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从容就义后，怪事连连，所牵涉的官员几乎没有人善终
在中华历史变迁的岁月长河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民族的脊梁。
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的他们，在时代的风潮里搅动风云，推着社会大踏步地向前进。
这其中既有热血奔涌的七尺男儿，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女性，秋瑾，正是其中之一，而在秋瑾从容就义后，怪事连连，所牵涉的官员无一善终。
（一）、慷慨赴死，为理想捐躯
秋瑾出生于浙江绍兴，其祖上世代为官，她自幼在家族的书香氛围的熏陶下和众兄长的庇护下长大。
当然，秋瑾不同于那些豪门家的大小姐，因循守旧，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而是读书识字，骑马射箭，文能吟诗作对，武能信马由缰。
1894年，秋瑾跟着父亲秋寿南去往湘乡县为官，她生的亭亭玉立，一颦一簇间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在湘潭一带颇有势力的王殿丞一见秋瑾，心中甚是喜欢。
王殿丞先是试探了一下秋寿南的口风，得知其并未婚配。接着，又安排媒人去秋家，给自己的儿子王廷钧提亲。
尽管秋瑾不愿与素未谋面之人，相守一生，可父命难为，她也只好应允了下来。
婚后没几年，秋瑾就跟着丈夫，去往了北京。
在首都，秋瑾饱受新思潮的洗礼，救亡图存和女性革命的种子，也在她的心里慢慢萌芽。
看着八国联军的士兵，在北京肆意劫掠，秋瑾只恨得自己生了个女儿身。
与此同时，她也受够了家里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用实际行动做着反抗，在1904年，秋瑾心意已决，东渡日本，接受新的教育。
彼时，孙中山和鲁迅还有黄兴等人，都在那里留学，志同道合的他们与秋瑾汇聚在了一起。
秋瑾成立了关爱女性的团体共爱会，又加入了洪门，孙中山眼见着秋瑾一步步地成长，万分欣慰，也很佩服秋瑾一介女流，能有如此之口才和勇气。
他告诉秋瑾：“依据特长，利用宣传工具，报告时事，解决实事，效果越直接越迅速越好”。
秋瑾在孙中山的启发下，创办了《白话报》。
秋瑾为自己起了个“鉴湖女侠”的笔名，向全世界宣布：“女学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欲求男女平等，“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
秋瑾希望女性能够觉醒，希望所有的炎黄子孙能够觉醒。
奈何1906年，日本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义愤填膺的秋瑾，怒而回国。
来到浙江的秋瑾，一面普及女性教育，一面联络各地的会党，发动了萍浏醴起义。
尽管起义失败，可秋瑾仍然不愿放弃，在金华、诸暨和兰溪一带活动，准备再兴义举。
不过响应她的徐锡麟，在安庆的起义遭人泄密，以失败告终。清廷开始大肆追捕与徐锡麟有关的人物，他们一直“深恶痛绝”的秋瑾，也在其中之列。
秋瑾知道，自己早晚会落在歹人手中，身在大通学堂的她，有机会乘船而逃，可她严词拒绝了所有希望她撤退的建议，身穿一袭白衫，静坐楼上。
秋瑾要用她的死，来唤醒更多中国人。
（二）、英勇就义，为光明殉难
胡道南一心想领取赏金，主动向清廷暴露了秋瑾的行踪。
李益智带着精兵，前去将其抓捕。整个过程，秋瑾脸上古井无波，没有一丝反抗之意。
山阴县令李钟岳，把审问秋瑾的地方，放在了花厅。
他知道，秋瑾是个意志坚韧之人，即使他动用酷刑，秋瑾也不会多说一句；他也很敬佩秋瑾，一家女流，走南闯北，还存着一颗报国之心。
只是李钟岳也是奉命行事，有命令在身，他也不敢私放秋瑾。
厅外的阴雨连绵，将酷热的盛夏变得寒冷刺骨。
秋瑾坐在板凳上，一言不发，只是拿着笔，在纸上写下：秋风秋雨煞人，这七个大字。
李钟岳把这份“供词”，交给了绍兴知府贵福。
贵福认为这是李钟岳有意偏袒秋瑾，为了立威，他马上下令，将秋瑾就地正法，又与任浙江巡抚的张增扬打了招呼。
李钟岳眼见此二人这样无义，找到贵福，怒而问道：
“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岂料，贵福却说：“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好自为之，毋令后世诮君为德不卒也”。
