”一门，谓之“斗混江”；后倍为六十，谓之“挤矮”；又倍之为一百二十张。五人斗，人得二十张，为“成坎玉”_；又有“坎姤”、“六么”、“心算”诸例。近今尽斗“十壶”，而诸例俱废，又增以福、禄、寿、财、喜五星，计张一百二十有五。五星聚于一人，則共贺之。色目有“断么”、“飘壶”、“全荤”诸名目。

妓院叉小麻将，称之为“牌局”

这段文字涉及马吊向麻将的演变，十分重要，译成白话：马吊牌共40张，自“空堂”(相当于麻将中的“白板”）至于万万贯。十万贯以下的牌很容易被对方攻破，非精于此道者，往往会犯错。九文钱以上的牌，以牌面越小牌越大，到“空堂”为最大，设计此牌的目的在于警示人们不要太贪。把马吊中的“十子”一门去掉，就剩下文钱、索子、万子三种花色，它就不再叫做“马吊”，而称之“纸牌”。纸牌的玩法有“斗混江”。就像现代人用一副扑克玩“四十分”、“争上游”，用两副并成一副，那“四十分”就变成了“八十分”、“拖拉机”了，用多副牌合成一副，那“争上游”就变成了“大怪路子”，30张一副的纸牌只能“斗混江”，将两幅纸牌并成一副就可以“挤矮”，玩起来有趣多了。后来人们又将四副纸牌并成一副，每副120张，那就可以玩“成坎玉”、“坎姤”、“六么”、“心算”等，肯定好玩多了。到了现在，人们又在120张一副的纸牌中再增加福、禄、寿、财、喜各一张，一副牌共125张，玩法更刺激有趣。从这段记录可知，清乾隆时40张一副的马吊已演变和发展成125张一副的“纸牌”，其花色分文钱、索子、万子三种，每种从一到十(十为空门，相当于“白板”）各四枚，再加上福、禄、寿、财、喜“五星”各一枚。这种牌与麻将相比只缺了东、南、西、北、中、发几种而已，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国的麻将是从马吊蜕变过来的，乾隆扬州“妓船”中流行的125张一副的“纸牌”就是麻将的雏形，大概到了清嘉庆时，当“纸牌”改为“骨牌”，从125张发展到“144号文件”，麻将也正式定型了。早期，麻将流行于妓院中，大概到了清光绪年间才流入民间，流入社会。

民国八仙打麻将月份牌年画，谢之光画

民国女子搓麻将

马吊中的文钱、十子、索子、万子和麻将中的筒子、索子、万子均是中国古代铜钱的量词。也许，马吊中的“一索”的造型太像马又粗又大的生殖器，于是才被叫做“马吊”，当马吊蜕变成麻将时，人们有意识地将那“马吊”改刻成一小鸟，于是被人们叫做“麻雀”、“雀牌”、“麻雀牌”，江南一带称麻雀为“麻将”，于是又被叫做“麻将”、“麻将牌”。

亲人逝世后，“越日小殓”、“三日大殓”，在灵柩迁出灵堂前，亲属须日夜守护在死者的旁边，称之为“守灵”。为了打发时间，亲属往往以麻将、牌九消遣。

1916年上海弄堂口打麻将

上世纪20年代，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Waldorf Astoria）开授的麻将课程。

1924年四名美国女性在泳池中打麻将

2019年9月，NBA球星罗斯现身重庆小巷看人打麻将

薛理勇

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1年大学毕业后即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筹建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风俗历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上海洋场》、“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约六十余本；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上海掌故大词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