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从屈平之遗则，吾视死如归
“心有所知而不言，不敬莫大焉”
高攀龙的视死如归并非阉党得势后才诞生出来的觉悟。从他踏入朝堂的那一刻起，这种勇气便初见端倪。
高攀龙，初字云从，更字从之，号景逸，嘉靖四十一年（1562）生人，家学渊厚，颇有才名，年二十五时领乡荐，适逢后来的东林领袖顾宪成来锡讲学，高攀龙闻之，始有志于程朱理学，其学愈深。万历十七年（1589），高攀龙二十七岁，二月间中会试，考功员外郎赵公在其试卷上批朱卷云：“此卷似知学者，当拔之牝牡骊黄之外。”三月廷试，高攀龙被赐同进士出身。
数年苦读，一朝登第，正是大展拳脚时，却忽闻家中丧讯，其嗣父景逸公卒。高攀龙遂返乡治丧。万历二十年（1592），三年丁忧期满，高攀龙回京谒选，被授行人司行人，掌传旨、册封之类的礼仪性事务，这是一种较为清闲的职务，正值而立之年的高攀龙自然并不满足于此，他壮志满酬，“京职悠悠，坐老岁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头”。
如何“做一出头”？
上任后的第二个月，作为官场新人的高攀龙上了一封疏。当时的四川佥事张世则进己作《大学初义》，攻击程朱理学，请皇帝明神宗将己作颁行天下。高攀龙极力反对，捍卫程朱正统，该书遂被废止。从这一刻起，大臣们也许就该意识到：这一科，选出了个不怕“得罪人”的家伙。
上任后的第三个月，初露锋芒的高攀龙又上了一封疏，这封疏首次展现出后来贯穿他一生的勇气：这一次，疏中的矛头直指神宗本人。
这封疏，叫作《今日第一要务疏》。当时神宗已长期不理朝政，甚至不见朝臣，致使朝中党派四起，小人大行其道，百官议论纷纷。高攀龙初入朝堂，便提笔写下这封疏，他似乎看不到言官们建言后或贬或罚的结果，疏中直言不讳，劈头便是一句毫不客气的“臣观天下事势岌岌矣”，然后给神宗提了两条建议：其一，正君心。万历十七年时有大臣上疏神宗，劝其勿要沉湎酒色财气，神宗不以为然，仍深居后宫，更索性不再接见大臣，决策要务都以谕旨的形式向下颁发，臣子不得召对。君臣不能直接沟通，中间便难免滋生许多事故，朝纲也渐渐衰颓。高攀龙言辞恳切，请神宗务必“圣心冲然和平，圣体泰然安舒，而后天地之和应之矣”。其二，除刑戮、举朝讲、用谏臣、发内帑。此四者无一不是万历朝最为急切事。其言扼要如此，诚心如此，无奈神宗执意我行我素，将其留中不发，冷处理对待。
劝不了皇帝，他的矛头稍稍下移——这一次，他对准了首辅王锡爵。万历二十二年（1594），朝中多名大臣被斥逐，百官议论，以为罪归于首辅王锡爵。高攀龙率先进言，作《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指斥王锡爵排除异己，神宗“朝讲久辍，群臣不得望见颜色，天言传布，虽云圣裁，隐伏之中，莫测所以”。
神宗终于恼怒了。他责怪高攀龙不修本职，专管“是非”，甚至怀疑高攀龙为顾宪成所使，二人有结党之嫌。或许有第二份疏的余忿在，尽管有部院为其申请轻罚，神宗仍下旨将其贬去广东揭阳。
万历二十三年（1595），上任揭阳典史七月后，因家中亲人病故，高攀龙请事假返乡，从此整个万历朝不再出仕。
从正式踏入朝堂到弃官回乡，前后不过三年。由正史记载见，这短短三年内，高攀龙所做“出头”事不过三件，正是这三封疏。一疏谏张世则，捍卫理学正统。二疏谏明神宗，匡扶朝纲正义。三疏谏王锡爵，反对排斥异己之风。
这三疏有见《高子遗书》的，有见《高忠宪公年谱》的，如今尽数收入凤凰出版社《高攀龙全集》中。三疏三谏，使高攀龙名震士林，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后果：往后二十五年，无论群臣如何推荐，神宗都不再起用高攀龙。政治家精力最盛的二十五年，高攀龙都被闲置在野，不得召见。
