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藩固圉与弃藩自守：中法战争前夕清朝保藩与弃藩之争论析
摘 要：19世纪八十年代初，为维护西南边疆安全，清朝内部上至中枢要员，下至督抚重臣，以及驻外使节、社会舆论围绕越南问题掀起了一场保藩与弃藩的论争，促使清政府对治边理念与治边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保藩固圉的边防政策，对越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政策。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清朝统治者在保藩与弃藩之间徘徊，并没有形成系统稳定的对越政策，也没能有效地挽救边疆危机。保藩与弃藩之争体现了清朝统治者面对近代边疆危机，对法国侵略越南的认知发生转变，同时为维护中越藩属关系和巩固边疆安全上做出了努力。
关键词：中法战争；保藩固圉；弃藩自守；治边理念；对越政策
19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法国殖民势力在越南北圻地区的扩张，中国西南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维护边疆安全，清朝内部围绕越南问题就保藩固圉抑或弃藩自守展开了一场论争。中法战争前夕清朝内部保藩与弃藩之争，是关系到中法战争发生与进程的重大问题，直接影响了清政府对越政策的走向。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散见于对其他问题的探讨中，论述稍显简略，缺乏系统性。[1] 黄振南在《中法战争前夕保越与弃越之争》[2]一文中阐释了两派观点，但对保藩与弃藩发生的背景以及保藩与弃藩之争中清政府对越政策的变化缺乏深入分析。因此，本文着重对保藩与弃藩之争进行评析，以探讨中法战争前夕清政府对越政策的演变及原因。
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占领更大市场，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开展殖民扩张。当非洲、拉美地区被西方殖民者瓜分完成后，西方殖民势力扩张到东亚、东南亚等地区，英、法等国先后侵入南亚、东南亚诸国，纳入其殖民统治之下。
法国在与英国争夺印度殖民地落败后，将殖民触角转向了中南半岛。1858年，法国和西班牙联军以越南禁教和杀害传教士为借口发兵侵略越南。法军陆续攻占了越南南部的嘉定、定祥、边和、永隆、安江、河仙等地，1862年强迫越南统治者签订了《越法和平友好条约》，将越南南圻地区置于法国的统治下。为了进一步侵入中国，法国在吞并越南南圻后，又开始向越南北圻进犯，企图以此为跳板打开中国西南地区之门户。在法国商人堵布益发现由红河可通航进入中国云南地区后，法国殖民者便加紧了对越南北圻地区的侵略。1874年，交趾支那总督杜白蕾派安邺率军攻占越南河内，强迫越南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将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下，试图割断中越之间的藩属关系。
随着法国在越南地区侵略的加深，清政府“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3]的治边方略遭到破坏，西南边疆危机日益加深。为了维护中越藩属关系，巩固西南边疆安全，清政府开始采取一些应对之策。同治九年(1870)七月，在听闻越南东京地区被法国侵占的消息后，由于对该地区详细情况不是十分了解，同治帝敕谕广西巡抚苏凤文选派人员秘密前往该地区进行调查。苏凤文奉旨派遣知府徐延旭前往谅山一带秘密查探信息，后上奏清廷，指出从太平府镇南关边界到越南东京一带大多属于平坦地区，需要七天路程。法国占领了越南南圻六省地区，法越关系非常紧张。获悉越南实情后，清廷开始派兵严固边防，但不敢与法国发生直接冲突，因此著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国使臣，“粤西防军向扎越南高平、谅山二省……该处粤军亦不向河内辖境前进，免至互启猜疑，有伤和好”[4]，“滇省派兵防边，系堵剿越南各匪，与法兵不相干涉，毋启猜疑”[5]。
