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隐居者：在世间生存的不同方式
来源：智悲佛网
原名：Urban Hermit: A Different Way of Being in the World
作者：穆宋 Mu Soeng
作者介绍：
穆宋（Mu Soeng）,曾为韩国禅宗僧人、导师，目前是巴里佛学研究中心的常驻学者。他著有多部与佛教相关的书籍，包括《信任在心》（Trust in Mind）和《金刚经解读》（The Diamond Sutra :Transforming the Way We Perceive the World）。穆宋居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巴里。
2013年秋天，我有幸在佛蒙特州的一间小木屋里静修了三个月，专事冥想和写作。这座小木屋属于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在隔壁另一间相似的屋子。最终，此次静修最有价值的收获，也许就是亲近并逐渐熟悉了这位朋友——我该叫他沃尔特。
沃尔特受到启迪，去尝试怎样作一名当代梭罗，来创造自己的瓦尔登湖。他有足够的积蓄为自己建起一所简陋小屋，赏心悦目而全然质朴。小屋有一个阁楼，但是没有卧室，只置了一张床垫，晚上才会铺开。
沃尔特没有汽车、电脑或者电视机，也没有智能手机，但他有许多摆满了书的书架。小屋里带点现代科技气息的，仅仅是一部固定电话、煤气炉和热水器。他有一台打字机用来写作，还有一辆自行车，用来拜访朋友和购买日常用品。
沃尔特天性慷慨，他在自己的小屋隔壁搭建了另一间小木屋。他发起了一个项目，允许艺术家和作家来第二间小屋小住几天，以进行他们的创作。对于这类逗留，他并不收任何费用，而是鼓励那些使用小屋的人们做慈善捐赠。承蒙他的好意，我才能使用这间小屋这么久。
后来我才发现，当地报纸对沃尔特做了简要推介，认定他很可能是整个州碳排放量最少的人。同一推介还提到，沃尔特在遗嘱中已经将两栋小屋捐赠给当地的艺术委员会，以便艺术家们可以继续使用这些场所，在隐居中进行创作。
沃尔特的日常生活开始于清晨五点左右，先是静坐守夜/祷告（他加入了一神教派），接着拿麦片当简单早餐。上午的其余时间，他安静地阅读和写作。沃尔特不吃午餐，如他自己所说——“不需要！”。晚餐包括简单的糙米饭、豆腐、从小屋后面园子里采摘的蔬菜。沃尔特的晚间时分用于静思，入夜之后，他很快就会就寝。
当我问沃尔特是否认为自己是一名隐居者的时候，后者说他更喜欢用“独居者”这个词，因为他是在试用更巧妙的方式与他人交往，而并非将自己与世隔绝。沃尔特也出席一神教派当地教堂的每周聚会，并在当地食品合作社做义工。
沃尔特刚过七旬，就其年龄而言，身材标准且身体健康。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保持独居生活大约20年。就我看来，沃尔特已经成功地成为了当代梭罗。
由于当时我正在进行一项写作计划，课题是将佛陀教言用于培养高尚之人；当我起初计划入住小屋时，并未想到，沃尔特具体体现的都市隐者生活所带给我的极大共鸣，远远超过预期。沃尔特正在做的与佛法中所提倡的，两者之间的最大共同之处就是将“需求”和“欲望”分开。
威廉·鲍尔斯（William Powers）是世界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最近他负责领导全球性的“慢生活”运动。作为亲身参与“慢化”生活的部分内容的人，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十二英尺见方的偏僻小屋里，生活了一个季度。鲍尔斯著有一部备受赞誉的实录，名叫《12*12：远离尘嚣的单间房，超越美国梦（2010）》，写入了自己的相关“试验”内容。他在纽约市曼哈顿区一间小公寓生活的跟进性尝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位读者的触动，后者的提问有些恼怒。她写道：“要在森林中的某个棚屋里找到极简主义、喜乐、接触自然，还有充裕的时间，这容易办到！但是，在现代生活中忙忙碌碌的我等人群，到底该怎样保持清醒呢？”
于是，鲍尔斯和他的妻子舍弃了80%的财产，搬离了纽约皇后区2000平方英尺的联排别墅，住进了河对岸格林威治村350平方英尺的小型公寓。在喧嚣的曼哈顿，他们尝试着慢速、审慎地生活。这段经历被写入了《新慢城：在世界最快城市里简单生活》（2014）。
从多方面来看，鲍尔斯夫妇在纽约城的生活试验和沃尔特在佛蒙特州的独立生活实践相互呼应。二者都是在就同一个问题寻求答案：不管生活在哪里，是否真有可能做到最少的碳排放？沃尔特曾受到梭罗的启发，而鲍尔斯已经花了二十多年调研美国文化及其替代模式在全世界大约五十个国家的传播速度。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北美，鲍尔斯已经成为开发和保护运动的一位领导者。但是，与倡导保育和重视类似主题至少一种的其他作家不同，鲍尔斯夫妇也在生活中身体力行。
多年以前，我结识了两位西方人，他们在三、四十岁时师从一位西藏喇嘛。他们和同道之人汇集起资源，在加拿大多伦多租了一所大房子，以供导师和自身在该处生活和修行。这两位，一男一女，但不是夫妻，他们在一家大型邮件分拣中心工作，我也曾在那里干过一个夏季。
