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赤脚医生制度
一、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取卫生部长钱忠信的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时，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主席还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主席的这些话，后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正是毛主席的这段指示，开创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新局面，催生了后来深受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即赤脚医生制度。
二、我国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体系的构建
其实，毛主席当时对卫生部的批评是过于严厉了点。至1965年，新中国建立16年，卫生部的工作成绩还是非常巨大的。
建国16年来，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医科大学、医学院，和中专性质的卫生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医学知识的医护人员。1965年，我国的卫生技术人员为187.2万人，是16年前的3.7倍，而且，西医人数首次超过中医。卫生机构增加到了224,266个，是1949年的61.1倍；其中，医院增加到了42711个，是1949年的16.4倍；医院床位数增加到了76.6万张，是1949年的9.6倍。至“六·二六”指示以前，霍乱已在我国绝迹；鼠疫在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制；性病在1959年已基本在全国范围内被消灭；60年代初我国天花已告灭绝，比天花在世界范围灭绝早了十余年；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250/10万下降到40/10万；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至六十年代中期，流行肆虐在长江以南12个省级行政区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吸血虫病基本被消灭，1,100万人以上的血吸虫病患者被治愈，获得了新生。1965年，接生员的队伍已经增长到685,740人，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以人民公社为中心形成的三级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网初步形成。这些成绩最集中的表现是：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人口数量迅速增长。
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成绩，毛主席还是不满意，因为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卫生部的领导们自然是非常惶恐的。立即行动起来，着手贯彻毛主席的指示。
最先想到的办法是，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巡回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其实，这项工作以前早就做了，毛主席和中央以前也有过多次相关的指示。例如，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人下农村巡诊。当时的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中央的号召，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等都曾加入医疗队，深入农村为农民巡诊。
但医疗队下乡毕竟是临时性的，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齐各种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治病的目的。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巡回医疗队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医疗队走后，那个地方缺医少药的状况还是老样子，水过地皮湿，不解决根本问题。
经过反复研究，多次向毛主席当面请示，多次召集相关专家咨询、讨论，最后卫生部下决心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地区的三级医疗卫生体系，以真正落实毛主席的“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
何谓农村地区三级医疗卫生体系？就是：
1、在全国每一个县或相当于县的行政区，都建立一座县中心医院；
2、在全国每一个乡镇（公社）或相当于乡镇的行政区，都建立一座卫生院；
3、在全国每一个村（生产大队或生产队），都建立合作医疗站。
在上述医疗卫生体系中，县中心医院对所属各乡镇（公社）卫生院具有行政上领导、业务上指导的职责；乡镇（公社）卫生院对所属各村（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合作医疗站具有行政上领导、业务上指导的职责。这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共同联成一个整体，为保障农民健康服务。
要完成构建我国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体系这个任务，在当时是非常艰巨的。我在前面部分已提到过，在建国之初，我国内陆大多数地方，一个县连一所象样的医院都没有，只有少数私人开业的中医诊所。1958年大跃进，提出了全国每一个县至少要有一座医院的规划目标。最后这个规划目标虽然是完成了，但许多边远地区为完成规划目标而匆匆建立起来的医院十分简陋，往往一个医院连看门的在内只有十几个人，一、二十张床位，连稍大稍贵一点的医疗设备也没有。
对构建和充实县中心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这两级来说，一大难题是当时我国医护人员严重缺乏。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一方面是从大中城市的医院里动员了十几万医术较好、经验较丰富的医护人员，到边远山区的县中心医院或乡镇卫生院去工作，充当县中心医院或乡镇卫生院的业务骨干，并承担对年轻无经验的医护人员传帮带的任务；另一方面，是将当时各医科院校的毕业生，包括大学、中专、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尽可能地分配到农村地区的县中心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工作，以充实这两级医疗机构。据有关资料，当时各医护类院校毕业生中约有70%以上被分配到县或县以下医疗机构工作。
我在宁夏西海固山区县城工作的时候，曾结识了一位上海来的外科医生，在地区中心医院工作。因为我们都是从上海来的，自然很快就成了好朋友。那可是我们这个地区几个县远近闻名的外科一把刀，右腿有点瘸，人称“王瘸子”。他就是六十年代中期被从上海某医院动员到这山区来支援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他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上海。当初动员他来的时候，为了保住老婆孩子的上海户口，他向组织上提出老婆孩子不随迁，组织上同意了。就这样，他要忍受跟老婆孩子长期分居的痛苦。按当时的国家规定，每4年有一次探亲假。
另一大难题是，构建、充实全国县和乡镇这两级医疗机构，需要大量的医疗设备投资，当时国家的财政承担有困难。解决的办法是，动员城市的医疗、防疫、教育、科研等单位，采用分片包干的办法，各自抽调一部分资金和设备来充实县、乡镇两级医疗机构。
县中心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两级的构建还不算真正的难题，真正的难题还是村一级的合作医疗站的建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