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存金 | 试论明王朝对云南边疆的治理和开发
【内容摘要】元顺帝北走后，元朝留在内陆的军事力量还有两大支：一是云南的梁王，二是东北的纳哈出，都依然用元朝的年号，秉承元顺帝的命令、雄踞一方。朱元璋忌惮于蒙古人“斡腹”亡宋的历史教训，于是武力统一了云南。为了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明朝首先结束了大理段氏雄踞大理的局面，将段氏迁出云南。同时伴随着大量汉族军民的移入，云南几千年来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儒学的兴起和内陆先进技术的传播，云南进入又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完备，是上承蒙元、下启满清的卓有成效的边疆治理模式。
【关键词】明朝；统一经营；汉族移民；土官土司；儒学
元人李京所撰《云南志略》中已简要阐述了各时期云南与内陆的关系，自秦开五尺道始通西南后，汉至唐，内陆王朝都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开拓和经营。方国瑜等老一辈学者也对各时期云南与中央的关系有所阐述，汉武帝时，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沿至南朝萧梁时期，王朝统治，任命流官与土长并存，这是边郡统治时期。两汉设数郡隶于益州刺史部，蜀汉设庲降都督统率七郡，西晋以后设宁州刺史。但是从东汉晚年（184年）至东晋中年（347年），西南地区长期被大姓控制，西南爨氏称雄一隅。隋开皇初，韦冲任南宁州总管，设恭、协、昆三州，后史万岁南征至西洱河，设治情况不详于记载，经略西南，多凭武力。唐初置南宁州、姚州、嶲州三都督府为经略西南之据点。此后，蒙舍诏崛起并统一西洱河地区的其他五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异牟寻归唐后，设云南安抚司并延续到唐末。但“天宝以后，值中原多故，力不暇及。五季扰乱，而郑赵杨氏亦复攘据。宋兴，介于辽、夏，未遑远略，故蒙、段二姓与唐、宋相始终。”[1](P84)元朝在历代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拓和认知基础之上建立云南行省，“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即古南诏之地。初世祖征取以为郡县，尝封建宗王镇抚其军民。至元十一年（1274年），始置行省，治中庆路，统有三十七路、五府。”[2](卷91，P1532)正如方国瑜所说“中国西南边界汉时已具轮廓，惟此地区社会发展较为延缓，设治稀疏。南诏以来，历大理前期、后期、元代至明初而渐加密，此过程是在疆域之内社会基础逐渐发展，并非疆界之逐渐扩大。”[3](P675)
明朝统治云南，上承蒙元，下启清朝，是云南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云南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区位优势，明初朱元璋武力统一云南，为云南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伴随而来的汉族移民和儒学教育在云南得到广泛传播，加速了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元代的土官统治形式也固化为土司制度，成为明清时期影响西南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元顺帝北走之后，元朝留在内陆的军事力量还有两大支：一是云南的梁王，二是东北的纳哈出，都依然用元朝的年号，秉承元顺帝的命令、雄踞一方。元时期的云南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分为三个单元：一是直属于元朝皇帝，以昆明为中心的宗王把匝剌瓦尔密；二是政治上隶属于王朝，但是依然享有内部主权的地方势力，以大理为中心的段氏总管；三是上述两个地区以外的诸多少数民族地区。
朱元璋为何重视云南并决定武力统一，自然是有鉴于元朝灭南宋之时所采取的“斡腹”战略。如果西南地区未能有效控制，则梁王势力大有联合蒙古本部的可能，进而就会威胁到立国根基尚浅的大明王朝。所谓的“斡腹”，即远征云南大理，进至两广，采取迂回包抄的战略，对南宋进行夹击。“欲由大渡河直破大理国，斡腹入寇。”①其实当时蒙古人眼中想要经略的目标还不止云南和两广，还包括吐蕃、缅国、大越国、占城等，即打开整个西南进而从海上对南宋实施合围。
