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杰/刘西权：难忘的往事
题记：我的母亲张永杰，生前给我讲述了很多她在党领导下的地下斗争中，为革命事业所做的事。现在，我把母亲口述的事整理出来，以此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此纪念我的母亲，勉励我们后人永远跟党走。
——刘西权
时序如流，岁月悠悠。人老了，总爱品味人生的往事，回忆过去。
回忆自己苦难的童年。回忆自己年轻时，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的战斗历程。回忆自己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所做的平凡而有意义的工作。
特别是那些令人难以忘怀、艰苦而又危险的地下斗争往事，更使我激动、振奋，更加珍惜无数先烈和同志们为之奋斗、流血、流汗换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
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地下斗争的岁月里，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战斗，这些战斗中，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护送吴光蓉同志脱离险境一事。
那是1948年，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特务在开县城大肆搜捕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地下开县县工委书记杨虞裳、委员荣世政同志，相继被捕（杨虞裳同志后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11月14日和江姐等同时牺牲在电台岚垭刑场，时年30岁）。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开县。
6月的一天深夜，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与我发生联系的吴光蓉同志（我的入党介绍人）突然来到我的家，严肃对我讲：“永杰，我们开县目前形势紧张，敌人到处抓人，组织上通知我立即转移到外地去工作，你护送我出城。出城时，我俩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我俩不论哪个被抓，都不能出卖组织、出卖同志。”
我点点头，坚定地说：“请你放心，我一定送你安全出城。如果我被敌人抓到，绝不会出卖组织、出卖同志。”
“好同志，好同志！有你这样的同志，我们的革命一定会成功。”吴光蓉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声道。
当即，我们商量怎样出城。
解放前的开县汉丰镇是高墙围城，出城只有五道城门。西城门出城，过南河，顺着一条断断续续的石板古道，经川心，大石板坡，直通南山山顶。这是开县到万县的必经之路，国民党特务一定会在西城门和这条路上加强盘查。东门、南门、北门都是交通要道，敌人也会加强检查。
唯有水东门城门，是城里人到南河挑水的通道，比较偏僻，从早到晚都有挑水的人进进出出。只有一名城防兵早上开城门、晚上关城门，例行公事站岗，检查比较松懈。
我家就在水东门城门口旁边的水东门巷子。我们决定从水东门出城，我和吴光蓉同志以姑嫂相称，利用清晨借挑水之机混出城。出城门后，从大码头板板桥（独木桥）过南河，再翻越南山脱离险境。
那晚，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是吴光蓉同志引导、培养、教育才找到革命的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组织上指示我护送她脱离险境，明天我即使被抓走、牺牲，也绝不能让她落入敌人的魔爪。
第二天早上4点多钟，我找来二姐的衣裳，叫吴光蓉同志换上。一切准备妥当后，我轻轻打开门，仔细向外看，街上没有可疑的人，天还没亮，四周静悄悄的。我们俩挑起水桶，静悄悄地走出家门，向水东门城门口方向走去。
昏暗的小街上，已有七八个挑水的力夫匆匆向水东门城门走去，我们俩尾随在后。快到城门口，恰好刚刚在开城门。只听前面一个挑水的人在说：“老总，你今天开城门要早些。”
“我昨晚打牌玩了一个通宵，早点开了城门，让你们挑水，我也到旁边小店吃点东西。”
那个城防兵斜挎着枪，边回答边哼着小调，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我的心紧张得快要蹦出胸膛，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了。
这时，吴光蓉同志轻轻说了句：“莫慌，只要不问我们，只管往前走。”
听了吴光蓉同志话，我镇定下来。心想：这个不识好歹的兵，只要纠缠盘查我们，我就用跟二哥学了十年的武功，用扁担砍破他的脑壳，掩护吴光蓉冲出城门。
想到这里，我加快步伐，跟随在那些挑水的力夫后面。
那个兵走到我们面前，看了一眼，一脸的疑惑，问道：“清晨八早的，两个女娃子出来挑水。你家男人呢？”
“老总，我爸爸生病了，哥哥到乡下补锅配鈅匙去了，我跟嫂嫂两个去挑水。”我为了阻止城防兵盘查吴光蓉同志，赶紧边说边走到他跟前，放下水桶，拿着扁担。“我挑不起，爸爸要我与嫂嫂一道挑水。”我委屈地带着哭腔说道。