《越法和平同盟条约》签订后，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照会清朝总理衙门，声称以后越南由法国保护，要求清政府撤回进入越南的剿匪军队，同时在滇越交界的红河沿岸设一口岸，供法国船只停泊。对此，清朝总理衙门照会罗淑亚予以驳斥，指出越南为中国属国，由于该国匪乱严重，并向中国求援，中国才依照藩属之义，派兵援助其剿匪。总理衙门同时强调“滇省本非通商地方，是以贵国及各国约内均未载有该省准停船只明文”[6]，拒绝了法国在红河沿岸设置口岸的无理要求。但是，对于法国迫使越南签订条约、有损中国宗主权一事并未做明确表态，只是强调了越南向来为中国属国的事实。此后，面对法国对中越两国藩属关系的冲击，光绪三年(1877)，清越之间继续进行了封贡活动，越南继续请求清朝出兵越南剿灭北圻匪徒，并以此宣示中越之间的藩属关系。不过，清政府仍然视法国对越南的侵占为越南之内政，依旧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清朝作为越南的宗主国，对法国侵略越南的行为之所以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一方面是因袭传统的藩属体系下中国对属国往往采取“治以不治”的方针政策。清朝入主中原后，继承了这一方针政策，对于属国之事通常不予干预。如嘉庆时期越南发生新旧阮之争事件时，西山新阮向清朝求助，嘉庆帝就采取了不予干涉的态度，“外夷彼此构兵，与内陆无涉……当持以镇静，不必过问”[7]。道光初年，越南新王继位，发生“叔侄争立”之事，道光帝谕曰：“外藩之事，听其自为，天朝一概付之不见不闻。”[8]此外，对属国相争、外夷的国内纠纷，亦闻而不问。边外部落彼此相争，不发兵偏助一国，亦不在彼国境内驻兵。[9]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法国侵略越南的动机和目的的认识存有不足。在法国入侵越南初期，越南南圻地区失守后，越南采取封锁情报、不予联合的政策，并未向清朝通报情况，导致清朝廷对此情况知之甚少。[10] 因此，在法国攻取河内时，同治帝认为“洋人攻取河内，无非办理通商，我军似可无须过问”，并敕谕刘长佑等要严固边防，“不得稍涉大意，亦不得别滋事端”[11]。
由于清政府对法国入侵越南的行动没有进行过多干预，也没有形成明确的援越抗法对策，为以后法国侵略势力顺利伸入到越南北圻地区并站稳脚跟埋下了隐患。
1880年，法国茹费理上台组阁，推行积极的殖民政策，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越南北圻危机加剧，严重威胁到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光绪七年(1881)十月十五日，总理衙门上奏光绪帝，指出法国虽以捕盗为名正在越南添船筹款，实际是在为吞并越南做准备。越南积弱已甚，无力自保，而中越两国唇齿相依，由越南海口乘轮船沿红河旬日即可到达云南地区，“为中国藩篱计，实不能度外置之”，因此总理衙门认为“惟有审势量力，中外合谋，以期保全大局。其如何措置之外，当随时请旨遵行”[12]。是日，清廷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奏与李鸿章通筹办法，即著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树声、刘长佑、庆裕、杜瑞联商同密为妥办……并将如何办理情形，随时详晰密陈”[13]。十二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张树声向清廷上奏对策，指出法国谋占越南蓄意已久，清朝在边防上应该采取行动，粤省筹防“惟有就广西现有关内外勇营，乘向在越南北圻之谅山高平等省防剿土匪，再行察度要害地方，量添哨队，会督南官，严为防范，内以障蔽边圉，外为彼国声援”。在由保胜入滇之路以及澜沧江上游与云南相近地方，由云南省筹布兵备，这样“东与粤营联络声势，驾驭刘永福，使为官军犄角”。同时也指出“不可自我挑衅，为彼挟持，尤不可稍懈周防，启其窥伺”[14]。
光绪八年(1882)三月二十五日，光绪帝收到张树声函报，得知法军兵船由西贡驶往海防进口，将要攻取东京，越南情势危急。光绪帝认为，法国如果意欲吞并越南，越南将难自保，越南作为中国属国，从藩属之义出发，中国当派兵救援。然而越南国力衰弱，我又鞭长莫及，“揆度情形，势难筹议及此”。四月，当法国攻取河内后，张树声再次上奏清廷，认为越南北圻各省尚存，是滇越边疆较好的屏障，中国应当以剿匪为名，令滇越防军驻守在域外。同时强调“红江为法所注意，北圻尤我所必争，守在四境，备在事前，越南难望其自谋，中国必不可自误”[15]，建议朝廷任命福建巡抚岑毓英督滇，以负责办理越南事务，积极应对法国的侵略。从张树声的对策中可以看出，面对法国对越南的进一步侵略，张树声主张以剿匪为名，实施积极的边防政策，进行保藩固圉。光绪帝因此饬谕李鸿章、左宗棠、张树声、刘长佑、裕宽、倪文蔚、杜瑞联等筹议对策，并命其迅速覆奏。朝臣们各抒己见，清朝内部就越南问题掀起了一场讨论。
与张树声态度相反，李鸿章认为法国此次添兵攻取南定，并非是为了吞并全越，且越南与法国立约，越王并未向中国请示，中国不应代其反悔，而是听其自为，对法国侵略越南之事中国应采取不干涉的政策。在李鸿章看来，现在滇粤之兵已经驻扎在越境，如果再添调军队进入越南，势必与法国冲突，法国将增派兵船进犯津沽、粤海地区，或者声东击西、避实捣虚，以分散我兵力，动摇人心。越南与中国内陆相距甚远，“若陈师远出，而反戈内向，顾彼失此，兵祸连接，防不胜防”，一旦中法决裂，必将导致全局动摇，“盖使越为法并，则边患伏于将来；我与法争，则兵端开于俄顷。其利害轻重，较然可睹”[16]。因此，李鸿章主张放弃越南，弃藩自守。
