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修复和复制技艺的历史与传承

张珮琛

摘 要：中国传统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源远流长。宋代金石学带动了这种技艺的兴起与发展，并逐渐在不同地域衍生出不同的技术流派。文章通过案例与文献，对这门流传百年的古老技艺的特色与传承脉络进行梳理，为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青铜器修复与复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是一门古老的传统技艺，也是现代文物保护中不可或缺的门类。早期对于修复与复制的定义与界限是模糊的。要追溯中国古代青铜器修复的历史，首先要分清青铜器的“修复”“复制”与“作伪”这三者的区别。

《现代汉语词典》中分别对这三个词有不同的定义。修复：修整使恢复原样。复制：模仿一定的式样制造。作伪：制造假的来冒充真的（多指文物）。由此显而易见，三者在工作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修复是一种基于本体的恢复性工作，其核心是在恢复工作的同时必须重视本体的真实性，不能凭主观想象改变原物的面貌。而后二者是本体外的模仿，甚至混淆本体的操作。然而在现实中，这三者由于在操作方法、工序流程、材料应用甚至操作者的人设上有共性，从而使得追溯青铜器修复的历史、发展以及与后者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界限模糊。

1 考古文物里的青铜器修复

从文物考古的角度看，现在定义的“文物”在当时是作为实用物品而创造与制造产生的。因此，作为早期青铜器修复这一工作的产生，也是附属于当时相关工艺的衍生恢复性工艺。且大部分最初的青铜器修复技术都源于对其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缺陷而实施的补救方法，以及对某些器物进行改制而产生的工艺。

目前的考古研究证实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斝、爵等青铜容器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说明此时的青铜范铸技术已步入成熟。与此同时，器物胎质轻薄，整治不精，以及由于早期范铸技术不稳定而产生的铸造缺陷，都反映了早期青铜器的特点。当时人们出于某种原因对于这些铸造缺陷并没有选择重新铸造，而采用了二次“补铸”的技术来修复这些青铜铸造缺陷，因此，“补铸”技术是最早期的应用在青铜器修复上的方法之一。由此也可以证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修复技艺是伴随着中国最早期青铜器物一起进入青铜时代。例如，上海博物馆馆藏夏代晚期云纹鼎（图1），在鼎身与鼎足处可以看到两处明显的凸起补铸修复痕迹，甚至连补铸痕迹上的浇口都未被打磨掉。更有严重者，1996年郑州南顺城街窖藏出土的一件商中期兽面纹方鼎，通体上下竟有十处明显而粗糙的修复铸造痕迹（图2），足见在技术还不纯熟的商早中期，铸造大型青铜器难度与成本极大，以至于有十余处铸造瑕疵也没有回炉重铸，而是采用局部“修复”的方法。“补铸”修复工艺的出现挽救了不少濒于报废的青铜器。

纵观其后的整个青铜时代，在使用范铸法铸造青铜器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铸造缺陷。内外范的收缩变形、合范的精确性、浇铸系统设计的合理性等每一个步骤都会影响完美铸造的概率。因此，这项最早出现的修复技艺—“补铸”成为贯穿整个青铜时代不可缺少的技术。

随着工艺的进步与所需修复的青铜器部位的不同，补铸工艺也出现了随机应变的趋势。故宫博物院1956年入藏的一件商晚期弦纹簋（图3），口沿部位有二次补铸痕迹，然而这处原本粗糙的补铸被铸出一条龙纹，内外呼应，成为装饰性补铸少有的案例。同样，山西博物院收藏的春秋山西晋侯墓出土波曲纹方甗（图4），其甑部的器壁上就有内外两处补铸留下的“补丁”，外侧补丁呈“工”字形，内侧补丁呈“S”形，虽然内外补丁形状不同，但是二者通过器身上的人为开设在器身裂缝周围的6个小孔内外对应，通过补铸将内外补丁紧紧连接在一起，修复了原来器身上的漏水裂缝。从补丁的形状和结构分析，已经和现代铜铁匠补锅的手法非常类似了。也由此可见，早期修补青铜器使用的还是铸铜高温修补的方法，极少出现低温金属修补的现象，这可能还是出于修复后的青铜器使用的功能性需求。

