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年前的中医学思考
任应秋先生（1914 ～ 1984 年）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和中医教育学家。先生一生著有学术专著四十余部，论文及著述五百余篇，内容涉及中医学史、中医文献学、中医临床学、医古文教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各家学说、中医经典著作研究等诸多领域。
盖全世界都在战争中蜕变，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在向前转变，我们的国家已非昔日可比，过去少数玄幻的、守秘的、神乎其神的中医师的作风，已不为时代所需要了。我们今后的中国医学，必须注重科学，求真理，运用须适合环境，目的在福利民众。科学新世纪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必须开足马力迎头赶上，才足以与科学的新世纪相适应。但是，我们并不是舍己之田而耘人之地，而是要立定自己的脚跟，但学得他人之长处，以补我们的不及。我们今后对于科学医学的方针，应为中国的独立自强而学，亦当为中国的独立自强而用。而现在我们中国的医药卫生现状，于不知不觉中养成了舍己耘人、重外轻内、倚赖盲从的风气。这不仅是我们中医界的耻辱，亦是整个中国医药卫生的弊病。
中国的医学实有优于西方医学的先天性，盖有机质药物之治疗病疫，易与人体发生亲和力而速奏效。这种优越先天性之取得，实因中国原始民族之赖以谋生者主要是农业，所食者是植物，所住者是植物，所衣者大都是桑养之蚕丝及棉麻等。故所用于医药者，亦赖各种寒热地质不同之广大植物。当有采取植物为药用之初，先民便孕育着一种哲学的心灵，凭此心灵以观察植物的根生于地下，枝叶上升于天，是植物的本身即为贯通天地之最好的象征。
植物生根于地，其空间的地位是确定的，人们类植物以为生，故人在地上之居处亦以求安定第一。并且植物的生长全赖四时的变化，由日月星辰轮转的四时变化，竟使植物从地中生出。植物从地中生出，便是天运转而引出地中之植物，即表示天功透入地中。天功透入地中，是谓刚来下柔，是阳来护阴；而地中之植物上升于天，是谓地柔以顺天，是谓阴以生阳。于此即可见天地刚柔阴阳之相错与相通，由此相错与相通，即见天地之相感。植物在地空间上之位置固定为静，天之运转时间变化为动，是为动静之相涵、阴阳之相接，时间、空间之相生。这一种天地刚柔、阴阳动静、时空合一之意义，便是中国医学哲理之所渊源。
中医学由此渊源而演变出风、寒、暑、湿、燥、火之病理学；金、木、水、火、土之脏腑形能学；阴阳、虚实、消长之生理学；天地一大周天、人身一小周天之病机学；泄补通固、寒热轻重之处方学；诸根皆升，诸子皆降，诸花与叶皆散之药理学。这种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由种植植物而孕育天地相感之心灵，观察得天地人和谐之意义，演变为富有回报律之大自然医药学说，是为埃及、希腊等海屿国家，断断所不能意想得到的。
中国之所以独有此大自然医学哲理的渊源，实缘于先民拥有陕西、河南、山西一带的大平原，气候与土壤均极温和而肥沃之故。故中国历代医人之杰出者，许多均出产在这大平原上。例如，张仲景出于河南之南阳，巢元方出于陕西之华阴，王焘出于陕西之眉县，孙思邈出于陕西之华原，王叔和出于山西之高平，这都是十足的证据。于此既知，中国医学是赋有适合于中华民族生存之先天性的，我们哪得放弃生存之根本而完全去学习西方医学呢！
