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寿：被时代辜负的大师（一）
（作者：傅谨 和宝堂）
谭门七代，一脉薪传，谭氏家族的历史,浓缩了京剧近两百年的发展历程。用谭门七代为纲目,每个世代一章，差不多就是一部完整且连贯的京剧史。这七章，每章都有厚重的内容，体现了京剧近两百年的辉煌成就与曲折经历。
谭门七代，恰如京剧近现代的轨迹，有起有落，并不全是鲜花与掌声。在谭门七代中，第一代谭志道参与了京剧的初创；第二代谭鑫培代表了京剧的成熟与鼎盛，他们的历史地位都不可取代。本文传主谭元寿先生，则另有其厚重，他有比前辈与晚辈更丰富与复杂的经历，身处特殊时期，京剧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交织最为紧密，因此，时代的氛围与社会的变革，时时在影响谭元寿先生的艺术经历和成就。如果要以谭门七代为线索写京剧史，谭元寿这一章，大约最长也最为曲折多姿。然而，每当有记者问谭元寿先生成名是何时，先生总是回答说，他一辈子也没成名。回顾谭元寿先生一生经历，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成名，并不只是谦逊或客套，因为无论是与其前辈或晚辈比，先生都可说时运不济。
富连成
谭家在京剧界的地位,没有任何家族可以相比并论。如果要论谭元寿在谭门七代中的艺术成就,他和曾祖谭鑫培、父亲谭富英都有相当距离，唯有一点，即使是在谭门里，谭元寿也算早慧。他甚至早到5岁就开始登上京剧舞台。
出生于1928年的谭元寿，在5岁时就以“五龄童谭百岁”的名义在北京金鱼胡同那家花园第一次登台。他在京剧舞台上的首秀，是和祖父谭小培、名旦王幼卿合演《汾河湾》。从这次登台之后，乳名“百岁”的谭元寿就陆续开始出现在戏院的广告里。在北京珠市口的开明戏院、天津的中国大戏院，谭元寿与父亲谭富英、名旦王幼卿同台演出《汾河湾》，不久之后，在上海八仙桥黄金大戏院的海报上，也出现了他与父亲谭富英、四大名旦的程砚秋同台演出《柳迎春》的广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各地的演出海报均以大字写着：“谭鑫培玄孙、谭小培令孙、谭富英令郎、五龄童谭百岁准在今晚《汾河湾》或《柳迎春》中客串薛丁山。”如此别致的海报，如此别致的头衔，自然引发观众的极大乐趣。每逢演出，当年仅5岁的谭元寿身背弹弓,手持长枪一出场，那一脸的稚嫩和认真，就会博得满堂彩声。每当唱到“弹打空中双飞雁，枪挑鱼儿水上翻”时，那规范细致的动作，满宫满调的唱腔都会得到观众特别的鼓励。从此谭家的“小百岁”的名号，就算在京剧观众里留下了印象。
所以，谭百岁10岁进入大名鼎鼎的富连成科班时，实际上他已经在台上演了几年戏了。他在富连成属“元”字辈，因而科班为他取名“元寿”。这个名字他后来用了一辈子。
尽管谭门是京剧世家，但是要吃好京剧这碗饭，科班严格与系统的训练不可或缺。然而科班的生活，简直不能用一般的“苦”来形容，行内人都把进科班称为“七年大狱”,之所以要“七年”,是因为所有进入富连成学艺的孩子都要和科班签订一份合同，允诺学艺者三年学艺期满后，要再为科班演出三年，最后如果科班有要求，还要再为科班演出一年。谭元寿就在富连成科班整整度过了七年，就像当年谭鑫培送孙子——谭富英进富连成坐科一样，谭富英的儿子谭元寿10岁那年，他也把孩子送进了富连成。