不过，往后的历史告诉人们，高攀龙并未被贬谪一事压垮筋骨。他并不后悔，正如昔日在《今日第一要务疏》中所言：“心有所知而不言，不敬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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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龙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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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不彻此事，此生真负此心矣”
人非圣贤。初遭贬谪时，高攀龙也曾茫然过。他自言“以言事谪官，颇不为念，便多动心”。那段时日，他总是意兴阑珊。一个月色澄净的夜晚，高攀龙与友人漫步江头，风景如画，他却忽忽不乐。待友人走后，他独自登舟，望着月亮，他忽然自省：“今日风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反复思过，他认为还是自己“于道全未有见，身心总无受用”。他颇受打击，发愤曰：“此行不彻此事，此生真负此心矣！”于是第二日在舟中设席，严立规程，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从此与书朝夕相对二十五年。
要做铁骨铮铮的清流，最怕因荣辱沉浮而动心。其实，这种置心于外物的追求也可以视作他的一种天性。高攀龙弱冠时曾与嗣父赴外家宴，外家王家门庭显赫，宴上贵客如云，只有父子二人衣冠朴素。有态度轻佻的客人举止傲慢，竟不对其作揖。归家途中，嗣父感叹世情如此，询问高攀龙看法。高攀龙只道：“此似不足责。”
被贬后，“不足责”的心理又重回他心中。他弃官归乡，在无锡蠡湖东岸盖了一处“水居”，命名水中小楼为“可楼”，并专门为此作《可楼记》：
……
从《高攀龙全集》看，游记并非高攀龙的主要创作体裁，但《可楼记》尤为有味，较为典型地反映出他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意趣：冲淡、平和，淡而有味。在水居和可楼的陪伴下，高攀龙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专门治学生涯。他常常谢客后瞑目焚香，于楼中静坐，动辄以七日起。长时间的修心使他的格调意趣如实反映在诗文中。沈德潜称赞高攀龙作诗为：“无心学陶，天趣自会。”如他的《夏日闲居》：
长夏只静坐，终日无一言。问君何所为，无事心自闲。细雨渔舟归，儿童喧树间。北风忽南来，落日在远山。顾此有好怀，酌酒遂陶然。池中鸥飞去，两两复来还。
自然宁和，颇有返璞归真之诗美，果然甚得陶诗意味了。《高攀龙全集》全面辑录了高攀龙平生诗作，系统来看，高诗律绝并重，五、七言兼擅，但细论之，可见高攀龙到底偏重古体诗创作。古体诗中，又以山水题材居多。淡雅山水，寄托着高攀龙从幼时便有的“不足责”的人生哲理。
除了寄情山水，这一时期高攀龙最重要的活动还是在士林中。二十五岁结识顾宪成起，二人遂成莫逆。往后余生，二人未曾断绝往来。回到无锡后，除了读书静坐，高攀龙还参与讲学，常于江浙一带活动，于士林声望大振，吸引众多门生共研程朱理学。万历三十二年（1604），在地方官的支持下，高攀龙和顾宪成一起复建东林书院。东林书院是宋代大儒杨时主建的讲学之所，乃是理学先贤修行讲学的圣地。顾、高二人于此重建，意在匡扶正统，呼吁注重实学，扭转士林风气。
东林书院复建后，得到了士林的普遍支持。顾、高等人发起东林大会，规定每年举办大会一、二次，每月举办小会一次。东林书院吸引众多士子前来听学，士子们聚集于此，不仅讲学，所论内容也常触及时政问题。万历朝后期，以宦官干政为核心的吏治问题已趋严重，内有吏治腐败、财政紧缺，外有敌军虎视眈眈，国力渐衰颓。东林党人常在讲学时谈到此类问题，要求反对矿税，整治吏部，革新整治，大体皆如高攀龙初入朝堂时向神宗上疏时所言。这些言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即使处在江湖之远，居于庙堂之高的官员们也不得不注意到东林党人的主张，何况朝堂上也颇有东林声音。
高攀龙在东林党人中颇有声望。这一时期，他频繁与其他东林党人互通书信、酬唱应和，《高攀龙全集》所收作品中，有大量他与其他东林党人往来的书、序、论、辩等文章，还有他宏富的治学成果，如《就正录》《四书讲义》《东林书院会语》《朱子节要》《程子节录》等。