铸造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青铜器使用规制的变化，使得“青铜器修复”的应用范围已不局限于“补铸”。故宫博物院1954年入藏有一件东周蟠螭纹豆（图5），圆体双附耳，平盖四环，圈足有补铸痕迹。其腹下部有三处环状突起痕迹正好对应三足，由此推测，此器为一件当年三足鼎的改制品。从“补铸”到“改造”，从青铜时代初期到晚期，青铜器修复技术的应用范围伴随着青铜器制造和使用共同变化与发展。

2 历史文献里的青铜器修复

再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看，仿制、伪造青铜器的事件在东周时期的文献中时有出现。《韩非子·说林下》就说到“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侯弗信而反之”的典故。这个鲁国伪造谗鼎以应付齐国的故事也被《吕氏春秋》收录，而且记述更为翔实。当然，《吕氏春秋》收录的立意是引用了《论语》“非信不立”的说法，推许“柳下季有信，故能存鲁君之国”。然而正是这个故事中的“谗鼎”被认为这就是目前已知的青铜器作伪史的肇端。在其后的2000多年的历史中，所知的历代伪器及疑伪之器，单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一书的统计，就有1600余件，仅清代乾嘉以来百年的伪作就超过1000件。

明代高濂撰《遵生八笺》中《论新铸伪造》篇：“又若三代秦汉时物，或落一足，或堕一耳，或伤器体一孔一缺者，此非伪造。近能作冷冲，热冲，冷焊，软铜冲法，古色不变。惟热冲者色较他处少黑。若用铅补并冷焊者，悉以法蜡填饰器内，以山黄泥调稠遮掩，作出土状态。此实古器，惟少周全，较之伪物远甚。又等屑凑旧器破败者，件件皆古，惟做手乃新，谓之改锹。余在京师，见有二物，一子父鼎，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不爱。其伪法，以古壶盖作肚，屑凑古墓碎器飞龙脚焊上，以旧鼎耳作耳，造成一炉，非真正物也。一方亚虎父鼎，内外水银，无一痕纹片，初议价值百金，制在五寸，適用可玩，人争售之。余玩再三，识其因古水银方镜破碎，截为方片，四面冷焊，屑凑古炉耳脚，制成工巧，可谓精绝。余一识破，众以为然，后竟不知何去。若此做手，技妙入神。”明代张应文撰《钦定四库全书》《清秘藏》论古铜器还特意对青铜器修复中的“冷冲（低温钎焊）”“屑凑（旧器拼凑）”做了解释。可见这些作伪者一方面将一些断裂、破损不严重的青铜器进行“冷冲（低温钎焊）”“热冲（高温焊接），做“土锈”等修复工作;另一方面把破损严重且无法修复的青铜器残件，通过切割和“冷焊”（低温钎焊）手段把它们再拼凑成器，甚至是臆造的青铜器，且修复技术已达到“技妙入神”。

3 近现代青铜器修复与复制的发展

任何一种技术的产生与成熟都有其社会需求的必然性。较为成熟的青铜器技术的产生，也充分说明了民间青铜器工匠兼担的青铜器修复技术已开始出现。此时，青铜器修复、仿制与作伪三者几乎完全重合，其工作目的与性质完全一致。然而真正将青铜器修复这一技艺推向頂峰，并成为一门职业的还要从清代开始。清乾嘉时期，金石学研究的盛行使得皇室贵族阶层对古青铜器的收藏再度出现高峰，青铜器收藏与交易市场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古玩业”。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幅长卷绘画《愙斋集古图》，通过绘画、墨拓的形式集中展现了清末金石学大家吴大澂当年收藏的金石文物（图6）。需求决定市场，民间大批专业作伪、修复高手与技术也应运而生。修复与作伪的界线变得极其模糊。