于是，在清朝内部便形成了以张树声为代表的保藩派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弃藩派，两派纷纷陈述对策，争执不已，导致了论争扩大化。在这场争论中，参与最广泛的群体是作为封疆大吏的督抚重臣，他们掌握实权，尤其是在清廷谕旨范围之内的云南、两广地区督抚，他们对越南问题更为熟知，故积极参与谋划对策。除两广总督张树声外，两江总督左宗棠、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广西巡抚庆裕、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倪文蔚、云贵总督岑毓英、山西巡抚张之洞等都主张保藩固圉。
左宗棠认为：“越南南圻西贡六省，沦为异域，该国精华已竭，局势岌岌不支，犹幸有北圻堪以支格；而北圻尤为滇粤屏蔽，与吾华接壤，五金之矿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17]。此外，英国觊觎西藏，日本吞并琉球，俄国垂涎朝鲜，列强正在环伺中国周边地区，如果越南全为法国所占据，中国不加干涉，将会导致各国效仿，遗患无穷。因此，左宗棠主张保护越南。但是，在保越之策上，左宗棠认为要“划疆分护”，即“法人保护南圻，吾华保护北圻”。一方面在南北圻交界处，设立通商码头，指定为通商处所，但红河行船之权要归中国；另一方面运用国际法，与欧洲各国订立公约，撤回彼此公使、领事，并照会各国，形成与法国决战的态势，这样“法人虽强，当亦不敢违诸国公论，或不可战仍归于好”[18]，从而达到保藩固圉的目的。
刘坤一从“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的角度出发，认为“第欲固圉，则必绥藩”19，主张清廷保护越南，“如我极力护持，彼亦有所忌惮”[20]。庆裕也认为法人图占越南北圻，其意在侵略云南，“越南为中国藩篱，不能以度外置之也”，建议清廷在粤西与越南交界处，以剿匪为名增派驻军，同时联络刘永福，相互接应。另一方面，要通过外交手段，照会法人，“越南本系我之藩服，谅山等处有系用我兵力粮饷收复之地，为粤西边境屏障，断不能轻弃与人，甚勿相侵，以敦和好”[21]。面对法国垂涎云南铜矿、煤炭之利，庆裕认为要敕谕滇省督抚在保胜之上，红河一带，设法截堵，“若保胜不复设守，使其得据上游，直达滇境，肆行无忌，夷酋惟利是嗜，有何信义之可言，势必逞其狡谋，违约侵扰，彼时在与计较，则我已失先著，大费周章”[22]。刘长佑认为边省为中国门户，外藩为中国藩篱，藩篱不存，则危及门户。因此，对于法国侵占越南北圻的行为，朝廷应积极筹画，“永福孤军无援，越人积弱难振，中国不可坐视，且不可待山西有失，始为之援。拟以滇粤并力，水陆兼营入告”[23]。倪文蔚也认为“粤西有险可守，然总以御之于境外为妥，况谅山等处系我国兵饷收复之地，惟就现有兵力，加意严防，相机进止”[24]。他虽然主张在越南北圻驻军设防，但不主张与法国交战，“我辈分扎北宁谅山，实应偪处，易于启衅。且恐轻信南官乞援，稍违节制，必致代越受兵。当已飞戒关外诸军，反复切谕，断不可喜功生患，贻误事机。即使越王咨乞援师，亦须奏请朝旨允行”[25]。岑毓英的态度与倪文蔚的相似，他认为“防务紧要关键惟在拒绝外侮，不启衅端”[26]。张之洞也积极上疏陈述对策，主张保藩固圉。张认为，法国兵船攻破东京后，越南将被法国所占，“从此溯流入滇，强开商岸，南徼亦为兵冲，中国自固藩篱断无坐视之理”。在他看来，“今日事势，不防不可，欲防不能，非庇属国无以为固我圉之计，非扬威无以为议约之资”，为此，提出了以“成算、发兵、正名、审势、量力、取道、择使、选将、筹饷、议约、相机、刻期、广益、定局、兼筹、持久”[27]为主要内容的十六条保藩固圉方略。
除了以上督抚疆臣主张保藩固圉外，清流言官周德润、陈宝琛、吴大澂、张佩纶、徐桐等也积极上疏，主张保藩固圉。光绪七年(1881)十月二十八日，翰林院侍讲周德润上疏光绪帝，建议“请保藩封以安中夏”。周德润从中越两国地缘关系角度出发，认为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越南存，而吾之自强易，越南亡，而吾之自强难。失其屏藩，而欲多方以备之，虽有智者，亦不知善其后矣”[28]。礼部尚书徐桐则指出在属国之中，朝鲜与越南最为重要，而越南与云南、两广相连，水陆交通比朝鲜更为便利，法国侵占越南是“藉安南以为进窥滇广之地”[29]。太常寺卿吴大澂认为“越南可保，则西南之屏蔽有资；越南不保，则滇粤之边患无已”[30]。翰林院侍讲陈宝琛也反对弃越自守，他认为一旦法国全占越南，“滇粤水陆处处逼于他族，彼既定越南挟新胜之威，以与我争隙地、责逃人、廓商岸，求取无厌，衅端必作。”因此，法国攻取东京，“在越南为心腹之忧，在中国亦岂癣疥之疾哉”，中国不可弃越自守。[31]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认为法军远道而来，兵力有限，后勤供应困难，主张清廷代越收复失地，以保藩固圉，“夫我不取越，越终折而入于法。不如暂取而还封之，戍越裳，即以固吾圉”[32]。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启泰则认为法人侵犯越南蓄谋已久，非口舌之争可以挽救，因此也建议朝廷出兵保护越南，“请饬海道进兵以备夹击而资保护事”[33]。
