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历史科普系列十七——读书随笔:南北战争三百年,军事技术上究竟有哪些进步?

南北战争三百年是李硕的博士论文改写成易读的学术作品。研究从秦代到南北朝时期兵种、装备和战术问题,当然,主要是通过以上三个要素,拓展剖析古代战争中的各项战场要素和政治财政要素的关系。

其实,中国历史记录虽然发达,但基本上都是对政治、社会的记载。对于具体的战争记录少得可怜——很可能就像曾国藩指出的,历史中的战争,很多就是文人的想象,打仗可不是编故事那么神奇和简单。所以,要从二十四史中找出具体的阵法怎么列,怎么排,多长,多宽,你是找不出来的。那么多的历史记录其实就说明了一件事,在具体的战斗中,阵法和行军法是关键,而非兵器和武艺。近代的拿破仑战法就把行军布阵放在第一位,在很多战役中,拿破仑仅靠行军变阵,就改变整个战场形势,不费一枪一弹就迫使对手退兵了。

秦汉时期的骑兵实际上的作战作用远小于步兵和车,基本也就是担任侦查、掩护和威胁的作用,作战方式主要是骑射。由于那时候没有马镫,骑射因而成为一门极难的技艺,确实只有自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匈奴人才能擅长。据说现代的驯马师想以古匈奴之法练习骑射,结果导致多日尿血。

匈奴,柔然,蠕蠕

汉代初期与匈奴的骑兵对抗,没有不失败的,最终还是只有步兵能够对抗骑兵。直到卫青霍去病出现,改变骑兵战法,才获得了突破——这种突破,则是把步兵战法结合骑兵而来,不用骑射,却用骑兵冲击,即把步兵的肉搏与骑马结合起来。几乎所有远征匈奴的成功战例,战法都是一样的——先截断退路,以包围之法缩小匈奴骑兵的活动范围,减弱骑射的威力,然后正面冲击敌军以砍刀结束战斗。这当然也与卫青和霍去病并没有读多少传统兵书,而主要以外戚裙带关系获取高位,所以反而不受传统束缚有关。

相比之下,李广之所以难封,难以大胜,恰好在于李广个人的骑射技能太高,因此他个人喜欢骑射战法,反而忽视了汉军不善骑射的总体特征。所以总是出现战斗过程中汉军不知主帅所踪的情况,能不大败就怪了。

另外一个例子说明匈奴骑兵不善近战,就是李陵率5000步兵,携带五十万支箭,出居延塞,被匈奴主力十余万围困,这十余万骑兵居然拿5000步兵没有办法,反而被李陵步兵斩杀上万人,到最后李陵军没有箭了,围困十余日才被消灭。

关于马镫出现的影响,已经有太多研究,就不用多说了。但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考古学上马镫出现得最早的证据,还仅限于中国,最早为公元300-400年左右的西晋,一块刻画了骑马人立于马镫上的砖。除此之外,欧洲尚未发现早于这个年代的证据。当然,从民族习惯上来看,马镫起源于中亚以西是肯定的。

作者接着探讨了南北水战,比如南方一般是在春夏涨水期间进行北伐,而北方则一般在秋冬季节南征,水战对于地理和时令的要求非常高,这种要求又反过来决定了一些大战役和朝代更替的时间

由于黄河进入河南阶段之后,泥沙沉降过多,导致河道经常南北移动,对于不熟悉当地环境的南方人而言很难把握,所以南方人的北伐常常就是以淮河,顶多到黄河边为止。相对而言,北方人南征只要解决好了水军将领问题,比北伐要容易。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对水战最关键的船只形制进行探讨。

比如东晋桓温北伐前燕,就是从长江经济水进淮河,再从淮河入黄河。从淮河入黄河的几条河道尤其是当年夫差修的干沟,几乎都在改变,等桓温船队到时,发现河道已经容不下大船。桓温只好临时开渠,可谓变陆为海,逢山开道。经作者研究,桓温大约花费了两个月时间,开通了一百里的河道,差不多是现在的50公里。这个工作效率,与一千五百年后1958年修筑十三陵水库的效率基本相同。当然,也正因为这个工程的拖累,最终导致桓温北伐的失败。

东晋时,大夏国遗址,也就是有名的赫连勃勃大王

比如说西晋王濬的楼船,“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王濬能以一介布衣,在门阀士族林立的西晋王朝,一步步晋升为贵族,几乎是两晋南北朝唯一的一例。这当然与其灭亡东吴的战绩绝对相关,同时也说明,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单纯以水军攻克东吴,并俘虏了东吴最后一任皇帝孙皓。