各地的修复群体根据各自工艺特长与不同地区出土青铜器的特色逐渐形成了几大派别：北京派、苏州派、潍坊派、西安派、洛阳派等。随着社会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变化，有些派别没落，而有些得到长足的发展。

清代宫廷有专门成立的造办处，先后设有六十多个专业作坊，专门负责宫廷用品的制造与修缮，铜作就是负责宫廷内铜器的制作与修复。当时有一个青铜器修复能手，人称“歪嘴于”，《北京民俗文化宝地：百年琉璃厂》中记述，“歪嘴于”，河北衡水人，光绪年间来到京城，在内务府造办处下面的古铜作帮太监们修复宫廷内珍藏的历代青铜器。宫廷里对古青铜的修复的目的是收藏和鉴赏，不同于民间为了盈利目的的作伪行为，因民间使用的拼凑改造等作伪手段在宫廷的修复中极少出现，为宫廷修复青铜器的修复者更要在尊重原器的基础上按照原物的基本风格运用修复技艺。因此，从现代“文物修复”的定义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青铜文物的修复技术应该是从清代宫廷的修复开始的。

根据1982年高英在古代青铜器修复技术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北京古代铜器修复行业（古铜张派）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描述，“歪嘴于”住在北京前门内前府胡同内的庙里，并开设“万龙合”古铜局，以修理古代铜器为业，经常为清宫太监们修理宫内破损的青铜器。“歪嘴于”前后收了7位弟子。辛亥革命时期，最小徒弟张泰恩（行内称“古铜张”）继承了“歪嘴于”的古铜局，改名“万隆和古铜局”。此时的中国正值帝国列强大肆侵略之际，大量珍贵中国古代文物被倒卖流失。大量的买方需求也带动了卖方市场的青铜器修复与作伪行业的繁荣。

1919—1937年，张泰恩前后共收11位弟子，传授古青铜器修复与仿制技艺。其中7位弟子学成出师自立门户，这些弟子中业务能力最为突出的是古铜张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张文普、王德山、贡茂林。其中王德山在崇文门外草场八条家中开业，先后招收培养了刘增堃、毛冠臣、杨政填、王喜瑞、贾玉波、王长青、杨德清、王荣达8位弟子，并与其同辈师兄弟们共同构成了古铜张派第三代传人。

新中国成立后，古铜张派传人各自入职各大省市文物收藏机构（图7），使得青铜器修复技艺得以薪火相传、开枝散叶。其中王荣达于1958年被聘入上海博物馆，传授古铜张派青铜器修复与仿制技术，如今古铜张派传人已经传承到第六代（图8），后继传人更是在继承古铜张传统修复技艺的基础上融合现代预防性保护、最小干预等主流修复理念，不断吸收和引入新材料与新工艺，在青铜器清洗、除锈、整形、翻模、焊接粘接、补配、封护等工艺步骤上大胆创新，逐渐形成了具有海派特色的青铜器修复体系。王荣达还先后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开办青铜器修复培训班，为全国青铜器修复与仿制领域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正式开创了新中国现代博物馆体制下的青铜器修复与复制的新格局。在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植下，上海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修复与复制已经从最初的为功能价值的修复，历经文物交易活动中为利益价值的修复，宫廷收藏中为鉴赏价值的修复，发展到如今博物馆保存中为文物价值的修复。其修复的目的和方法也从最初单纯的恢复器物外观的完美，发展到采用更为安全合理的方法与材料，消除青铜器内外病害与隐患，延长青铜器的寿命，揭示和记录更多文物的信息与工艺特点，为文物科研工作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在社会责任方面，加强对社会普及青铜器修复保护常识，以增强公众文物保护意识，提升公众的文化自信。与高校建立合作，贯彻执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和发扬工作，传播海派青铜器修复技艺与知识，为储备和发掘高校的非遗传承人才奠定基础。

海纳百川，在继承古铜张传统修复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吸收现代最新修复理念与工艺，加以融会贯通，这才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修复与复制这一古老的职业可持续性发展的秘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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