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树

这几天陪着我以前的博士导师和她的先生逛苏州，她今年七十七岁了，她对我很好。

我没有老师缘。幼儿班时的一位姓陈的年轻女老师没有理由的偏爱我，可是我对这位陈老师已经记忆淡薄，我甚至想不清楚她的模样，我只记得有人带着四、五岁的我们在村小学的操场上唱儿歌跳舞，阳光很好，但那个人是她吗？我也不确定。我很多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位老师。她在我顽固的记忆中还是二十多岁笑眯眯的女人，但这位老师如今一定也不是年轻人了。

除了那位陈老师，导师大概是我唯一比较亲厚的老师，她在很多时候帮助我，鼓励我。但我们从前的交往更多是师生的关系。而这次她来苏州，她已经退休，我也不再做科研，而且我也成为中年人。我们不再聊工作。或许是由于旅行的疲劳，或许由于年龄，她放松了美国人对隐私的戒严，在我面前，她终于是一个老年女人，一个倔强、尊严的老人。

我们聊起过去，相差三十多岁，但我们的童年却有相似之处，我们都劳动过，我们都用过井，我们的童年中都有寒冷的记忆，都有过独自漫游的无所事事。或许是我自己想象太多，为她的只言片语增添补充了场景，使她更为靠近我的生活。

她说起她德国移民的父母不在她和她的兄弟面前说德语，不希望她会德语，因为那时候二战的记忆尤存。在农场长大，再搬迁到城市里，她和兄弟们都获得博士学位。她年轻时颇为叛逆，在六十年代的黄金年代，她穿着长袍，在士兵的枪口插花枝。后来她成了学者，在多个国家的大学里工作过，是印度菜和川菜的嗜好者。

她先生是天文物理学家，我问他：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星系，他如何看待宗教。他微笑，说他小时候，他母亲送他去圣经班，他去了，告诉母亲他不相信，母亲说她也不相信，但是有一些你不相信的东西是好事情（” It’s good you have something to reject.”）。我告诉他中国人关于缘分的观点，亿万人中，我和导师的相识是缘分，我们和爱的人相识是缘分。导师的先生笑呵呵的说：认识她确实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导师停下脚步，装作恼怒。

我们在拙政园的假山上上下下，导师总让我走前面，我一开始不明白，后来跟在她后面，看她缓慢困难的下山，却拒绝先生伸手帮她。我了解了，放慢脚步，走在前面，不回头去帮她。

在周庄的客栈，我们坐在临河的阳台上，她和她先生分享一瓶冰的青岛啤酒，我和女儿一人一罐椰汁，河水倒映天空，绿树围绕黑瓦白墙，摇橹船在一片澄蓝和碧绿中悠闲而过。我说起女儿和儿子过几年就会比我高，我将是家里最矮的一个，孩子们每次想到这点就特别开心，终于可以俯视权威的妈妈。导师和先生也笑。

当晚，我们在周庄分开，导师使劲的拥抱我，她先生拍拍我的后背。他对我女儿说：过几年，你就比你妈妈高了，还会比Marilyn（导师）高，但估计不会比我高。女儿害羞的笑。

昨天，导师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在一个逃家男孩的故事。这个逃家男孩是个虚拟的人物，代表了我少年时认识的男孩们。那些和我一样在美丽而贫穷的乡间长大的男孩们，因为缘分，他们在我生命中出现又消失，因为命运，我们都成了不再愤怒的中年人。

今天，我写下这些。和我故事中的男孩一样，因为缘分，导师和我相识又会分开，因为命运，我们都无可避面的由中年到老年。

最近天气特别好，空气特别的透明，有一天，我坐在图书馆的三楼，看到窗外，樟树的树干挺直安静，而树顶枝条柔软，在摆动。一切很安静，除了寂寞摇晃的树顶。

人也如树，命中注定的隔离，只有风来时，枝叶才有些微交汇。风走了，叶子只有睁着眼睛回忆曾经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