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南”“北”之分的可能性与论说限度
一、唐代的“南”“北”界线与“南”“北”之诗
刘师培提出《南北文学不同论》有他个人对史学、地理学、文学独特而敏锐的感悟，也有晚清西学东渐学术背景的影响。在我们讨论唐代是否存在他所说的“南方之诗”与“北方之诗”问题时，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或“地理与文明关系说”在清末民初形成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批具有现实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寻求救亡之道，力图保种自强。在西学东渐的风气中，他们对引进西方学者理论作为启蒙思想资料颇感兴趣，注意到自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出版后，西方学术界逐渐重视地理环境的意义，展开了人地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于是将西方学术老树上的一枝移植到中国文化的土壤中，使之生根。自1902年，梁启超作为人地关系学的本土开拓者，以一人之力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地理及年代》《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一系列相关论文。而就在其《中国地理大势论》发表后，十六岁的江南才俊钱基博读了犹不满足，又挥洒出洋洋四万言的《中国地舆大势论》③，梁启超很快将其刊发于1902年《新民丛报》。从1902年梁启超发表研究成果到1909年张相文、章炳麟、白眉初等成立中国地学会，是人地关系研究的成长期④，一棵学术新苗长成了枝叶蓊郁的大树，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以及同年发表的《南北考据学不同论》是这棵大树上引人瞩目的枝桠，到1930年葛遵礼出版《中国文学史》其章节中已经直接标出“南方文学”“北方文学”，表明人地关系在文学史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新坐标了。
进行以上学术史的简要回顾意在表明刘师培发表《南北文学不同论》显然受到梁启超、钱基博等学者的影响，其唐代“南方之诗”与“北方之诗”论的逻辑理路与梁氏学说相近。试读刘师培的论述：
唐初诗文，与隋代同，制句切响，言务纤密，虽雅法六朝，然卑靡之音于焉尽革。四杰继兴，文体益恢，诗音益谐。自是以降，虽文有工拙，然俳四俪六，益趋浅弱。惟李、杜古赋，词句质素，张、陆奏章，析理通明，唐代文人瞠乎后矣。昌黎崛起北陲，易偶为奇，语重句奇，闳中肆外，其魄力之雄，直迫秦、汉；虽模拟之习未除，然起衰之功不可没也。习之、持正、可之，咸奉韩文为圭臬，古质浑雄，唐代罕伦。子厚与昌黎齐名，然栖身湘、粤，偶有所作，咸则庄、骚，谓非土地使然欤？若贞观以后，诗律日严，然宋、沈之诗，以严凝之骨，饰流丽之词，颂扬休明，渊乎盛世之音。中唐以降，诗分南北，少陵、昌黎，体峻词雄，有黄钟大吕之音。若夫高适、常建、崔颢、李颀，诗带边音，粗厉猛起；张籍、孟郊、贾岛、卢仝，思苦语奇，缒幽凿险：皆北方之诗也。太白之诗，才思横溢，旨近苏、张；乐府则出乐府则出《楚词》。温、李之诗，缘情托兴，谊符楚《骚》；储、孟之诗，清言霏屑，源出道家：皆南方之诗也。[2]255-256
刘师培的立论基础大体是中国可分为南北两大地域，其间环境不同、风土不同，而“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256。这与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概括的“北人气概”“南人情怀”内涵是一致的。梁氏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3]1807这个观点在梁氏1924年所作《近代学术之地理的分布》中有进一步的理论阐述：
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4]4259
其实在俗尚西学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将西方人地关系理论作为“新知”译介并加以论证，的确表现出他们思想的敏锐。但如果不注重其理论形态，而从具体内容来看的话，古人对所谓南北文风差异及其人地关系问题，都已经会于心而形于文字了。⑤除了《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文质”说外，后人亦多有人地关系的论述，如唐代王勃云：“是以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才；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5]卷一八一王勃《越州秋日宴山亭序》张九龄云：“陇上多豪，山西好武。”[6]653李筌云：“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7]卷一《人谋》(上)柳芳云：“山东之人质，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其智可与也。”[8]卷一九九《柳冲传》明清近代此类论述更多，文征明称：“如吾吴为东南郡望，而山川之秀，亦为东南之望。其浑沦磅礴之气，钟而为人，形而为文章，为事业，而发之为物产，盖举天下莫与之京。”