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烟草发展史

烟草，又名“淡巴孤”、“淡肉果”，是原产于南美的草本植物。作为药物和兴奋剂，烟草的种植已有千年的历史，并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传播到世界各地。早在明代中叶。在吕宋（今天的菲律宾）经商的中国人便发现，这种神奇的植物不但可以去除南国狂烈的“瘴气”，更能带给人一种“飘然的快感”。短短数十年间，烟草便从海外，传回了东南沿海，再扩散到大江南北，成为了风靡全国的“舶来之品”。

在四川，明末已有烟草种植的记载。当时的烟草种植面积有限，不但分布零星，而且产量稀少。明末清初的大乱，更是使烟草的种植陷入停滞。直到康熙年间，伴随着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开展，“川烟”的重生与再造才渐渐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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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自闽粤  沿坝而植

烟草在清初四川的传播，主要有三个来源，分别是陕西移民、湖广移民和闽粤客家移民。而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便是闽粤客家移民。

福建是烟草传入中国的起始地，闽烟之盛，享誉全国。道光《永定县志》云：“烟即淡巴菰，细切为丝者始于闽，故福烟独著天下。”在福建，闽西客家人聚居的汀漳一带是最主要的烟草产区。汀州府各县“膏腴田土，种烟者十居其三”“以上杭、永定为盛”（杨澜《临汀汇考》）。上杭、永定所产的盖露烟更是位居闽烟之最上品。烟业的繁盛，推动了闽烟销售网络的发展。大量的商人前往江南、吴西、潇湘开设烟当，谋求巨利。如嘉道年间，永定西陂林氏的“三寿朋”福烟，就曾远销苏杭，“岁敛千金，屡获倍利”。同治年间，该族的“裕顺曾”“益丰景”“益丰乾”烟号，曾名震申江（光绪《西陂林氏族谱》）。和福建接壤的广东，也是烟叶生产的重镇。乾隆《鹤山县志》云：“南雄所产者生烟，新会、鹤山产者熟烟……”“物产除茶外烟草最盛……。”粤北的南雄州在乾隆时期，烟草的收入“约货银百万两，其利几与禾稻等”（道光《南雄直隶州志》）。在粤东的嘉应州一带，百姓广种烟草，并以烟骨粪田，烟业之普及，可见一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烟草伴随着闽粤客家移民的步伐，重回四川，落地生根。康熙末年到乾隆中叶，是闽粤客家移民入川的高峰期。相比于先来的湖广移民，后来的客家人已经享受不到随意“插占”的福利。他们沿着河流，从川东向川西、川北扩散。就在择居的过程中，河流两岸的沙坝走进了他们的视野。所谓“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闽人载烟住平坝，粤人种芋在山坡”（清陈谦《三台竹枝词》）。河流两岸的坝地平而多沙，常遭水患，对于楚民来讲，往往避之而不及。但对于闽粤移民来说，沙质土地和充足的光照恰恰为烟草的种植提供了最好的保障。

在涪江流域，福建龙岩移民陈万良于雍正十三年来到三台定居，“尔时土旷人稀，得地尚易......兼种淡巴菰。淡巴菰闽产也，公为闽人，种植得法，因获利”（民国《陈氏族谱·万良公传》）。在沱江流域，龙岩州移民傅荣沐于雍正七年定居金堂，在此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种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尤所其需，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同时随傅氏入川的亲戚，如邓、陈、廖、张四姓，也效法傅氏，种植烟草（民国《傅氏宗谱·荣沐公传》）。

在金堂县的西江河，乾隆十九年入川的福建南靖移民张世科因“计银无几，何能资用”而深陷窘境，同族的张少龄便“教以种叶烟之法，任为己事”，帮助张世科在四川立稳了脚跟（清《溪南张氏祠谱·汉州龙井堰世科公来川序》）。与张世科同县入川的陈元清也于乾隆戊午年移居新都南门外吴家村，“种土载烟”，修建烟房（清《陈氏族谱·元清公传》）。

赖起濂像

在川南的釜溪河畔，祖籍福建武平的赖起濂于雍正二年（1724）来到江家坝搭棚开垦，因“无有资本只带有烟叶种”，便以习烟为业，成为富顺最早的烟叶种植者之一（清富顺《松阳堂赖氏族谱》）。在岷江流域，位处犍为、宜宾交界的泥溪场，在乾隆初年吸纳了大量的广东兴宁移民。他们在火掌碛、月波碛、施家碛和太公碛上种植烟草，将这些沙碛开发成为了富饶的“沙坝”，坝上生产的烟叶因品质绝佳，而以“泥溪烟”之名享誉巴蜀。在川东长江边的云阳县，“业烟草者多闽人赖、卢诸姓，皆清中叶来，以其业名县中，利颇饶，今多土人承之”（民国《云阳县志》）。

得益于闽粤客家移民的推广，烟草的种植沿着河流传播开来。在沱江流域，金堂、新都、什邡、绵竹一带成为了最主要的产烟区。在岷江流域，郫县、温江、宜宾泥溪一带烟业最盛。在长江流域，则主要分布在合江、云阳一带。时至今日，川烟种植沿江分布、以坝居多的特征，不但直观地展现出移民迁徙的历史，也深刻地反映出巴蜀与闽广的勾连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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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动川蜀  名扬天下