在统一云南之前，朱元璋还需要平定四川和元代云南行省东部的诸少数民族。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曾打算先攻云南再取四川。他向明昇提出假道夏国进兵云南的请求，但遭拒绝。至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彻底平定四川的夏政权，“于是蜀地悉平，州郡外凡得宣慰、宣抚司二十五，皆云南边郡也。昔汉唐以来，必先有蜀方有滇，我太祖将取云南，先平川蜀，庙算宏矣！”②平定四川后，同四川和湖广接壤诸土官闻风归附，云南东、北两面的障碍被扫除，统一云南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这时，朱元璋仍想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至洪武八年（1375年）九月，朱元璋曾七次遣使招降云南。[4](P67)但并未奏效，使者王祎、吴云等被害。朱元璋以“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余孽巴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招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③命大将傅友德等帅军征讨。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蓝玉、沐英率明军进抵昆明东郊金马山，梁王走投无路，率家属及亲信逃往晋宁忽纳砦，投滇池而死，右丞观音保献昆明城降。占领昆明后，明军分道攻取临安，沐英率兵北上乌撒，接援傅友德。《鸿猷录》记载，明军进驻乌撒，进占七星关以通毕节，又进至可渡河。“于是东川、芒部诸蛮皆降，英等也降各路。”[8](P682)沐英与傅友德会合后，明军彻底控制了昆明地区，为巩固战果，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置云南都指挥使司，闰二月置云南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务，并于军事要冲地区设置卫所，屯兵戍守，责成乌蒙、东川等处土官供给军粮，为进兵大理等滇西地区做准备。
段氏自大理立国以来，终元一代，一直是控制大理为中心地区的核心力量。元末，大理总管段功曾援助梁王击退明玉珍红巾军进攻昆明而被升为云南平章，后遭梁王猜忌而被毒害，自此段氏与梁王成仇，因此明军攻取昆明时候，段氏并未采取行动。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就招降段氏，并许诺“准唐宋故事，封尔段氏为大理国王。”④段氏对此置之不理。“洪武十四年，征南将军傅友德克云南，授段明为宣慰使。”[5](卷313，P5404)但是段明遣使张元亨致书傅友德“请依唐、宋故事，宽我蒙、段，奉正朔，佩华篆，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5](卷313，P5404)此时明军已经进驻威楚，自然不能容忍段明的请求，扣押了张元亨等人。段明再次弛书曰“：云南僻在遐方，历代所不能有者，以其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言语不通，嗜欲亦异，得其民不可使故也。恭惟今朝无凌弱暴寡之心，有除残救民之政，故我段氏先纳款，意在封王入贡。是以不与曲靖之迎敌，不应中庆之求援，抚品甸、三营之地，辑金齿、雕题之夷，谨守信也，恭候上命。岂意麾下复生猜忌，竟犹不决哉？”[6](P251)其间言语傲慢，独霸一方的野心可见一般。
因此为了将段氏控制的广大地区纳入一统，朱元璋态度很坚决，对傅友德说：“云南自汉以来服属中国，惟宋不然，胡元则未有中国已下，云南近因彼肆侮朝廷，命卿等，讨平之。今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当即进讨。……夷性顽犷，诡诈多端，阻山扼险是其长计。攻战之策，诸将军必筹之熟矣。若顿师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胜，乘机进取，一举而定，再不劳兵。”⑤于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傅友德提兵进大理。段氏不敌，大溃，段明被擒。沐英“乃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于是车里、摩些、和泥、平缅等处相率降，云南悉平。三月，蓝玉遣兵攻拔三营万户寨。更定云南所属：府五十二、州六十三、县五十四。”[7](P169)至此，明朝对云南的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中间虽有少数民族的多次叛乱，但很快就被平定，云南被纳入明朝的政治版图。