我们要学习西方的，是西方进取科学的精神，研求科学的方法，致力科学的毅力，而不是要拿阿司匹林来代替桂枝汤，拿奎宁来打消常山，因为桂枝汤和常山，都是与中华民族生息以相合的植物，都是与中华民族人民体质和生理极相投的有机质药品。我们只是在用桂枝汤和常山的时候，历行仿照西方研究阿司匹林及奎宁的方法，化知其成分，鉴定其作用，踏实地记载其功效。或可不必再说桂枝辛温通阳以治卫，芍药苦酸益阴以治营，生姜辛温以散寒，大枣、甘草甘温以扶中，常山禀天地阴寒之气以生，功能破瘴除饮，入肺、心、肝三经，为吐痰截疟行水之品。当然，这种说法在先民时代是可通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盖当先民时代，他们仅凭着天地相感的心灵，用一种哲理的演绎方法而归纳得来的一种规律。我们这时代，就应该拿出科学的头脑来，脚踏实地的剖析先民所说桂枝辛温的成分是怎样？芍药苦酸的成分是怎样？通阳以治卫的作用是怎么样？益阴以治营的作用是怎么样？用科学方法剖析的结果，知道了桂枝含有挥发性的桂皮油，气极芳香，性善挥发，或许这便是先民所谓辛温之所在；在医治作用上，能亢奋强心，解热镇痉，这便是通阳治卫；芍药含有苯甲酸，能镇痛解热，弛缓神经，与张仲景所谓治腹满时痛、腹中急痛、身痛之实验亦无二致，吾人便以之用作镇痛弛缓神经药，既不悖于古亦不逆于今。其余生姜、大枣、甘草、常山及其他药品，或生理、病理各学科亦照此实地求是地剖析清楚，先民的遗业得以彰明，玄学的色彩得以取消。这也许便是迎头赶上科学，与夫中医科学化的关键所在。
1892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时，教务长康德黎对学生演说词中有云：“在四川沿河，各位将发现贵国人士由耕植而输出，以供给中国药材市场之植物，此类植物为科学家所未知，亦未被科学分类，其性质仅为流俗所信仰，其效能亦多涉怪诞。各位若探访其地，识之主人，而将所撰大量资料，提交植物学、化学、生理学、治疗学诸专家及执业之医生，为之鉴定，则树叶、树根之轻易与可厌之煎汁，向引为可以神怪邪术疗治未经诊断之疾病者，将被充分解析。植物学家可将此树叶树根在植物界之地位，为之确定；化学家还原其成分，而得其化学方程式；生理学家则证实其效能及影响，此效能及影响固不仅及于身体。如华人所未知者，具各项器官之受其刺激，神经系或脉管之受其影响，虽仅由物质一克千分之一处理，其结果亦至显著。由是，此项物质之价值将为世人所确知，其声名遂乃远播，此为黑暗与光明之特征，亦今日中国之知识状态与吾人所期望此后一百年之中国不同之所在也。”康德黎博士是英国著名之解剖学家，对我国药物科学化如此之关切，并逆料中国药物在后百年中将为世人所确知而远播其声名。乃我国号称科学化之西医，不自己在科学中痛下功夫，反谓中医不科学，宁非怪事！
有等人蔑视中国医学之所由来，竟谓中国医学是产生于“杀人医学试尝”的成功，其意若谓中国医学最初是盲目的试尝，由盲目试尝一人、十人、百人、千人的结果，才得到今日的成就。持此论者，是忽视了先民与孕育天地相感的心灵，与夫用哲理演绎的方法，而不知这种心灵与方法，便是中国医学直接及于人身的前导，与见苹果落地而引发出地心有吸引力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搜神记》中曰：“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所谓赭鞭，与《史记》中记载的“赭其山”是有同样的意义，当作穷尽无物解，“鞭”是取药物的工具。神农用尽了工具，取完了百草，遍尝了平毒寒温之性，复次辨其臭味之所主，经过这种学理上的工夫，才敢试尝于人，这何尝是在盲目杀人呢？
由此我们便知道，中国医学的产生是相当艰难的。第一要有能够孕育天地相感的心灵的头脑，第二要有神农以赭鞭鞭百草的艰苦卓绝的实践，第三要懂得用哲理演绎的方法。要备具这三种智慧，才能办得臭味所主、寒温所从。《物理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理遴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扬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逆顺之节，原疾病之轻重而量药剂之多少，贯微达幽，不遗细小，如此乃谓良医也。这样看来，先民就医是非常慎重的，哪能用杀人试尝医的话去抹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