[9]补辑卷一九《记震泽钟陵寿崦西徐公》，1263-1264方澍曰：“长江西来，浩浩东注，吾皖适扼江水之中权。潜霍古称南岳，尊严盘礴，视千峰万壑，列如儿孙。闻之山平水清，其人廉贞，山嵯峨，水扬波，其人磊落英多。”[10]《序》，一些论者已经触及南北诗风差异问题，如徐学谟云：“夫大江南北，其谣俗之不相为用，岂不称较然哉！其发之为声诗，大都北主迅爽，而南人诮其粗；南主婉丽，而北人则短其弱。”[11]卷二六九《二卢先生诗集序》孔尚任更明确地认为：“画家分南北派，诗亦如之。北人诗隽而永，其失在夸；南人诗婉而风，其失在靡。虽有善学者，不能尽山川风土之气。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12]卷一○《古铁斋诗序》此处“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说，与梁启超之论相通，而“诗分南北派”可以看作刘师培“北方之诗”“南方之诗”论的先声了。
由以上论述可见，刘师培提出唐代“北方之诗”与“南方之诗”之论渊源有自，其基本理念虽受到西学东渐的某种影响，然而主要还是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中。指出这一点意在表明，无论是将西学理论或本土观念作为理解之道，“南北文学不同论”都能够成立。但应该注意的是，理解之道畅通，并不意味实践之路无碍；这个问题一旦置于文学创作的历史史实中考察，其矛盾还是很多的。以往关于刘氏《南北文学不同论》的研究成果不少，总体来看南北朝时期存在“南北文学之不同”应该是有说服力的，然而相关研究也表明，其南北之派、南北之风的论述仍存在很多缺陷，而南来北往的一些作家因生活经历的变化而引起诗文风格的改变，未必完全能够归之于地理环境。另外，刘氏对唐诗的分期所用的是“三唐说”⑥，在隋代与初唐政治一统化过程中，南北文风趋合之势已经出现，那么其后唐代文学发展理应走向进一步融合，为何“中唐以降，诗分南北”呢？
追问及此，倒是想起了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这段话。这是极为睿智的表达，此处可以听到弦外之音。刘勰认为风土环境对文学创作有“江山之助”，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详说则繁”意味着我们展开这一问题的论述，应该考虑到其中的“纠缠”。
在各种“纠缠”中，首先需要对唐代的南北地理分界问题做一些厘清工作。对此我同意张伟然等学者在《唐代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及相关问题》一文中的见解：
所谓南北地理分界的意义至少有三重：其一为自然的，即环境的；其二为政治的，或曰疆域的；其三为文化的，或曰观念的。自然层面的南北分界不必是亚热带与温带的界线，但必须有一条较综合性的地理分界意义。政治层面的南北分界只有当全国一统时才具有足够的地理价值，……而文化层面的南北分界既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又须考虑到传统、疆域、行政建制及社会心理等诸多人文的影响。换言之，在环境持续变迁、人文因素不断嬗变的历史时期，南北地理分界完全存在着不断推移的可能。[13]
张伟然文中指出的南北自然地理分界线，西段以秦岭、东段以长江为界线。他指出东段的情况涉及“淮河”，问题相对比较复杂，在唐人的感知层面颇有不同。“唐人认可长江的，比认可淮河的为数较多，且内涵丰富。如果再从时代角度考察，则可以发现，赋予淮河以南北地理分界意义的大致在中唐以前，而支持长江的证据贯彻唐代全部。”⑦如果从政治疆域性的“道”来看，以秦岭至淮河作为“南方”的话，则正是贞观元年(627)所设“十道制度”中的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其中，淮南道与长江的关系较为密切，山南道则控江带山，悬殊甚大。⑧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在整个唐代求得一个南北地理感知的“平均状态”，那么所谓南方大体是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淮南道以及山南道偏于南部的地区，而山南道偏北地区以及淮河以北则为北方。
在初步厘清唐代“南北”地理界线后，我们可以回到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来加以分析了。显然，他对唐代文人创作的“南北”属性问题采取了不同依据的区分：在主要以人系地、以地系诗(文)之外，辅以文学风气与诗学宗尚的影响。其将杜甫、韩愈等北方生人以及高适、常建、崔颢、李颀这些北方边塞诗的作者划为北方文人的代表，将李白、储光羲、孟浩然与曾栖身湘粤的柳宗元作为南方文人的代表，乃出于“土地使然”；而将张籍、孟郊、贾岛、卢仝这组既有北方又有南方地缘关系的作家创作归于“北方之诗”，且将并州出生的温庭筠与荥阳出生的李商隐的创作归于“南方之诗”，则是以缘情托兴、谊符楚骚，清言霏屑、源出道家为据了。在这里，刘师培力求突破地理环境决定论，将思想文化、社会经验的继承和积累作为重要的参考系统，应该说是具有识见的。
不过尽管如此，仍然无法解释王维、白居易、杜牧这类在唐代具有典型性的诗人“不南不北，既南且北”的现象。设若退一步说，对白居易、杜牧尚可以用北人具有一定的南方履历来推论的话，并没有多少直接南方经验的王维，为什么会与长期生活于南方的一些诗人的风格甚近呢？摩诘、乐天、牧之，还有更多诗人在“南”“北”二元体系中如何划分，诗人“北上”“南下”的流动对创作有何影响，刘师培都回避(或未及思考)了，而这正是唐代“北方之诗”与“南方之诗”区分不够周延、不够科学，或者说无法周延包含、无法科学论证的地方。显然人地关系理论，一旦进入实践层面便有很多纠缠而繁杂的问题了。