随着统一云南军事行动的开展和结束，大批的士兵及其家属进入云南，根据陆韧的推算，在明代较大规模的三次军事移民中，约有25万卫军到达云南，加上随军家属，则可能到达80余万。[9](P44-48)明朝对西南的大规模移民中，军户占到了七八成，且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入滇后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牛耕也在云南得到推广，伴随着卫所分布，军屯成为“直接推动云南农业发展的强大力量”。[10]昆明、楚雄、大理、鹤庆、临安、永昌、腾冲、个旧、东川等考内陆区，汉族移入较多，农业发展较快，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阶段，是云南较为富庶的地区，其他边疆民族地区则相对发展较慢，这也是“云南腹地逐渐内陆化”[11](P340)的一个重要表现。
汉族移民除了军屯外还有其他大量入滇的人群“。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5](卷77，P1258)很多商人出招募内陆农民到云南开中地区种植粮食，年久定居，成为移民。洪武十七年（1384年）迁中土大姓以实云南，其主要分布在靠内陆区的府、州、县。而在其他移民中，还包括因罪谪戍的官吏或百姓，《滇略》记载：“高皇帝定滇中，尽迁江左良家闾左以实之，及有罪戍者，咸尽室以行”。[12](P699)巨族富民，一有过犯即按法遣戍云南，导致当时以迁贬留徙至滇者，不可胜数。在汉族移民的分布区域中，滇中、滇南、滇东最为突出，这些地区也是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以这些地区为中心又逐渐向偏远地区覆盖。有明一代，彻底改变了云南几千年的人口结构，汉人成为多数人口，在二百多年的民族融合中，“云南人逐渐成为云南地区人口的总称。”[13]
元朝时已经在云南行省建学校和开展儒学教育，但是在元末的战乱中，元朝时兴建的许多学校已损毁，明朝刚平定云南的时候，就恢复了大理府及蒙化等州的儒学，洪武十七年（1384年）云南、楚雄二府的儒学也得以重建。《国榷》记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四川，云南边夷皆立学校”。[14](P32)明朝在云南地区学校的建设是在元朝旧学的基础上由恢复到扩大，由腹里到周边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洪武、永乐时期重点是恢复和重建元时已经统治成熟的滇中和大理等地区；景泰到嘉靖时期则是向滇东南、滇西北，滇东北扩展并扩大州、县学以及卫学等；隆庆以后则建立较少，主要面向滇西南等地和少数州县，由于明末私人书院的大量出现使得官学受到一定的冲击。[15]
《天启滇志》记载，明代云南共建有府、州、县学和书院106处，考中进士211人，举人2390人。侯峰、罗朝新考证，仅明一代云南地区有文进士共261人。[16]陆韧考证，“明朝时，全省正规府、州、县、卫学60余所，书院56所，社学可考者165所，共计儒学教育机构280多所。”[17]云南地区的社学是成化年间开始建立的，正德时才建立5所，但是发展到天启年间已经有162所。云南的乡试录取名额从明初到明朝中后期得到增加，也说明对于云南地区有政策倾斜，但同时也是云南地区儒学传播范围扩大，生员人数增多的一种必然结果。
除了学校的官学教育外，儒学的传播还有多种途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来滇的流寓名士进行的儒学传播。据万历《云南通志》卷十记载当时的云南府就有流寓的知名人士20人，其中贬官15人，有诗文留云南者9人，生活年代大都在洪武、永乐年间。天启《滇志·官师志·流寓》共计载明代流寓云南的卓异代表人物就有45人，其中以学术或授业立身的有33人，这些人几乎遍布云南各地对当地的各民族人民讲授传播内陆文化。
正德《云南志》记载当时云南有两所书院，“一为位于大理府的苍山书院，另一为蒙化府的崇正书院，均为弘治年间建。”[12](P140，169)明代云南书院建立的时间基本上与内陆是一致的，尤其是嘉靖后增长较快，而且明代云南书院在地理空间上分部相对集中，云南的20个府中有15个府分布有数量不等的书院，其中较为密集的地区则是大理府、云南服、临安府等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对于文化影响较为薄弱的边疆土司地区，则没有书院。
伴随着汉族移民的迁入和儒学的传播，云南地区的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元代已开通道路的基础上，打通了普安入黔旧路，乌撒入蜀旧路、建昌路和粤西路。元代开通的其他驿路，明代亦可同行。同时伴随着军屯、民屯、商屯的开展，水利也得到兴修，“除中庆、大理等农业发达的地区外，一些边疆地区的水利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兴修水利的技术也有了新的提高。明代各族人民创建和修复的灌溉水利工程，仅见于天启《滇志》记载者，就有196处。”[18](P358)冶金铸造、盐矿开采等也在云南发展起来，商业城镇的数量大规模增加，除了与内陆的商贸往来之外，对外贸易在明代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与缅甸、越南等地的贸易占比增加，有明一代，边民互市、朝贡贸易亦不断。[19](P56-63)