除此之外，驻法公使曾纪泽也比较关注越南局势，主张保藩固圉。早在光绪五年(1879)，曾纪泽在巴黎得知法国军队将出兵越南北圻的消息时，便立即向法外交部发出警告，明确指出越南系中国属国。光绪七年(1881)，当他得知法军已经侵入北圻的消息时，再次照会法表明态度，声称法国吞并越南，中国不会置之不理。同时，曾纪泽也认为法越之事虽是法国蓄谋已久，但也与中国示弱太甚有关，因此为今之计，中国当对法态度强硬，坚持不放弃越南，并积极备战，一战不胜，图谋再战。如果中国被法国增添兵船所震慑而放弃越南，“各国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中国将无法抵御，“此次不振，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34]。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报纸传入中国，成为社会舆论的载体。在保藩与弃藩的论争中，社会士人以报纸为媒介，纷纷发表议论，评论时势，引领社会舆论，其中创刊于上海的《申报》影响最大，也最具有代表性。在《申报》看来，“藩服之得失，即中国之得失”[35]，“安南为中国藩属，历有年所，夫人而知之。……安南有事，中朝自应与闻，今法人以为与中朝无涉，亦可骇矣”[36]。可见，以《申报》为代表的社会舆论也主张保藩固圉。
以张树声为首的保藩固圉观点虽然获得了众多督抚重臣、清流言官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但是李鸿章的观点同样得到了一些朝臣的附和，广东巡抚裕宽、四川总督丁宝桢、前兵部侍郎郭嵩焘、云南布政使唐炯等均主张弃藩自守。裕宽认为越南积弱已久，面对法国侵略，将不能抵挡，势必求和，更换条约，所以“一切窃以为宜听越南自为之，中国不必预闻其事也”。在他看来，“法人之于越南，虽不敢遽肆鲸吞，终必徐图蚕食，而此时要盟立约，越南亦必有所不甘，揣势度情，非法人别事翻腾，即越南不能遵守，数年之内变故必生”[37]，如果此时中国参与法越之事，他日越南再向中国求援，而法国则藉端要挟，中国将陷入两难境地。因此，裕宽建议清廷放弃越南。郭嵩焘也认为“安南目前救急之法，当由安南发之，非中国所能计议”[38]，反对清朝出兵越南。在他看来，经国之计在于招徕商贾，进行通商贸易，因此建议清廷允许法国在蒙自通商贸易，并“以时迎机理喻，使受约束，不宜率尔称兵，终至无以善其后，而滋累无穷”[39]。
丁宝桢主张弃越自守，练军自卫，并对张佩纶出境略地的建议进行了驳斥。他认为法国已经攻取越南东京，其属地也应被法国侵占，如果我军出境略地，势必与法国产生冲突，法国“必以加越之兵移而向我，此时不与之战，则势必不能，然与之战则无论胜负，构怨方深”。同时，中国出兵略地，也将落越南以口实，认为中国乘越南危亡之时坐收厚利。另外，即使中国获得越南土地，但是孤军虚悬，也不能久守，徒损国威，于事无补。因此，“滇粤各省仍须力图自强，切实练军，分布要隘，慎固边防，乘机以徐观其变而为之应。”[40]
唐炯认为，“北圻诸省本属穷瘠，又为李扬才等蹂躏，虽经粤西屡次用兵歼除，而余孽未尽，两广犯事无业之民视为逋逃薮，所在盘踞。该国王命令就不能行，其势积弱，殆不能国”[41]。中国再次耗费三省之力出兵越南，为越南守土，有害而无益，因此主张弃越自守，“我军止宜分布边内要害，暗资刘永福以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42]。
面对保藩与弃藩两种观点之争论不休，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在法国谋占越南北境时，光绪帝便敕谕广西巡抚庆裕：“彼族觊觎越南，已非一日，中国不能不设法防维，惟虚实缓急之闲，措置最宜审慎”[43]，并著庆裕随时查明越南情况，妥为筹画。光绪八年(1882)四月，在收到法国攻破越南东京的消息后，为应对越南危局，光绪帝一方面调遣兵轮前往越南洋面游弋，另一方面“添调关内防军，出关进扎，联络声势”[44]。从光绪帝采取的对策上看，此时朝廷的态度倾向于保藩派。是年五月，光绪帝又饬令道员沈寿榕带兵出境，并与广西军官联络声势，提出“保护越南即所以屏蔽吾圉”[45]。此后，在弃藩派裕宽奏称“宜听越南自为之，中国不必豫闻其事”时，光绪帝对此进行了驳斥，这也是对“弃藩自守”观点明确表示反对态度，光绪帝认为，“该国久隶藩封，藉可捍卫吾圉，若意存膜视，自撤藩篱，使他族实逼处，此后患正不可胜计”[46]。可见，在这场论争中，清朝最高统治者最终采纳了“保藩派”的观点，并在随后的军事部署中，制定了保藩固圉的政策。
清政府之所以采纳保藩派观点，制定保藩固圉的政策，更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考量。随着法国对越南侵略的加深，清政府已经意识到“法人之夙愿，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47]，其最终目的是侵略中国西南地区。越南作为中国滇粤之屏障，利害相关，若法国占据越南北圻，将导致藩篱全撤，直接威胁到中国西南边疆安全，故光绪帝提出“保护越南即所以屏蔽吾圉”后，李鸿章也言：“法人侵逼，越南日就危蹙，中国亟思存此外藩以固吾圉”[48]。此外，藩属体系下，清政府对属国虽然采取“不治治之”的方针，但同时也要承担“兴灭继绝”的责任和义务。当法国入侵越南且已威胁到越南政权的存亡时，面对越南国王遣使来华求援，论藩属之义，中国理当派兵救援，如果将其视同蛮触之争，将“失中国字小之仁”[49]。正是为了维护中国西南边疆安全的现实需要，履行宗主国的藩属之义，维护天朝上国的尊严和地位，清政府不得不转变对越南问题的态度，选择保藩固圉，进一步介入越南事务。
