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最孤独的改革家”王安石，历史真的将其“妖魔化”了吗？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世称王文公。今天是其逝世935周年。
关于王安石及其变法，近代以来争议不断。梁启超在20世纪初为其正名、立传，但王安石真是“大宋最孤独的改革家”，历史真的将其“妖魔化”了吗？
梁启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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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氏曰：甚矣，知人论世之不易易也。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禩，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荆公。泰西乡原之史家，其论克林威尔也，曰乱臣，日贼子，曰奸险，曰凶残，曰迷信，曰发狂，曰专制者，曰伪善者，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殆百年，顾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国国会先哲画像数百通，其裒然首座者，则克林威尔也。而我国民之于荆公则何如？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以异于元祐、绍兴之时。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于其事业之宏远而伟大，莫或见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璞之埋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曾文正谓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呜呼，岂惟宋儒，盖此毒深中于社会，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恶求全之毁。求全云者，于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尔，然且恶之，从未有尽没其善而虚构无何有之恶以相诬蔑者。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夫
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其于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奴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原相劝勉。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本文摘自《王安石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姜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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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强兵，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正是因为他的方案，契合了宋神宗以武力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心愿，才得到了这位不到20岁的青年皇帝的大力支持。在当时，收回燕云十六州，不仅是一位帝王开疆拓土的雄心，也关乎北宋的国防问题。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基本背景。
▲ 宋神宗（1067年-1085年在位）
“王安石变法”主要包括13条举措，其中6条和理财有关，2条兼具理财和强兵的功能，另有2条直接与强兵有关，剩下2条则与选拔人才有关。
先来谈谈理财。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当属“青苗法”。每年农历的2月到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要播种，又要交税，手头就会很紧张。这个时候，他们会向一些富农借贷，并支付高额利息。王安石的思路就是，让政府来满足农民的借贷需要，从中收取利息，半年20%。这个利息虽然看上去挺高，但实际要比富农向贫农要求的更低。王安石此举就是把富农从市场中挤压出去，让国家获得这个市场。
还有一个“市易法”，就是商人可以抵押田宅或金帛，向国家借钱。王安石有这样一个提法，国家之所以财用不足，就是缺少理财的人才；如果善于理财，国家是不会缺钱缺军费的。
▲ 司马光（1019年-1086年）
但到了执行层面，这种政策设计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司马光是很早发现变法弊端所在的官员之一，也是变法的反对者。他指出，青苗法的法令一出，看上去是降低了借贷利率，实际上可能诱发过度消费。第二点，之前富人和穷人之间如果发生了借贷纠纷，可以找官府解决问题。但现在，官府自己放贷，老百姓找谁呢？
这时候，情况就变成：官府又当球员，又当裁判。第三点，因为官员之间的政绩竞争，他们会想方设法让民间多借贷，这就可能造成强行摊派。比如，当时福建的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借贷比率居然高达70%。司马光早就看到王安石变法措施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在整个变法实施过程中，官员的政绩将以怎样的形式体现？为了政绩，摊派式的政策推行，为平民百姓带来的是利益还是负担？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王安石变法的确是让国家收入增长了。青苗法实施一年后，得到了300万贯的收入；市易法得到150万贯收入，免役法年收入800万贯，三项叠加，政府收入较前一年增长20%。但是百姓不堪重负，“饥寒流离”，社会舆论纷纷指向王安石变法。
为什么必须反对王安石这样的政治家？有一句名言是用来总结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有什么可以约束他？人难道不应该存一些敬畏心吗？
▲ 王安石画像
20世纪以来，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形象就一直非常好。而在此之前，他是不如司马光的，是一个极为负面的形象。这是为什么呢？这就牵涉到如何对待史书的问题了。
历史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实，这是20世纪史学最大的神话。历史学不可能传达真实，它传递的永远是观念和它的价值尺度。
我们谈王安石也是一样。20世纪，从梁启超在1905年写《王荆公传》开始，王安石身价一路飙升。梁启超写书，强调变法本身的合理性，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扭曲，才导致失败。看上去，他是在为王安石辩护，其实是在为他自己辩护，为“戊戌变法”辩护。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据说列宁这样评价王安石：“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于是，王安石成为20世纪史学界必须捧上去的人物。20世纪70年代批孔的时候，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代表被捧出来了。之后，改革开放了，他又成了改革的代表。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很多历史“右派”都被平反了，只有司马光还没平反，谁让他和王安石对着干呢。
▲ 大宋党争。图源：影视剧《清平乐》
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的宋史研究领域，王安石大受追捧，与他本身没多大关系，这其实是与20世纪的思想潮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读历史，不能因为很多著名历史学家都下过定论，就觉得王安石很了不起，而司马光不懂经济。事实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而不是取决于历史人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