要知道,王濬并不是大家想象的从长江顺流直下,他是从益州出发经过三峡没错,但中途有很多非西晋领地,必须绕行,有很多地方的水情没有人了解,必须边侦查边开道,遇到阻拦就得想法突破。所以这个过程中,船只的形制,编组,都非常重要。因此,这一定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协同要求很高。

这里需要详细说下刘裕北伐南燕这一千古名战例:

刘裕北伐的兵力实际上仅三四万人,带上辎重自水路过长江,进淮水,前一半走的是桓温的老路,但刘裕极有战略远见的决策,是没有靠水路走完全程,而是在距离琅邪尚有五十里的下邳登陆弃船,接下来全部步行进军。这一举主要理由是,水路较慢,且容易让南燕军发觉——由于兵力少,南燕至此一直以为刘裕不过是例行的袭扰而已。从下邳出其不意地攻击琅邪得手,琅邪再北上十余里就可以进入沂蒙山区,而南燕的首都广固,就在沂蒙山的北面。

此时,南燕皇帝慕容超认为,应当放刘裕军队通过沂蒙山,因为南燕鲜卑骑兵厉害,山区不利于展开骑兵攻击的优势。而当时不少南燕军人认为应当要么在沂蒙山区设伏,依山地阻挡刘裕,要么就要派骑兵绕过沂蒙山,去截断刘裕之后路。实际上,由于琅邪距离沂蒙山太近,后一条已经来不及了。在山区设伏就是完全步兵作战,南燕军队大有可能敌不过刘裕的北府军。

想当年,毛泽东看到这里,在司马光批评慕容超居然不在沂蒙山设伏的语句旁边,眉批道:设伏也挡不住刘裕。——老毛看史书,尤其是战例,何其细致。

刘裕的冒险和创新就在这里,以少量精兵,携带少量粮食,根本就没有后路可言。他的意思就是要通过沂蒙山区之后,进入鲁中平原,全都是产粮区。而且,他专门选择了六月小麦成熟的季节出击,就是为了就地取粮,以战养战。

后来就是结果了,刘裕顺利通过了没有设防的沂蒙山,然后与南燕部队遭遇战,击败,取得粮食和水源,再进攻首都广固的最后一道屏障——临朐。慕容超把全部主力投入在临朐,也确实与刘裕鏖战僵持。这个时候刘裕展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他撤出5000兵马,让剩下的部队继续与慕容超僵持,而这5000兵马则绕道奇袭临朐,爬城墙把临朐城头旗帜全换掉,然后大叫临朐已败。这让南燕主力部队以为受到前后夹攻,瞬间全线崩溃,就此败退。

主力都没了,攻下广固即是必然。由此,刘裕以三四万兵力,灭掉了南燕国。值得一提的是,南燕国皇帝慕容超也是个传奇人物,身世坎坷,自小乞讨流浪,长大坐牢,卖过草鞋,装过疯子,却最后黄袍加身。可惜的是,百年一遇来自慕容世家、经历平沙荒野、艰苦复国的金刀太子,却遇上了千年一遇,来自斜阳草树、寻常巷陌、吃酒赌博出身的刘寄奴

南燕临朐遗址,在民国年间还有留存

这段战例,至少从四个版本的史书中细读了。

作者对南北朝的财政货币做了初步探索,受限于专业,作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实在有限。要知道,在欧洲,战争是促使金融业发源的根本原因。

从东晋解体之后,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商品经济初步萌芽的过程,探索了财政货币化的可能性。比如流氓刘裕就尝试了战争举债,而非直接征收赋税,只不过后来北伐失败导致举债失败。南齐则开始尝试以货币收税,到梁时达到顶峰——梁武帝用铁钱改制,把之前的汉代铜钱废除。梁武帝两次出家,又要求赎身,都是用新铸铁钱付款的——实际上,这可能也是他推动铁钱流通的一个重要方式。由于货币供应充足,梁的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物质生产增加,当然也导致通货膨胀。梁武帝可谓尝尽了增发货币带来的好处。

江南对于财政货币化和商品经济的尝试,最终随着隋文帝的入侵而终止,数十年商品经济的积累,也给隋带来了巨大财富。这个财富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唐。

从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来看,发展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势必要经历一个脆弱时期,集权效力减弱,军事实力下降。但只要熬过这一段脆弱期,社会经济活力释放出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国家军事实力的增强。而南朝恰好是在这个脆弱期被北方政权攻灭了。

历数下来,这个循环一直在进行,比如到宋代商品经济再次发展到巅峰,甚至连财政都有金融化趋势,但又被蒙古的入侵中断。

中国始终没有得到过欧洲那样的幸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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