因此，我们对刘师培提出的“北方之诗”与“南方之诗”说，只能看成包含部分真知的理论。所谓“部分真知”，是说它既能够启发对唐代诗歌创作与诗风演变的思考，但若采取简单化的理解，便可能成为讨论唐人、唐诗的认识误区。“历史，不可能与认知之客体为抽象不变者之理论一致，它是一个容许心智采取各种不同态度予以对待的逻辑事体。”[14]311这是我们认为唐代“北方之诗”与“南方之诗”说具有存在可能的理由，也是持有怀疑态度并力图有限度地讨论，并阐明其间互涵现象的理由。
二、自然地理与社会秩序双重影响的“北方之诗”
其实唐代“北方之诗”既可以看作一种理论性的抽象，也可以看作一种客观现象叙述。但无论是理论抽象或现象叙述，都应注重进行地理物质层面、社会学层面和观念意识层面的综合分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5]44，这里的自然，是一种客观规律，也可以看作一种内在程序。规律之“律”，程序之“序”，都表明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是受影响和约束的，而影响和约束唐代“北方之诗”形成的文学外部因素主要是自然地理与社会秩序两端。
自然地理以具体的地质、地形、地貌、地景及其风土习尚共同作用的空间环境对文学家的存在与活动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衍生出种种事件，诗人对事件加以富有个性的表现，必然具有存在体验的投影。因此一般来说，无须从地名学角度加以考察，仅从诗歌作品的题材、物候、音声、风格中即可大致看出某种属地性。以题材而论，唐代的宫廷、两京、从军、边塞之类的题材自可归于北方之诗。以物候而论，“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6]卷一九九岑参《白雪散送武判官归京》，2050；“塞沙飞淅沥，遥裔连穷碛”[16]卷一二○李昂《从军行》，1209，也有明显的北方特征。以音声而论，“琴剑事行装，河关出北方。秦音尽河内，魏画自黎阳”[16]卷五五八薛能《送冯温往河处》，6469，这里将音声标志已经说白了，另外许多音浊而重的古体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判为北方诗的依据。这些因为地缘投影外在化了，故北方之诗的特征显而可见。
从风格角度来分析其北方属性，比较困难，也较为危险，却并非不可进行。隋唐五代诗文风尚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过程：隋代至初唐据有优势地位的南方文化向北方转移，文化中心在北方建立，文学风气以北方为盛，并起着先导作用。安史之乱后士族南迁，加之为数可观的贬谪群体的加入，使南方文学阵容扩大，至晚唐五代南方重新成为文化胜地。但唐代文学发展史“南→北→南”的客观演进动态，并不意味着北方文学重要地位的动摇。恰恰相反，北方文学群体庞大，且在地时间长，创作极为丰富，风格特征颇为鲜明。
刘师培对“北方”“南方”之诗的分析都比较笼统，也有感性成分。但从用语可以看出，他所称的唐代“北方之诗”具有“体峻词雄，有黄钟大吕之音”“粗厉猛起”“缒幽凿险”的风格特点，也就是说气度雄厚、体格重峻、形制粗犷、表达幽险是“北方之诗”的主要特征，这是基本正确的。试读孟郊《猛将吟》：“拟脍楼兰肉，蓄怒时未扬。秋鼙无退声，夜剑不隐光。虎队手驱出，豹篇心卷藏。古今皆有言，猛将出北方。”全诗歌颂北方将士，可视为典型的北方猛诗。韩愈《陆浑山火》《石鼓歌》等或凿空硬造、雄险怪伟，或苍劲挺拔、典重如石的作品，亦可推为北方之诗的典范。
问题是，自然地理并非构成诗歌特征的全部因素。本然世界的生化流衍构成一种存在环境和方式，与社会秩序下的文化场域共同作用，形成了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诗歌作品的地方属性是由作者的文化心理结构所决定的。
何谓社会秩序下的文化场域？这是一种具有思想倾向和精神指向的隐性文化框架，是一个由人文观念、历史传统、政治制度构成的三维的价值系统，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很大。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是儒学思想的发源之地和实践之地，深厚的宗法制度孕育出鲜明的群体意识、务实观念、勇毅性格；国家的统治中心长期在这一流域由东向西的轴线上，这条地理轴线的政治文化意义非常突出。有唐一代，北方社会无论是朝廷对最高统治力的维护、机构集团对现实利益的争夺，或是个体对生命需要的诉求往往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南方”相比，唐代“北方”更多朝廷的威严感、群体的理想性，集团的尚武化，随之伴生的是紧张而动荡的状态，反映到诗人创作中往往表现出崇高感、动态感、压力感。