轰轰烈烈的讲学活动中，东林党人的影响力愈来愈大。最终，在万历朝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国本之争中，东林党人拥簇的长子朱常洛取得胜利。朱常洛即位后，是为光宗，惜即位不到一月便暴毙，其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漫长的国本之争终于尘埃落定，昔日受到冷落的高攀龙也将迎来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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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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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则正言直谏于朝，退则明善淑人于野”
天启元年（1621），刚刚即位的熹宗起高攀龙为光禄寺丞。次年，升光禄寺卿。
经历漫长的等待，曾经意气风发上《今日第一要务疏》的年轻人已过花甲之岁。六十岁那年的正月，高攀龙作了一篇《寿戒》以勉励自身。《寿戒》言：“老人年日增，事当日减。”果然如此么？
复起上任的第三个月，高攀龙上《破格用人疏》。时关外战事吃紧，后金攻下广宁，山海关岌岌可危。高攀龙在疏中要求朝廷破格用人，勿使有才之辈被虚耗光阴，推荐孙承宗为防御大臣。熹宗予以采纳。孙承宗也不负众望，对晚明的边防事业颇有挽颓之功。
此时魏忠贤已得势，阉党羽翼渐丰，朝廷百官也纷纷被卷入党争，天启朝即将愈演愈烈的党祸已拉开序幕。高攀龙上疏追论明朝著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将红丸案归罪于首辅方从哲。方从哲一派至此与高攀龙对立。但这并非致命一论，真正给高攀龙埋下祸根的，是天启四年（1624）所上的《纠劾贪污御史疏》。他在疏中严厉指斥御史崔呈秀在巡视江南时贪赃枉法、腐败受贿，遭到了后来的阉党“五虎”之首崔呈秀的嫉恨。
明熹宗朱由校荒诞不经，酷爱做木工，朝堂上纵容乳母客氏及阉党一派，在他的放纵下，以魏忠贤为中心的阉党集团很快占据了权力游戏的上风。在魏忠贤的授意下，阉党官员攻击高攀龙徇私枉法、排挤同僚，早已不喜高攀龙“多言”的熹宗便将他罢黜，放其回乡。
二次离朝，时势却不再如当年。晚明党争已进入白热化的阶段，阉党大权在握，恨不能将东林党人赶尽杀绝，魏忠贤下令将以东林书院为首的全国各地书院尽数拆毁，竖起了自己的铜像。崔呈秀早在受到高攀龙弹劾时就认魏忠贤作义父，此刻更是编造《天鉴录》《同志录》，搜罗天下东林党人和其他反对阉党的朝臣学子，按名单贬黜下狱。东林党人一时人心惶惶。
回到无锡的高攀龙重新开始了从前的读书讲学生活。他心知风雨欲来，却行动如常，似丝毫不以为意。当好友周顺昌的死讯传来，他知道自己的死期也将至了。东林清流，焉能丧生阉党之手？
他去了趟杨龟山祠，作文告祭杨时。与东林书院创建人杨时的作别，更像是和东林书院、他一生的事业作别。在官旗到来前，高攀龙写下两封信，一封给门人华允诚，另一封《遗疏》给远在帝都的天子，赫然字字锥心：“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书罢，嘱咐家人明日再启。遂遣散家人，如往常一样焚香静坐。待子孙再进来时，发现他衣冠齐整，已自沉于后园池中。
崇祯元年，阉党受到年轻新帝的严厉处分，东林党人也被洗刷罪名。崇祯帝为高攀龙昭雪，追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赐谥“忠宪”，世称“高忠宪公”。
回顾高攀龙一生，除“忠宪”二字以外，愿引其赴死前与杨时隔代相望时所书文中一句话总括——
进则正言直谏于朝，退则明善淑人于野。
（注：文中所引诗文皆选自凤凰出版社《高攀龙全集》，写作所据史实参考《高攀龙全集·高忠宪公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