巴蜀之烟，“始惟闽广人食之，今用此者遍天下，资产亦多”（嘉庆《资州直隶州志》）。乾隆中叶以后，随着人口的恢复和场镇的复兴，庞大的消费市场为烟草在巴蜀的普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种烟“大约终岁获利过稻麦三倍，民争驱焉，近日河坝、山谷、低峰、高原，树艺遍矣，骎骎乎与五谷争生死也”（嘉庆《四川通志·蜀中烟说》）。烟草的种植从河流走向了山地，扩展到四川的各个角落，成为了蜀地最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

在川西，干丝烟“郫县特佳、业者最夥，名与闽埒 ，邑民因种烟而饶”（嘉庆《郫县志》）。什邡县“多产烟叶，远近贩烟者，各乡秤户为之交易”（民国《合川县志》）。道光年间，新津县“良田熟地种之殆遍，六七月中，烟市堆积如山”（道光《新津县志》）。在川中，简阳县“傍沱江四河坝（种烟）最多”（民国《简阳县志》）。乐至县“农人岁田莳烟，获利颇厚”（道光《乐至县志》）。在川东，荣昌县“西南多种（烟），里人恒贩至湖北宜都等处发卖，获利甚厚”（同治《荣昌县志》）。在川南，纳溪县“沿河及山地种植甚多，业此者获利亦饶”（嘉庆《纳溪县志》）。

贩卖烟叶的四川客家老人/陈伟平摄

乾隆中后期，四川已跻身全国著名的产烟大区，在清代著名的《烟谱》中，“川烟”一词首次登上了全国舞台。在成都平原，什邡毛烟、金堂盖露、郫县大叶、绵竹泉烟等享誉全国的川烟名牌也相继问世。

除了叶烟所带来的丰厚利润，经过加工的丝烟也为社会所青睐。乾隆初彭遵泗在《蜀中烟说》中描述到，烟丝“上者曰盖露，次曰油丝……曰干丝，产于郫县特佳，业者最夥。城中圜圚尽作坊……名与闽勒。”在此过程中，闽粤客家商人贡献极大。乾隆初，“川省尚无烟丝，公（傅荣沐之三子傅文华）于省城北门内设肆卖烟丝，遍于两川，实自公始”（民国成都《傅氏族谱》）。

广东长乐籍移民周茂发在郫县种植烟草，并于乾隆六十年（1795）在成都东大街开设了“广兴号”烟铺，所产的烟丝质量上乘，业务遍及各州府县。泥溪的广东王氏家族则利用宗族关系，和什邡、新都、金堂的族人构建了一个烟草加工和贩卖的交易网络。他们在成都陕西街建立的“德符堂”王氏宗祠，见证了烟业家族的富贵荣华。

简州石盘铺的方肇春，祖籍江西南安府崇义县，是地道的客家人。他在嘉道年间靠着贩卖“木棉、巴菰”而获利百万（清简州《方氏族谱》）。宣统初，全成都丝烟铺达六十三家，其中客家商号尤多，如陈广盛、周广兴泰、赖蔚丰隆、万合顺老、官德丰隆、钟盛发号、翁金盛生、白荣生公等，都是城内闻名一时的大烟铺。

短短二百年间，四川由“不谙种烟”到“产烟大省”，其中凝聚着以闽粤客家为代表的新移民们艰辛的创业精神，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川烟成为“天府再造”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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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烟工艺  文化瑰宝

传统的烟业工艺，以晒烟为主。而四川的晒烟工艺，来自闽粤，而又有所创新。烟草自十月播种，要经历“垈土”、“腴田”、“分行灌溉”，到夏至时收入室内，进行加工。根据晾晒的方式不同，工艺有“折叶”和“索叶”之分。折叶以竹格串之，烈日始干。索叶则以“草索络茎，溯风簷隙，日下阴之。”晾晒后的烟叶，要放置于专门的烟架上，反复翻面，进行发酵。发酵好的烟叶，经过精心的捆扎放置，便可以上市。

宜宾泥溪客家人的烟架/陈伟平摄

最初，晾晒好的烟叶多曲而不舒，口感欠佳，故多用菜油喷洒，将其变为“熟烟”。之后，巴蜀客家移民在生产实践中，又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调试，终于发明了“糊米法”，用以改进烟叶的色泽和口感。糊米顾名思义，是指用锅翻炒至焦黑的米粒。翻炒糊米多在春分至清明，或秋分至寒露时节进行。炒好的糊米需要冲配热水，将其调为糊米浆，将其按一定的比例和温度均匀地喷洒在烟叶上。再将处理后的烟叶，放入烘房烘干。两到三天以后，烟叶将会变得色泽金黄、香气四溢。在此基础上，客家人还将药材、冰糖等掺入糊米浆，创造出更具口感的烟叶。在糊米的作用下，原本苦涩猛烈的烟草被驯服，从而呈现出“灰白火亮”的特征，迸发出醇和隽永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

糊米架子/陈伟平摄

所谓“千家万户，各有不同”，在客家烟户中，每一种糊米配方都深藏着客家先民对于烟草的喜爱和敬畏，由此也诞生出什邡“糊毛烟”、金堂“红柳烟”等盛名在外的川烟精品。

在今日，由于烤烟的兴起，传统的川烟制作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我们只能够在什邡、宜宾泥溪的四坝才能看到这些流传百年的制作工艺。但是，这些工艺中所蕴含的人文意境和乡土情怀却价值非凡，值得保留。

一部川烟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移民史，更是一部开拓史。回顾川烟的发展历程，我们不应忘记其所承载的巴蜀人文精神和“天府再造”的创业意涵。记录川烟的历史，留住一份乡愁，将会为巴蜀文化增添一份不可多得的记忆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