崇高感是与追求理想、敬畏神圣、理解苦难、救赎自我相联系的，具有某种悲剧美的性质。在唐代北方，诗人的情感与广漠雄奇的山川旷野景观融合一体，笔下便显示出雄壮的气势，昂扬的精神。且看杜甫《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颜真卿《赠裴将军》：“大君制六合，猛将清九垓。战马若龙虎，腾凌何壮哉。将军临八荒，烜赫耀英材。剑舞若游电，随风萦且回。登高望天山，白云正崔巍。入阵破骄虏，威名雄震雷。一射百马倒，再射万夫开。匈奴不敢敌，相呼归去来。功成报天子，可以画麟台。”诗中显示出高贵力量，洋溢着孔武之气。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17]698。读“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16]卷二一三高适《燕歌行》，2218；“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傍。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16]卷一九八《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2032足可感知。其实不止高适、岑参这类被称为边塞诗人的作品如此，初盛唐之际许多诗人笔下都有“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16]卷三六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471；“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16]卷二一八杜甫《前出塞》其三，2292这类尚武德、轻功名的作品，豪迈的气概中内蕴着理想主义情怀和许身社稷的意志。
动态感略可两分，一种是“物理的动态”，一种是“社会的动态”。北方多高山荒漠，每有风起云动；黄河横贯，常年波涛汹涌。因地理与气候的原因，北方常处于剧烈的动感之中；而朝廷欲一统北方边域，面临的是四夷不宁、边扰连连的局面。自初唐开始，突厥“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18]5153。这种状况至中唐仍存在，加之藩镇割据势力从安史之乱起，互相冲突频仍，部分集团直接威胁朝廷，故长期以来北方一直处于战争的动荡之中。这进一步造成了唐代“北方之诗”的行动状态，如“将军下天上，虏骑入云中。烽火夜似月，兵气晓成虹。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龙旌昏朔雾，鸟阵卷胡风。追奔瀚海咽，战罢阴山空”[16]卷四一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513，“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16]卷二一八杜甫《前出塞》其八，2292，都充满着自然与人互谋而生的奔突情状。即使表现人际关系，诗人也用“忽雷霹雳卒风暴雨”[16]卷三八八卢仝《与马异结交诗》，4384来形容；纵然写掉牙的生理现象，也有“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16]卷三三九韩愈《落齿》，3801的山崩地裂之势。唐代这类动态强烈的诗歌作品，自然特征和社会特征极为明显，诗歌作品空间幅度阔大，具有显著的硬度和力度。
压力感同样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特质。偏于寒冷的地理气候以及险峻的自然景观的视觉体验，容易产生生理与心理的紧张反应；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大的压力往往来自精神空间的深度构造。压力向内传导将造成心理紧张，其本质是个体处于与环境的紧密关系中，价值目标往往受到阻碍而难以实现。个体“在场”所感受的环境压力，与“不在场”有很大不同。北方是政治权利中心所在，必然成为竞相角逐的名利场，而处于权力中心，要在遵从性行为模式中谋求生存，与个体性格不免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也极易加强内心的紧张感。许浑《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有云：“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这是作者遭诬罢官后起复赴京任监察御史，行至潼关时抒发的感慨。帝都在望，不是欣喜，而是惶惑与不安，是对丁卯桥边散澹生活的怀想。而与人际倾轧、朋党相争相比，安史之乱等不同层级的战争残杀，以及戮害武元衡这样的朝廷重臣所造成的士人心理恐惧更为强烈。柳宗元《古东门行》云：“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凶徒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吐口。”其时“破胆”者岂止一二“悍臣”，整个京师、北方乃至各地都为剚刃喋血而震骇。可以说，压力是唐代北方诗歌写作中极易触摸的情感。
当然，崇高感、动态感、压力感虽然是唐代北方诗歌的突出表现，但北方宫廷也可见熙睦融洽的文学氛围，长安酒肆有斑斓迷人的异国情调，新昌宅邸有官僚阶层的文化交流，杜陵韦曲有世家大族的日常生活……。反映这些生活的诗歌虽有一种都城风气，但不少作品在一般生活的表现上并不能用“北方”来标签。其实从崇高走向日常，在动荡中寻找安宁，从压力中求得释放，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向度，即使身处“北方”的政治旋涡，诗人们仍然可以找到适合自在生活的地理空间，终南山与洛阳城是两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终南山，广义上指秦岭，而唐人所谓“终南与清都，烟雨遥相通”[16]卷五四一李商隐《李脓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6241的那个区域是指秦岭中部。