元政府为了对当时的少数民族首领加以分化、招抚，在西南地区、青藏高原以及其他周边地区设置了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路总管府等各级土官官职。“元代的土官有总管、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府、土州、土县凡七等。”[20](P131)明代承袭元制，在边地设置大量的土司，内陆则设土官。《土官底簿》记载“云南有土官141家”[21]，包括罗罗、僰人、小百夷、回回、撒摩徒人、蒙古人、蒲人、和泥人等很多民族。在边疆地区，土司统治被确立起来，洪武时期，云南政区设置调整为“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5](卷22，P781)永乐时期又有所调整，边境地区为麓川、木邦、孟养、缅甸、大古剌、底兀剌、底撒马、八百大甸、老挝、车里十宣慰司，孟艮、孟定二御夷府。[22]
为何明朝会产生如此数量庞大之土官、土司呢？早在明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就任用了大量的归附土官，此后的土官、土司制度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又不断扩大形成的。“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5](卷310，P5345)因为土酋世代占有其地，影响深远，势力根深蒂固，因此采用土官、土司制度是必然的选择。明代的土官、土司主要是三种：一是元朝归附的；二是新增的；三是举保的。
明朝在云南设土司，分三类地区：内陆主要设土府、土州、土县，仅在个别地区设土司；“夷地”主要设土司；“御夷”地区设置御夷府、州或者御夷长官，如孟定御夷府、镇康御夷州，芒市御夷长官司等。“明代云南有土知府10人、知州17人、知县6人、同知2人、知事1人、经历1人、州同知8人、州判官3人、县丞6人，主簿1人、吏目1人、盐井副使2人、驿丞12人、巡检12人。其后有改流和增设，不完全统计有166人。”[23](P168)其他土司见上表。
明朝对土司多以汉官辅佐，任流官以顺其情，设流官以制其势，这样在大部分地区初步改善了土官专权独断的局面。明朝土司承袭有着相关规定，制定了“土司袭替禁例”，规范了世袭制度、升迁宽待和土司兵。明初为了笼络归附土司，给予其派遣子弟入国学的特殊照顾，入学办法大致有特恩、岁贡、选贡三种，这些土司子弟直接受到京城先进文化的熏陶。许多学成后承袭土司职，使得辖境内民安业兴，可见明政府通过精心培养出来的土司能够更好的维护王朝统治和边疆稳定。其次在土司区也开设了儒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为打破土司对土民愚民政策和改变当地落后习俗作出了积极贡献。
明代全国武职土官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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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慰司 |
宣抚司 |
安抚司 |
招讨司 |
长官司 |
蛮夷长 官司 |
御夷长 官司 |
合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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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
4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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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
1 |
55 |
21 |
77 |
||||
|
四川 |
2 |
1 |
7 |
1 |
38 |
49 |
||
|
湖广 |
2 |
4 |
9 |
21 |
5 |
41 |
||
|
云南 |
8 |
4 |
5 |
33 |
2 |
52 |
||
|
合计 |
13 |
9 |
21 |
1 |
151 |
26 |
2 |
23 |
资料来源：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20]