首先，保藩与弃藩之争是清王朝在面对中国藩属体系和西方殖民体系碰撞过程中所作出的应对，体现了清政府传统治边理念在西方殖民势力冲击下的被动应变。在藩属体系下，中国统治者往往坚持“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思想，通过“布恩信、怀远人”的政策，与周边国家建立松散的政治联盟，从而达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的目的。
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中国周边属国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并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构建的以属国作为边防缓冲区的边疆防御体系遭到破坏，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边疆危机。为挽救边疆危机，清王朝不得不在被动中转变传统的治边理念，不断调整治边政策。在19世纪，洋务派于60年代提出了“郅治保邦”的战略思想；70年代，清朝内部又掀起了“海防”与“塞防”之争，并形成了“海塞并重”的治边战略。[50] 然而，清政府的仓促应对并未能有效地维护边疆安全。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和法国分别加紧了侵略朝鲜和越南的步伐，使中国藩属体系中两个最重要的属国面临着亡国危险，为此，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治边理念和治边政策，就越南问题征询朝臣意见，从而诱发了“保藩”与“弃藩”之争。
其次，通过保藩与弃藩之争，清政府的对越政策也越来越积极主动。在藩属体系下，中国政府在与越南的实际的交往中，通常都不干涉其内政，即李鸿章所言之“中国自古朝贡之邦不搀与其内政”“其内政外交事宜向来得以自主”[51]。纵然是越南国内发生内乱，甚至是政权更迭事件，只要不损害宗主国颜面或危及中国西南边疆安全，中国统治者都是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并敕谕守边大臣严防边备，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正是基于这一原则，面对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清朝的对越政策都没有突破传统藩属体系的框架，始终坚守严固边防不予干涉的态度。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对越政策，通过保藩派与弃藩派的论争，彻底转变了态度，确立了保藩固圉的政策。为此，清廷一方面增加兵力，更换武器装备，借剿办土匪之名出关驻扎越境；另一方面联络刘永福，贯彻“助刘抗法”政策，这一变化为后来清王朝应对中法战争提供了有利帮助。
再次，无论是保藩派还是弃藩派，其目的都是“固圉”，保藩固圉和弃藩自守是维护边疆安全的手段。在保藩与弃藩之争中，双方论争的焦点是清政府是否要出兵越南，保护属国。保藩派从藩属之义、地缘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主张出兵越南，并进一步阐释了保藩政策的意义，强调“保藩属”即是“固边圉”。弃藩派则认为越南孱弱不振，加之中国各省灾害频繁，兵饷匮乏，无力出兵护藩。中国如若出兵越南，势必引发争端，或与法国决裂，“若添调课军再入越境，显系助越拒法，安得不谓之失和”[52]，将导致严重后果，得不偿失，因此主张坚守藩篱，练兵自卫。可见，保藩与弃藩之争是清朝内部基于对边疆问题理解不同而产生的争论，保藩派重视藩属之义和唇亡齿寒的地缘政治关系，而弃藩派则显得自信不足，认为中国更应该弃藩自守。保藩派和弃藩派在越南问题上虽然存在分歧，但是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边疆危机，维护边疆安全。