《雍录》卷五《南山》曰：“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岐、郿、鄠、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而连绵峙据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19]卷五，105这里风景优胜，宗教场所、达官别业遍布，既是唐人晋身的准备之地，又是其退身的栖息之所。虽然前者的意义不可忽视，许稷、阎防、薛据、韦丹、李绅等众多诗人都曾在此读书习业，其中不乏后来成为朝廷巨卿者，但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后者。自秦末以来，这里就是一片隐居乐土，至唐代更成为退隐养性的绝佳山林。王维《辋川集序》：“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莱萸泮、宫槐陌、临湖亭、南坨、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坨、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20]241沿着摩诘的游止，山林景观及其适隐性已可体会。南山连绵耸峙，成为与京城名利场相隔的屏障，诗人们在此犹如“鱼龙隐苍翠，鸟兽游清泠”。[16]卷一三八储光载《同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1398隐逸文化早已赋予其特殊的空间意义，“南山”也成为北方人文地理的一个特殊符号。
洛阳，在唐代是长安都城的陪都，有“东都”之名。早在西周成王时，洛阳就是陪都了，称“成周”。王莽统治时期，也曾将此地作陪都，其城市营建一直是北方的标志。唐代显庆二年(657)正式以洛阳为东都，武则天改唐为周后，一度以洛阳为神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武周以降，这里的一套中央分司机构仍然发挥功能，其派任官员称分司官。虽然这是除长安以外的唯一的中央权力机构所设地，但毕竟与帝都有很大不同。一是中央机构并非全部在此设置，官僚阶层集中度较低；二是分司官常用来安排闲散或处于贬黜状态的人员，群体生态环境反而宽松。正因为如此，唐代的洛阳倒成为一些官员大隐、中隐之地了，虽然不少分司官有地位失落感，但也不乏自请任官东都者。从王建《寄分司张郎中》“江郡迁移犹远地，仙官荣宠是分司。青天白日当头上，会有求闲不得时”中可知，分司东都颇有“仙官”荣显。韩愈分司时作《感春》云：“辛夷高花最先开，青天露坐始此回。已呼孺人戛鸣瑟，更遣稚子传清杯。选壮军兴不为用，坐狂朝论无由陪。如今到死得闲处，还有诗赋歌康哉。”这种“得闲”的精神状态实在是在帝都很难获得的。白居易《求分司东都寄牛相公》叙述自己欲分司而赢得疏顽懒散的心理，有云：“俭薄身都惯，疏顽性颇宜。饭粗餐亦饱，被暖起常迟。”唐代诗人文会活动颇多，白居易参与的洛阳香山九老会在中唐影响最大，这与人文环境、雅集形式有关，而最根本的是，洛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休闲文化。
将终南山和洛阳的人文传统置于唐代“北方”的自然地理、社会秩序中略加对比，便可以理解“北方之诗”既有主体特征，又有丰富的表现形态。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说“谓物质的环境具有万能力只含有一部分真理”，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自然之外还有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的作用力。而人并非自然人，其之于社会结构的力量是能动的，可以在岩石般的整体性中开凿出一定的自由空间，让精神之树得以生长。在这个认识基点上，可知楚人不必尽为楚吟，北人亦不必尽为北方之诗，“北”中涵“南”是一种必然现象。
三、心灵修复空间与行政惩戒场域的“南方之诗”
在某种程度上，论述唐代“南方”与“南方之诗”比论述“北方”与“北方之诗”要困难，“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瘴疠蒸”[16]卷三三八韩愈《永贞行》，3791“凌空瘴气堕飞鸟，解语山魈恼病人”[16]卷四九四施肩吾《送人南游》，5586的那个往往用作贬谪地的岭南、湘南与唐人歌咏的日出江花、洞庭浩渺的江南，自然地理和政治意涵都有很大区别；同样，西南与东南相隔遥远，人文历史不同，民情风物亦异。但应当注意，其地自古皆为“蛮俗”，对北人来说都是“南游”所向。南方范围内的差异还是小于南北之异，在与北方相比较的语境下，宜广而论之。
南方除了整体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温暖湿润的自然条件外，隋代以来战争较少，社会环境也相对稳定。唐代南方边疆地区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贞观、永徽之际，梁建方、赵孝祖曾率兵讨平松外叛蛮与朗州白水蛮，天宝年间鲜于仲通、李密先后率军征讨南诏，但总体而言唐王朝对南方边疆不计成本地经营，颇有成效。南方藩镇也比较安定，虽然在江南曾发生过肃宗上元元年(760)的刘展之乱，但仅用数月时间即告平定，未构成重大的民生动荡。唐代南方的民间暴动，较有影响的为永徽四年(653)睦州陈硕真农民起义、宝应元年(762)浙东台州地区袁晁率众起义、大中十三年(859)浙东裘甫起义和咸通六年(865)桂林庞勋领导的戍卒起义，持续时间都不长，局地性特征明显，对社会的冲击有限。