伴随着移民和文教的发展，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靠近内陆的发达地区，设置流官进行统治已经时机成熟，所以“大理、临安以下，元江，永昌以上，皆府治也。新化，北胜等处则为州，或设流官，或仍土职”[5](卷313，P5401)，明朝的改土归流主要分四种情况：一是对桀骜不驯的土司实行制裁。“隆庆初，以武定凤氏屡叛讨平之，改社武定府流官知府”；万历二十五年“平顺宁知府猛廷瑞乱，改设顺宁府流官知府”；万历四十二年“以云龙州段进忠杀土官段嘉龙，受诛，改云龙州土知州为流官知州”。⑥二是趁土司绝嗣无人承袭改流官统治。三是以不系世袭为理由改流；四是以自请改流。“至终明之世，云南共计改流了县级以上土司二十六家。”[24]
明王朝采取了招抚、征战、分化等多种方式来处理边疆地区土司问题。在平定云南之初，朱元璋就招抚麓川思氏，以土酋思伦发为平缅宣慰使司宣慰使。后改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麓川宣抚司。麓川势力的崛起一直威胁到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陆韧认为“征缅战争成为麓川势力兴起的条件，战后元朝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军事控制减弱,云南内部元、段'分域构隙’，麓川思可法势力乘隙兴起坐大, 成为金齿地区前所未有的强大部族,导致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25]正是由于麓川思氏的兼并野心，才使得周边的民族关系十分紧张，洪武十八年、二十年思伦发叛，为明军所败。三十年思伦发为刀幹孟所驱逐，后明朝以军送还。永乐年间建立起西南十宣慰司，局势相对可控，但是永乐之后，明朝对较边缘的大古剌、底马撒等就鞭长莫及，可控的范围收缩到孟养、车里、木邦、老挝、缅甸、八百大甸六宣慰。
三征麓川后，析原麓川之地设置干崖、南甸、陇川三宣抚司，史称“三宣六慰”，成为明中后期实际控制的西南边疆政区。方国瑜认为“土司政权的存在，并不以民族特征为基础，而是以社会特征为基础，并改土归流也不是以帝王的主观愿望所决定，而是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3](P1029)所以明王朝在消除麓川思氏之后，为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依然需要任用其他民族首领为宣抚司。麓川思氏为什么在明代可以崛起，也是因为明朝军队一直未进驻边疆地区导致的。因此明王朝在管理土官和土司的问题上，成效并不明显，“对他们的惩治过严会导致叛变，惩治过轻又起不到应有的惩戒效果；对靠近内陆的云南土司，又很难理清其中的是非关系，因而做出的决断难免会有失公允而招致土司怨恨，被迫实行的改土归流，其政治效果也不太明显。”[26]
通过汉族移民合广兴文教，其对于云南的开发、民族关系的改善、政治上的统一和边防的巩固，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汉族移民来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移民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着当地少数民族的转变，使整个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日趋于繁荣，这在明朝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不能比拟的。因此，明朝是云南地区文化边疆得到深化的一个重要鼎盛时期。不论是哪一种原因移民到云南，这些人入滇后都能够自觉的传播内陆的思想文化、先进技术等，促使云南社会不断缩小与内陆的差距。
明朝治理云南较元朝深入许多，汉族移民入滇不仅是人口结构的改变，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加之与军事卫所紧密联系，使得云南各民族极大地融合，共同推动社会的变迁。正是有了汉文化的认同，云南地区的文化教育才能较广泛的开展，同时也助推了改土归流。三者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影响，并非孤立存在，边地土司制度也被清朝统治者继承下来，这也是明朝经营云南较好的尝试。
注释：
①李鸣复：《乞严为广西之备疏》，《历代名臣奏议》卷338。
②（明）诸葛元声：《滇史》卷10。
③《明太祖实录》卷138，八月癸酉朔。
④《明太祖实录》卷92，八月甲辰。
⑤《明太祖实录》卷143，闰二月戊戌。
⑥（清）毛奇龄撰：《蛮司合志》卷8。
⑦（明）陈文等纂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6。
⑧（明）陈文等纂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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