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对文景之治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

《史记》在《高祖本纪》之后就是《吕太后本纪》。《汉书》则有《惠帝纪》。看来班固努力维护正统。而司马迁更尊重政治史的实际。吕太后残害戚夫人即后人所谓“人彘剧豺狼”(刘筠《宣曲》诗)事件后，召汉惠帝观看。汉惠帝得知是戚夫人，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于是，“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实际上，在汉惠帝时代，主持政务的，依然是吕雉老太太。

《汉书》卷三《高后纪》有这样一段记载：“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据颜师古注：“罪之重者戮及三族，过误之语以为妖言，今谓重酷，皆除之。”这项可以看作法制改革的举措，也算是对秦政的拨乱反正。然而清人王懋竑《白田杂著》以为：“此本惠帝之意，《通鉴》不载此诏，是没惠帝之美而反移之于吕后也。”其实，如果知道汉惠帝时代真正的执政者是谁，就可以明白此“惠帝之美”，其实是可以归于吕太后名下的。

有意思的是，汉文帝诏书又有“今法有诽谤訞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的说法(《史记》卷一○《孝文本纪》)，颜师古注：“高后元年诏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訞言之罪，是则中间曾重复设此条也。”似乎法令的改革又出现过反复。

吕后称制时的一些政策设计，可以说对文景之治[注: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舱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了，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的历史成功有引导性的意义。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篇末以“太史公[注: 释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自称。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曰”的形式表扬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卷三《高后纪》末尾的“赞曰”，也发表了类似的评断，只是字句略有不同。

明代学者胡广在《胡文穆杂著》中指出《汉书》有一事于两处记载，而情节有出入者，举了《季布传》记载匈奴单于致书吕后，语有欺嫚，樊哙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遭季布驳斥的故事。而《匈奴传》则记录了匈奴来信的具体言辞，季布的话也更为具体。而回信有“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语。胡广说，季布一个人的话，前后不同，前说本于《史记》，“后说不知有何从出也”。特别是“中间二书，媟秽尤甚”，都应当“刊削，不宜留污简牍”。《史记》的相关记录相对简略，“于此亦可见《史记》《汉书》之优劣也”。然而我们今天读史的人，则大致都会认为《汉书》的记录更为可贵。 宋人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二注意到，《汉书》的《外戚传》在《匈奴传》之后，以为缘由在于吕后等人对国家的祸害甚至超过匈奴威胁。她们因为“负宗社、误国家”，附之于帝纪之后，是不可以的。这位谢先生又说：“是百万之师不若一女子足以亡人之国也。”他以为其他正史都没有将《外戚传》置于《匈奴传》之后的，这体现了班固《汉书》的优越。这样的分析，恐怕许多关心《史》《汉》的朋友都未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