安史之乱及其以后北方藩镇间遘乱不断，使京畿、河南、河北长期处于兵刃和饥疫之中，为了躲避战祸，大批人口向社会较为稳定的南方流动。其中以迁往环太湖地区为多，部分流向更南的方向。人口的增加对南方城市繁荣与农村经济发展都有所促进，加之原本耕作与手工业生产基础较好，南方，尤其是江(南)淮(南)地区成为天下富庶之地，其供赋对北方社会也有巨大支持。至德元载第五琦上书说“赋之所出，江淮居多”[21]卷二一八，后来韩愈更云“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16]卷五五五韩愈《送陆歙州诗序》，杜牧也有言“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5]卷六六○《上宰相求杭州启》；崔嘏曾称道江西之富饶：“钟陵奥区，楚泽全壤，控带七郡，襟连五湖，人推征赋之饶，俗擅鱼盐之利。”[5]卷七二六《授纥干皋江西观察使制》可以说，南方在唐代中后期成为整个中国社会这条大船的压舱石，谓之“国命”适如其分。
南北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状况之差异，与自然环境、气温物候有天然的关系，但同时受到人的价值观念、性格品质、文化心理的影响。《礼记·中庸》论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22]24陆应阳《广舆记》有云：“西北之风浑，其失也悍；东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故西北以强胜而多失之乱，东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23]好强则勇，往往表现出外向型人格；擅治则和，易形成内向型人格。强者瞻世道、重实行，其云集则利益相争而激荡不已；弱者常伤感、善玄想，其群居则安和默察而乘物游心。如此，唐代南方之诗的一些主要特点得以形成。
一曰骚怨气。多愁善感易生骚怨，化为诗歌则成苦闷之调。长沙湘水，僻在南陬，地卑且湿，屈子留离骚之音，对唐代诗人具有久远的影响。洞庭秋波，巴丘木落，春愁秋感，诗人触目伤怀，每形之于笔端。刘长卿《酬郭夏人日长沙感怀见赠》弥漫着浓厚的骚怨气息：“旧俗欢犹在，怜君恨独深。新年向国泪，今日倚门心。岁去随湘水，春生近桂林。流莺且莫弄，江畔正行吟。”贾至《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也充满了悲秋之感：“今日相逢落叶前，洞庭秋水远连天。共说金华旧游处，回看北斗欲潸然。”再看许浑《吴门送客早发》：“吴歌咽深思，楚客怨归程。寺晓楼台迥，江秋管吹清。早潮低水槛，残月下山城。惆怅回舟日，湘南春草生。”从“吴歌咽”“楚客怨”，不难听到江南歌调中的历史回音。其实唐代文人都不同程度地怀有干世之愿、功名之心，因此从与长安这一权力中心的距离便可测度其喜忧哀乐。从这个意义上，“南方之诗”往往内涵着“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意涵。唐代诗人在南方命运起伏，“左迁”之后或可“量移”，一般而言这是向长安接近的征兆。然而在大量的写于南方的量移诗中，仍然能够感受到忧愁抑郁的心音。李嘉祐《承恩量移宰江邑临鄱江怅然之作》云：“四年谪宦滞江城，未厌门前鄱水清。谁言宰邑化黎庶，欲别云山如弟兄。双鸥为底无心狎，白发从他绕鬓生。惆怅闲眠临极浦，夕阳秋草不胜情。”诗人淡淡的承恩欢欣，淹没在夕阳秋草与江城清水之中。“滞江城”是一层骚怨，“白发绕鬓”则是更深的哀叹。
二曰奇幻气。神巫文化是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文化形态，南北方都存在，而南方较北方为盛。巴蜀、湘楚、吴越是巫风甚浓的地区，其性质相同而表现形式有异。川人自古好巫，源于氐羌鬼族原始巫教的早期道教即发端于巴蜀。“昔楚国南郑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24]157而相传神巫所出在江南，《越绝书》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25]14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以“巫咸冢”即在苏州常熟县西海虞山上，与《越绝书》遥相印证。这种原始宗教文化，自然与南方的地理环境有关，而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又与地理环境共同作用于南方之人，形成了崇尚虚无、神游玄想的思维方式，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2]256。唐代南方诗人或在南方写作的诗人，多熏染其地域风气和文学传统，笔下往往含山川之缥缈，生发奇幻之灵气。写巫山有曰“巫山高不极，合沓状奇新。暗谷疑风雨，阴崖若鬼神”[16]卷九沈佺期《巫山高》，1032；写九华则云“奇峰一见惊魂魄，意想洪炉始开辟。疑是九龙夭矫欲攀天，忽逢霹雳一声化为石”[16]卷三五六刘禹锡《九山山歌》3996；写天台每生神思：“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26]卷一七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1779-1780而无论“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的洞庭湖与“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汉江，都给人亦真亦幻之感。李白《蜀道难》更将南方之诗的奇幻化推向奇丽而惊险的极致，乃孤篇横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三曰闲逸气。