眼见命令在前，李钟岳毫无办法。
在秋瑾行刑的前夜，他拖着早已被泪水浸满的衣襟，来到牢房，对秋瑾说：“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谅之也”。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轩亭口，从容赴死，年仅32岁。
奇怪的是，参与处死秋瑾的所有涉世人，几乎没有善终者。
这位良心未泯的县令李钟岳，眼见着秋瑾从容就义，而羞愧难当。
秋瑾死后，他整日枯坐案头，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逮捕秋瑾后的过往。
其实，为了保护秋瑾和他的家人，李钟岳做了很多的努力。
李钟岳对秋瑾万分敬佩，他常常拿着秋瑾的“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来教育自己的儿子。
在接到贵福逮捕秋瑾的命令后，马上找到他说：“该校并无越轨行动，不可武力摧残，惊动地方；容俟暗中调查，是否确实，再定办法”。
贵福知道民意不可违，一时也就没有行动。李钟岳立刻去找当地的士绅，让他们迅速前往学堂，让秋瑾尽快撤离。
待到迫不得已必须缉拿之时，李钟岳还特地让自己的轿辇走在队伍前边，这样可以避免士兵乱杀人。
进入学堂后，李钟岳又厉声告诉兵丁，只许抓捕，不许射杀。
在逮捕了秋瑾后，李钟岳又奉命而不得不去搜查秋瑾的家。
李钟岳得知秋瑾有座小楼，藏着很多的秘密资料，所以故意不查，否则将会有更多秋家之人遭受牵连。
秋瑾死后，李钟岳看着她写下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常常是独怆然而涕下，终日以泪洗面。
他曾多次想过自杀，先是投井，又是自缢于老树，都被家人救下。
不过李钟岳去意已决，在1907年10月29日，趁着家人不备，在房梁上自杀，时年53岁。
李钟岳死后，舆论一片哗然。
上海的《申报》和《中外日报》，相继发文赞扬其行为。
后来，秋瑾的挚友为其在杭州湖畔，修建“鉴湖女侠祠”时，还特地把李钟岳的牌位供奉其中。
上书“清山阴知县李钟岳之神位”，下书“李钟岳先生，山东安丘县人，秋案中有德于女侠”。
（三）、天道好轮回
当人们因为李钟岳，而违心地判处了秋瑾案而未得善终的时候，也把矛头对准了浙江巡抚张增杨和绍兴知府贵福。
张增杨乃是张之洞的侄子，他能有这个官位，和叔叔离不开关系。
按照清朝的法律规定，死刑犯要发往刑部复核，还要皇帝的御笔亲批，此外也需要掌握相关的人证、口供。
可张增杨一没有奏请北京，二未曾拿到证据，就擅自行刑，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面对社会各界人士的口诛笔伐，张增杨毫无招架之力，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一个“女囚”的死，而陷入这般境地。
无奈之下，他只能从浙江巡抚改任为江苏巡抚，可是江苏的百姓，也不愿容他。
不得已，张增杨又四处托人找关系，去往山西担任巡抚。
张增杨的屡次迁任，引起了诸多同僚的不满。
张增杨俨然是不把清廷放在眼里，想去哪里为官就去哪里为官，所以他总是遭受排挤。
无奈之下，张增杨只好提前告病辞官，草草地结束了政治生涯。
相比于张增杨，贵福的下场也未见得好到哪里。
他这个千夫所指之徒，自知民怨极深，恐怕继续在绍兴为官，难以为继。
多方疏通下，调到了安徽宁国担任知府。
宁国的百姓，看见这个为虎作伥的“狗官”到来，十分不满，经常围在知府院前吵闹。
实在无法忍受的贵福，敢怒不敢言，只得申请调任，去主管漕运。
他本想着能在这个旱涝保收的职位上，一直干到寿终正寝。辛亥革命的爆发，打破了他的幻想。
贵福知道，孙中山和秋瑾一样都是革命党，且二人关系匪浅，如果要追究责任，想必自己难以幸免。
他仓促地辞掉了官职，回到北京，把名字改成了赵景琦。
隐居五年后，贵福决心出关追随张作霖。
这期间，他与日本人还有溥仪来往甚密，以至于溥仪在就任“伪满洲国”皇帝的登基仪式上，还邀请了他出席。
溥仪对这位满清遗老倒是颇为信任，任命其为盛京陵庙承办事务处总办，还把自己的四妹妹，嫁给了贵福。
贵福一心要维护溥仪的利益，与日本人产生了很多冲突。在1936年，日本派遣杀手刺死了贵福。
参与秋瑾之死的官员们，不论是上命难违的李钟岳，还是一心要将秋瑾置于死地的张增杨和贵福，最后都难得善终。
不知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还是纯粹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