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武：从思维的开放性看人才开发
开启人才教育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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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开放性体现了人才开发的开放性，它要求思维主体以思维对象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展开联想、想象和理性思考，如同辐射思维或者发散思维，打开思维的“天线”，向外辐射，对事物进行动态的多向思维。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总体走向中，人才开发尤其要有思维的开放性。思维的开放性要求人才开发时应该把握如下几点：
一个人的思维视野是开放还是封闭，直接受制于思维平台的高低，高瞻远瞩的本意就是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站的高，客观上就为思维者提供了一个高的视觉平台，这样有利于克服坐井观天的遮蔽性。为此，需要两个思维视点：其一是看问题时站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制高点上，居高临下和与时俱进地看待思维对象；其二，采取鸟瞰的视野，学会对思维对象采取宏观的视角，就可能会产生顿悟和豁然开朗之感。许多人之所以难以作出人生的抉择，就在于他们的思维缺乏应有的开放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目光只盯在眼前利益或者某些细节上，而在较大程度上缺乏对未来或者整体的理性思考。
但思维的高平台并不拘泥于物理层面上的登高远望或高瞻远瞩，而是更在于心灵的高远。一个人如果有了心灵的高远，即使身在陋巷，也可以心怀天下，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忧国忧民，敢于担当人生的责任，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农思维一般比较注重安于现状，喜欢现实的安逸生活，所谓“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知足常乐，主要拘泥于土地上的自耕自得，追求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坐井观天。
从人才开发的角度来看，这种安于现状的小农思维客观上往往束缚了人的冒险精神与开拓精神，所谓“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最好的注脚。与小农思维相反，人才开发则需要思维的开放性。思维的开放性必然要求彻底扬弃过去那种所谓的“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式，而代之“以动制动”、“以变应变”，以思维的与时俱进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农民克服了小农思维，自觉走出家门，到城市开始探索新的人生，成为新市民，有的成为企业家等等，干出一番新的事业。
思维的开放性是与思维的封闭性相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克服一叶障目的管窥之见，而代之以360°的大视野。
过去人们说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固然在拥有电脑的今天似乎已经成为现实，但是，足不出户毕竟代替不了现实中的人际交往，也代替不了外出参观、学习和实际考察。应该看到，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社会，书本、电子媒体等也确实是我们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但这些信息并不是客观的事实本身，因为这些信息已经经过了信息传播者的加工和改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人对某些事实的阐释，本身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具有了演义的成分。
所以，我们要求思维的开放性，也意味着应该学会辩证思维，广开信息渠道，更多地向社会实践本身获取真实的信息，进而触类旁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窥一斑而见全豹，分析和掌握事物之间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有机联系。如此，则思维就能够向着开放性的方向拓展。
思维的开放性还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应该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或自己的人生拓展做出多种可能性的预测。
世界的纷繁复杂充满了必然，也到处有意想不到的偶然，因而，我们应该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尽量制定多种预案，尽量把问题看得复杂一些。比如交通安全问题，这似乎家喻户晓，家庭和学校一般都要求学生遵循交通规则，所谓“红灯停，绿灯行”。但是，当你面对闯红灯的车辆，虽然你的面前是绿灯，你也不能按章前行。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而在人才开发方面，思维的开放性则启示我们，要积极探索人生道路上的各种未知数，对未来的顺境和逆境之间、挫折和成功之间、乐极生悲和否极泰来之间的相互转化等，都要有足够的辩证思维，力求做好各种复杂的预测。
因此，对人才开发过程中的未来之路，也可以进行多种预测，因为未来充满了无限神奇。《论语·子罕》中有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明代归有光《吏部司务朱君寿序》中有言：“后生可畏，来者未可量”，二者说的都是人才开发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极大的空间。实际上，我们用思维的开放性，也可以运用开放的视野，对自己的“来者未可量”进行动态的预测，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和开创未来。
特别是在预测未来的时候，既要看到机遇可能对个人产生的影响，更要看到个人主观努力的重要性，对待机遇，采取不靠、不等、不依赖的做法。“智者之举事必因时，时不可必成，其人事则不广。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与车。”（《吕氏春秋·不广》）意思是说，明智的人做事要依靠时机，但未必能够等到时机，因此，人为的努力是不可废弃的，无论是否能够得到时机，都应该用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像船和车彼此可以互相弥补一样。
责任编辑：高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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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薛永武《中西文论与美学研究》一书凝聚了作者二十多年的心血与智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以视域融合与思域融通的方法，对中国文论、西方文论和美学进行了融通性的研究。第一部分包括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原因，比较全面系统研究了先秦音乐理论对《乐记》的影响、《庄子》《乐论》《吕氏春秋》与《乐记》的比较、《乐记》天人相谐的和合精神、《乐记》对乐的生命本体论阐释。第二部分研究了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郎吉弩斯、狄德罗、康德和黑格尔的文艺思想。第三部分研究审美价值与主体性等重要的美学理论，对人才美学、审美与人才开发、审美经济和海洋美学等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