最后，清朝统治者虽然支持保藩固圉，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在保藩与弃藩之间摇摆不定，表明清王朝在面对法国入侵越南而导致的边疆危机上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稳定的思想，这就导致了清政府对越政策的成效大打折扣。保藩派不仅人数占优，而且得到光绪帝支持，一度占据上风。但是面对法国对越南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始终不敢与法国发生正面冲突，保藩固圉的政策也未能得到深入贯彻。中越藩属关系的解体虽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是清政府在应对边疆危机上没能形成系统稳定的政策，无疑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清政府在“保”与“弃”之间的徘徊，在“战”与“和”之间的游移，使得在与法国交涉中处处掣肘，保藩固圉也注定要失败。由此观之，保藩固圉政策在实质上并没有突破传统治边思想，仍然是藩属体系下“守在四夷”政策的延续。
注释
1 参见黄振南:《中法战争交兵前战和之争缘起与发展》,载《学术论坛》1990年第4期;郑汕,郑友来:《论晚清保藩固圉的边防政策》,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王宏斌著:《晚清边防:思想、政策与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柳岳武:《“兴灭继绝”还是“固我边圉”:晚清中越关系新探》,载《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等。
2 黄振南:《中法战争前夕保越与弃越之争》,载《学术论坛》1991年第6期。
3 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530页。
4《清穆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二,同治十三年正月丁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795页。
5《清穆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三,同治十三年二月丙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811页。
6 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2页。
7《清仁宗实录》卷九十一,嘉庆六年十一月甲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07页。
8《清宣宗实录》卷二,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乙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影印本,第100页。
9 李育民:《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载《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10 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1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66页。
12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页。
13《清德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八,光绪七年冬十月甲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977页。
14 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201～203页。
15 王彦威纂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册卷27,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04～505页。
16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17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1页。
18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2页。
19 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7页。
20 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86页。
21 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92页。
22 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288～289页。
23 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394页。
24 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377页。
25 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519页。
26 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530页。
27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8～31页。
28 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84～185页。
29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42页。
30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7页。
31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8页。
32 张佩伦:《涧于集》卷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93页。
33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四,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6页。
34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3页。
35 《固藩三策·上篇》,载《申报》1883年2月17日。
36 《法语可骇》,载《申报》1882年6月6日。
37 王彦威纂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册卷27,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06页。
38 郭嵩焘著:《郭嵩焘日记》卷四,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页。
39 王彦威纂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册卷28,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27页。
40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1～12页。
4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0页。
42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1页。
43《清德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光绪七年十二月辛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第1010页。
44《清德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五,光绪八年夏四月己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第53页。
45《清德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六,光绪八年五月丁亥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第61页。
46《清德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六,光绪八年五月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第69页。
47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8页。
48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页。
49《清德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六,光绪八年五月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第69页。
50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13页。
51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121页。
52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