在富连成科班的这“七年大狱”，所有学员都必须接受科班严格、封闭的管教，当然还免不了经常性的体罚。虽说谭家与班主为世交，谭元寿的舅妈就是班主叶春善的二女儿，舅舅宋继亭和舅妈都对元寿兄弟疼爱有加，但祖父谭小培先生发话了：“该怎样管教就怎样，不必手软。”科班讲究“打通堂”，一个人淘气全班同学跟着挨打，全是趴在板凳上挨竹板，由于谭小培关照过，班主对谭元寿总是“特殊照顾”，每次会特别给谭元寿多来几下。有时挨板子之后下不了板凳，由师兄弟抬下来，即使走路都很艰难，但该练功的时候还得练，该拿大顶的时候还要拿大顶，根本没有专门休息养伤的时间。在科班里，谭元寿还经常受师兄的欺负，给师兄洗衣服、端洗脚水都是常有的事情。科班的学员常年练功演戏一年只有一次大假，即春节前三天；若赶上排练过年的新戏，三天假期也只好作罢。谭元寿先生记忆中，七年里他只赶上了三个假期，总共回家的时间加起来也就十天。科班的七年学习，富连成也有文化老师，但都是晚上练功之后开始上课，累了一天，学员们当然很难打起精神读书，况且老师的水平也非常有限。谭元寿先生笑着说，他在科班七年，认识的字还是七年前就已经读过的《三字经》和《百家姓》。
科班学戏期间，谭元寿先后师从雷喜福、王喜秀、张连福、王连平、茹富兰、刘盛通等老师，他们都是教学经验非常丰富、舞台上多有实践经验、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杰出的老师。例如雷喜福先生在富连成与马连良、谭富英、李盛藻有“老生四杰”之称；王喜秀先生还有个艺名叫“金丝红”，尤为擅长《战太平》《定军山》《打渔杀家》等戏；茹富兰先生出身京剧世家，家学渊源，茹家的身段之讲究，把子功之精练，武小生戏之细腻，外界看着其美无比，内行更是心悦诚服，都认为在京剧界，茹派的小生和武小生、武生戏异常精致、讲究，与许多官中的武小生、武生迥然不同。得到这些老师的真传，让谭元寿终身受益。在富连成，谭元寿也和师兄弟们一起，参与了大量演出，他们每天到鲜鱼口的华乐戏院演出日场，晚上再分别在西单的哈尔飞（当时叫“大光明”，后叫“西单剧场”）和长安大戏院演出晚场，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
1943年，富连成科班应邀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在科班时期，谭元寿形成了文武兼备的路子，因此在富连成第一天演出打炮戏时就担任起大轴戏《大溪黄庄》的主角，逐渐成为一个可挑大梁的演员。在上海期间，他演出文戏《战樊城》《群英会》、武戏《洗浮山》《长坂坡》等等，在七夕之际又排演并连续主演时令新戏《天河配》。在科班的元字科里，他已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后起之秀。
由于在科班学xi用功，谭元寿很快就在同学中脱颖而出，主演了多部传统剧目，从最初文戏为主的《南阳关》《鱼肠剑》《秦琼×马》《奇冤报》《打棍出箱》等，到快出科时，由于嗓子将近变声期,又侧重于武戏为主,掌握了《石秀探庄》《蜈蚣岭》《长坂坡》《落马湖》《连环套》《战宛城》《莲花湖》《大溪皇庄》《八蜡庙》《挑滑车》等重头戏。在武戏里他特别喜欢勾脸戏，也就是原来由武花脸应工的戏。他在科班演出的最后一出戏就是勾脸武生戏，那是武花脸教师宋富亭先生传授的勾尖嘴脸的《李元霸大战四平山》，演出那天谭元寿的十叔父谭世英亲手给他勾画脸谱。因为这是一出尚和玉尚派武生戏，演出那天，尚和玉先生还特意从家中带来他自己演这出戏时所用的双锤，以资鼓励。
1945年，从上海和东北演出回来不久，谭元寿17岁就出科了。正赶上变声期，他以在家调养为主，将近一年没有唱戏。就在这段时间里，谭元寿在父亲主持下拜李少春为师，得到李少春的亲自指点，他的表演技艺又有了新的提升。此后他开始搭班唱戏，前辈们都很喜欢这位初出茅庐的新秀，而谭元寿自己则在陪大师们唱戏的经历中，得到更多熏陶，他的艺术已渐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