与北方人往往在积极行动中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而又不得不面对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压力不同，南方远离频繁的战祸，也远离人事的旋涡，争端相对较少；加之南方温暖而绿色的生态环境带来的经济发展和较为安逸的生活，形成了南方人安时处顺的心态特征。这种心理化为行为，利国虽不足，利身却有余。故宋初王禹偁有论：“有唐以武戡乱，以文化人，自宰辅公卿至方伯连帅，皆用儒者为之。……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26]卷三○《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碍铭序》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即使一些未占籍治所者，也多于东南善地置田地、建别业。杜牧在《许七侍御弃官东归，潇洒江南，颇闻自适，高秋企望，题诗寄赠十韵》称：“尘意迷今古，云情识卷舒。他年雪中棹，阳羡访吾庐”。《樊川集》有《李侍郎于阳羡里富有泉石，牧亦于阳羡粗有薄产，叙旧述怀，因献长句四韵》，由此可知杜牧与李褒都曾在阳羡营建别业，以作隐居休闲之用。在“江山泉石之秀异”的环境中，其诗自然多有一种闲逸气。白居易《泛太湖书事寄微之》云：“湖山处处好淹留，最爱东湾北坞头。掩映橘林千点火，泓澄潭水一盆油。龙头画舸衔明月，鹊脚红旗蘸碧流。为报茶山崔太守，与君各是一家游。”皮日休《太湖诗》云：“幽人共跻攀，胜事颇清便。……渴兴石榴羹，饥惬胡麻饭。如何事于役，兹游急于传。却将尘土衣，一任瀑丝溅。”在江南湖山作无事挂心的悠游，足以怡情养性。中晚唐人效国之志衰减，“游人只合江南老”成为不断回响的诗歌旋律。
这里我们用骚怨气、奇幻气、闲逸气来概括唐代南方之诗的特点，力图在一定程度上与北方之诗有所区别，但显然这种概括不免描述性强而特指性弱，谈南北之区别时总有一个相对的或模糊的地带需要辨识。南方与北方，形成的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一个总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这种体系与环境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布哈林的如下论述有所启示：“任何事物不管是石头还是生物，是人类社会还是别的什么，我们都可以看成是由互相联系着的各个部分(要素)组成的某种整体。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体看作一种体系。每一个这样的事物(体系)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它周围有自然界的其他要素，这些要素对它来说叫作环境。……对于人来说，他的环境首先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社会；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外部自然界就是环境，依此类推。在环境和体系之间存在着经常的联系；'环境’作用于'体系’，'体系’反过来又作用于'环境’。”[27]78
从环境与体系的作用与反作用可以看出，唐代的南方对文人来说兼具心灵修复与身心惩戒的双重意义。唐代社会体系中的人，需要在顺逆之间获取内在心理平衡与慰藉，除了通过人际网络获取外，亦可借助于自然环境，因此安定而清嘉的南方自然成为心灵滋养与修复的空间。自安史之乱后，多少唐代文人向往南方优越的环境，“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已有”[28]273。其目的正在于利用环境要素，使身心重归自然般的宁静与平和。
这种空间的心灵修复作用我们能够从南方人的南归题材中感受到，如顾况《南归》云：“老病力难任，犹多镜雪侵。鲈鱼消宦况，鸥鸟识归心。急雨江帆重，残更驿树深。乡关殊可望，渐渐入吴音。”张籍《南归》云：“世道多险薄，相劝毕中诚。远游无知音，不如商贾行。达人有常志，愚夫劳所营。旧山行去远，言归乐此生。”许浑《夜归丁卯桥村舍》诗言及回归江南后的生计与心理复苏感：“月凉风静夜，归客泊岩前。桥响犬遥吠，庭空人散眠。紫蒲低水槛，红叶半江船。自有还家计，南湖二顷田。”考察南方空间修复作用的另一类样本是大历浙东诗人联唱。浙东联唱诗人其实不少都是由北而来的，在这里他们“忆长安”是梦幻般的，而“状江南”却是一幅幅现实的图景，其忘怀人世的情怀抒发，显示出当下的存在体验。
但南方之广大，既是清嘉之地、游乐佳处，同时又是贬谪之地、惩戒场域。谢元鲁先生曾经根据《册府元龟》的史料，统计“唐代官吏贬谪左降的地点共有61个州府，其分布地区为：江南西道13，江南东道12，山南西道6，山南东道7，岭南道10，剑南道5，黔中道2，河东道4，河北道2，河南道2”。他认为“唐代官吏贬谪左降地点遍及全国。除西京长安所在的京畿道和关内道，洛阳所在的都畿道以及淮南道、陇右道之外，全国各道均为贬谪官吏之地。而其中又以江南东西道、山南东西道为多，岭南道和剑南道次之。可见唐代官吏左降地区，主要是在南方的长江下游地区”⑨。