“去、去、去，清晨八早的哭什么？真是坏我的运气。”那城防兵边说边向街边小吃店走去，没有再盘查我们。
水东门城门大开，无兵站岗盘查了。我心中大喜，挑起水桶，与吴光蓉同志赶紧出了城门。
刚走出城门不远，隐隐听见一阵喊叫声从城门口传来：“关城门，盘查过往行人，不要让共匪跑了。”好险，仅仅几分钟之差！
出了城，我们安全地通过了第一道险关，迅速顺河堤石梯来到河边。天蒙蒙亮，河边的芦苇、杂树长得很高很密。摆在我们眼前的是第二道关：怎么通过南河？
码头边上挑水的力夫，有的在洗桶，有的在洗脸，有的挑着水往回走。南河上的板板桥上空无一人，没有过往行人。此时从板板桥过河，敌人一出城门，站在河堤一看就会看到，肯定会追来盘查。
我对吴光蓉同志说：“从桥上过河有危险，我们干脆坐打鱼船过河，避免被人看见。”
“好，好主意，坐打鱼船过河。”吴光蓉同志赞同道。
解放前，大码头河边有不少的打渔船，夏天都是清晨出去打早鱼。我俩在河边芦苇草丛中藏好水桶，往停靠在河边的打鱼船奔去。
河边停靠着十几条大大小小的打鱼船。小的打鱼船没有篷，只能坐一个人。大的打鱼船有低矮的篷，可以坐两三人。人坐进船篷里，便于隐蔽过河。不被人发现。
我沿着河边，焦急地寻找有篷的打鱼船。两条，三条……天渐渐发白，快亮了，还没找到带篷的船，我急得脸上挂满了汗水。
“不着急，不着急，天无绝人之路。”吴光蓉同志不停地安慰我。
终于找到了一条有篷的船，而且这条渔船的主人我认识，是我二哥要好的朋友。他正准备出船，我连忙对他喊道：“吴三哥、吴三哥，我要过河去，走木板板桥我害怕，我坐你的船过河。”
“要得，我送你两个过河。”他爽快地答应道。
我们迅速上船，在低矮的船篷里刚坐定，就听见河堤上有人高喊：“河边挑水的，看见有人过河吗？”
“没有，没有。”
“鬼影子都没得一个。”
河边的力夫七嘴八舌地回答。
我从船篷的缝隙一看，隐约看到三个提着步枪的城防兵站在河堤上，在问挑水的力夫，听到力夫的回答后，就转身回城了。好险啊，又是几分钟之差！
二哥的朋友把我们送过了南河，我们安全地闯过了第二道难关。
一上岸，就要爬南山。南山海拔高约有1000多米，从山脚到山顶有20多里路。山上长满了高大挺拔的松树，遮天蔽日。
通往南山的古道我们不能走。我俩按照计划走红椿小路，翻越南山到赵家。这条人迹稀少的羊肠小道，是当地农民上山砍柴、采药走出来的，很少有人知道。我们过河后，就走上这条人迹稀少的羊肠小道。小路崎岖、蜿蜒、陡峭，基本无路。我们在长满带刺荆棘杂草丛中、松树林间，辨认依稀可见的小路，艰难地、急匆匆地向山顶走去。
离山顶大约还有十来里，看到一片树林中有一间破旧的茅草土屋。屋边的菜地里，一个六十来岁老太婆在摘菜。我仔细看看屋周围没什么异样动静，就独自一人先走过去。老太婆惊诧地看着我。
我急忙对老太婆说道：“婆婆，我们走小路到赵家场去，请赵家场的李医生到城里给我爸爸看病。走累了，在您家门口歇歇气，拼口水喝。”（拼，方言，讨的意思。）
老太婆听后，笑嘻嘻地说：“快坐，快坐，屋里桌子上的瓦罐里有水，快去喝。”
“给婆婆添麻烦了，我嫂嫂还在那边，我喊她过来喝水。”
老太婆边给我们倒水，边说：“你们走小路，路不好走，但不耽误你们请医生。那条大路，昨天就在设卡盘查，一查就是半天。”
我们听了心里一惊，表面装作无事，赶紧向老太婆告辞赶路，尽快脱离险境。
在无人的林间小路，我们不敢歇息，一路快走。汗水湿透了我俩的内衣，终于爬到了南山顶。山顶上，山风吹过，顿感一身轻松。
望着山下的开县城方向，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终于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护送吴光蓉同志安全出城的任务。
吴光蓉同志拍着我的肩说：“永杰，你不要送了，估计前面没有多大危险了。快回去，一定要坚持斗争，我一定会回来的。”
“好的。我一定等你回来。你路上多加小心。”我紧紧握着她的手说。
由于党的纪律规定，我不能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前去的路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要她排除，更不知我俩今生还能不能见面。望着她，心一酸，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永杰，别哭。今天我们分手，但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好好保重自己。”吴光蓉同志说完，挥挥手，沿着山路走了。
解放后我才知道，吴光蓉同志是到奉节县奉大巫游击大队去开展游击斗争。
1950年吴光蓉同志回到开县。
当时我俩一见面，都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相互紧紧地拉着手，异口同声地说：
“你还活着!”
“我们胜利了！”
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这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今天还在，说不定明天就会被捕牺牲。现在革命胜利了，这是多少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搞地下工作的往事，同志们那种无私奉献、不怕牺牲、勇于战斗的精神和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自觉性，一直激励着我牢记责任，发挥余热。
刘西权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