人，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由此对人的惩戒可以借助地理环境和行政力量两方面进行，而向南方边远地区贬谪流放恰恰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以长江为轴线，越偏离东南(江南核心地区)，行政惩戒场域的意味越浓厚。尚永亮先生研究证实，唐代贬谪官吏，以往南方岭南、西南、荆湘为多，其中岭南更为集中，有唐一代贬往其地的达四五百人[29]73-80，这里可谓最典型的惩戒场域。这种惩戒意味在“谪居窜炎壑”“远投魑魅乡”的谴途中即能感受，宋之问《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仲春辞国门，畏途横万里。越淮乘楚嶂，造江泛吴汜。严程无休隙，日夜涉风水”；李德裕《谪岭南道中作》“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道尽途中艰困。而在贬所，蛮瘴疠气和囚禁氛围双重施加其身，使贬谪过程的心理压力不断增强。柳宗元写在永州司马任上的《惩咎赋》云：“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坎坷”，“惟灭身而无后兮，顾前志犹未可”，充分表达出心中的悲凉与绝望。
显然，当我们讨论唐代“南方”这个地域概念时，已经与北方政治中心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包含着“去国”的情感，表征着“前志”的失落。就此而言，已经走向了身心滋养、心灵修复的另一面了。另外，南方物理空间也有不同的区域性，区域不同则天形地质、物候风习也不同，身在其中的诗人们形成的心理向度或身心感会自有较大差异。由此而论唐代的“南方之诗”，足见其内在因素的复杂性是有甚于北方之诗内涵的多元化的。
刘师培提出唐诗有“南方之诗”与“北方之诗”之分颇为睿智，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注意论说限度。此一论题宏观上的正确性并不能掩盖实际分析中的纠缠，其中“待求解”的问题很多且所涉甚广。这些问题刘师培在例证中或有所提示，却未能充分展开，或未曾思及，需要今人重新阐述。本文论述唐代诗人地域性的心理向度与诗歌风貌，也只涉及了其中两个重要方面而已；就这两个方面来说，有待继续展开讨论的还很多。
如前所述，就社会发展与地域迁变来说，唐代经过初唐南北政治、文化融合后至盛唐开始就出现了“南向化”趋势了，复经中唐的胶着，晚唐“南向化”格局基本形成。五代十国时期政治、文化重心南移，诗风随之发生转变，诗余(词)则更以南方风貌出现，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个历史演变过程中文人心理向度发生了怎样的冲突与变化，其中需要商讨的问题较多。从观念信仰上看，杜甫到韩白是一条线；从声律化与艺术表现上看，从杜甫到温李又是一条线；而李白的影响交织在昌黎与昌谷、刘白与小李杜之间。这种复式迭变中似乎隐含着北与南的对蹠，但这种对蹠并非是抵制性、排斥性的，相反倒是在对蹠的张力中形成了互涵。就中晚唐诗学发展来说，自当注意考察这一复杂现象。
佛教、道教对唐代诗歌的影响在南北地域有同有异，以禅宗来说，弘法必上两京，故北方受其影响颇巨，但祖庭在南方，则对南方具有源头活水的作用。这一泓佛流在唐代不时涨落，其势在北方更为显著，对文化与诗学生态的影响都很大。唐代道教在北方受到朝廷推扬而广弘，但在南方的影响无疑胜过北方。玄宗朝以降，类似吴筠《神仙可学论》《形神可固论》等阐扬神仙说的文章不断出现，都与吴越地区道教兴盛有关。中唐以后茅山宗与天台仙派霞绮交烂，并世相宣，对文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弃官入道成为寻常现象，所谓“月中见心近，云外将俗赊”[16]卷三七九孟郊《送天台道士》，4250；“冠冕情遗世，神仙事满山”[16]卷二五○《送郑员外入茅山居》，2819，其“事”都与南方道教胜地有关。唐代南方之诗具有丰富的神仙想象，愈到后期化羽成仙的作品愈多，这对研究唐代之南北诗风，也是一个视域甚广的论题。
意象是构成诗歌意境的要素，唐代北方之诗与南方之诗的意象有较大差异，山与水之于北方和南方具有象征意义，此其大者，最能体现唐人、唐诗的精神气度。但如欲探究“此天所以限南北”的形象表达，则需要具体讨论北方之诗与南方之诗的意象运用。城阙瑶池、乐游原景、大漠风尘、燕山雪花、黄河落日、伊洛清泚、胡姬丽人、阳关柳色，其弘深广大、异彩纷呈成为大唐气象的表征；而叶船行湖、龙潭飞瀑、潇湘兰芷、巴山木落、破额山光、槟榔花发、鹧鸪啼鸣、徼外瘴烟，则诠释了唐诗的内涵、拓展了唐诗的意境、增添了唐诗的风神。进一步比较崔国辅“杨柳映春江，江南转佳丽。吴门绿波里，越国青山际。游宦常往来，津亭暂临憩”[16]卷一九崔国辅《题预章馆》，1200与白居易“南方饶竹树，唯有青槐稀。十种七八死，纵活亦支离……我家渭水上，此树荫前墀。忽向天涯见，忆在故园时”[16]卷四三四白居易《庭愧》，4799这类作品，能发现自然环境如何激发诗人的情感与想象。这对研究地域流动的经验类化，地景风物潜涵的心理暗示，都颇有意味。
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说：“(文化地理学)既研究文化在不同地域空间的分布情况，同时也研究文化是如何赋予空间以意义的。”[30]3唐诗，无论北方之诗或南方之诗，都有很多作品成为文学经典。其中有些作品一旦面世即成名篇，并赋予地理空间以人文意义，如岑参的轮台诗之于西域，王维的辋川诗之于终南山，张继的枫桥诗之于苏州，杜牧竹西诗之于扬州；也有一些作品经过时间淘洗而化为经典，同样为大江南北山川增色，使自然景观成为人文景观。每一代诗人，都为造就人文景观做出过贡献，唐代诗人中圣手最多。他们既得江山之助，又重写江山，发南北之奇而阐其蕴，使之具有了永恒的记忆价值。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文学的审美意义与当下的现实意义，都值得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