他们选择在邮局上班，是因为——分拣绵延如山的邮件，在很多方面算是一项理想的活动，有助于持续和深入地禅修。他们的价值观围绕着自己所属学佛者小社群的伦理生活：一种简单生活，没有电视或任何张扬形式的娱乐。
这三组人都有各自的轨迹、独特的世界观和意愿，为都市隐居者的讨论而开创了一个空间。在许多方面，这样的对话在哲学家和文化塑造者之中，过去已经成为、未来也仍将是禁忌。
都市隐居者并不是某个身份，而是一种存在的体验感。“体验感”就其定义而言，既是流动（变化），也是由一个或更多特定的原则或问题来引导的。举个例子来说，不管我们所处的条件和环境多么不同，我们都会努力让自身、内在保持平和的体验感。独处，也即在或短或长的某个时段保持独自一人的理念，对于很多人可能是一种好方法——摆脱各种压力，而正是压力造成并明确了首要任务是努力让我们自身达成平和的状态。
上述三组叙事似乎均已受到某种渴望或需求的召唤，很可能就是对于隐居。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涉事的人们全都意识到这种需求：在一个后工业化社会中，尤其是在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早期、美国版本的后工业社会环境下，在自己的内在生活和混乱的社会环境与工作环境造成的碎片化（生活）之间，构建出某些距离。
著名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说过：
要想不受染着不受影响，就必须独处。然而大部分人都没有时间独处，他们永远有太多事情要做，太多责任要负。但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安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让我们的心得到休息。从这种孤独中，就能产生爱。保持单纯、了了分明、安详，心中的火就会燃烧。事情未必简单，但是如果向生活要求的更多，就会迎来更多的恐惧和伤痛。简单生活、不受外界影响，即使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在试图对你产生影响；放下千头万绪的情绪和需求并不容易，但失去了深刻宁静的生活，一切都是徒劳的。（《给一位年轻人的信》20）
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1926-2002）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都市隐居者。他过着无家可归的知识分子生活，同时孜孜不倦地工作，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伊里奇出生于维也纳，父亲是克罗地亚天主教徒、工程师，母亲是西班牙裔犹太人。他成长于说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的环境，后来又学了克罗地亚语、古希腊语、拉丁语、葡萄牙语、印地语和英语。作为一名杰出的学者，他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研究组织学和晶体学，然后，又在梵蒂冈的天主教格里高利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
尽管教育背景深厚，伊里奇却成为对体制化教育的一位批评家，非常有影响力。在其著作《去学校化社会》中，伊里奇倡导自主导向的教育体系，反对死气沉沉的制度约束。伊里奇还批评各种国际援助项目，他曾目睹这些项目试图将西方工业霸权强加给发展中世界。
1951年，他成为华盛顿高地（纽约城最穷的地区之一）的一名教区牧师，接着又去了波多黎各新移民所在的贫民区。1956年，三十岁时，他被任命为波多黎各天主教大学的副校长，但几年后，就因为强烈批评梵蒂冈在生育控制和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而被解聘。
1959年，伊里奇靠步行和搭乘公交车游遍了南美。1961年，他创建了国际文献编辑中心（CIDOC），该中心一部分是语言学校，一部分则成为美洲知识分子和嬉皮士的免费大学。伊里奇终身持有罗马天主教牧师的身份，不断地抨击各家西方文化机构（包括梵蒂冈的罗马教廷）以及它们在教育、医疗、工作、能源利用、交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负面影响。
伊里奇并未选择在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度过一生。他的学术和职业活动始终出现在高强度的都市地区之中。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和杰瑞·布朗（Jerry Brown，曾经担任，并在以后又任职加利福尼亚州长）成为了朋友。布朗这样描述伊里奇：
他没有自己的家，依靠朋友们的慷慨相助生活。他的旅途辗转各地，行李从未超过两个包。他拒绝医学诊断（体检），拒绝任何形式的保险，并在每年年末散尽任何积蓄。
在我拥有特权可以单独面见的严肃思想家中，伊万·伊里奇独自在其个人生活以及工作中体现出与现代社会规则的彻底疏离……
伊万·伊里奇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博学多才，拥有活力和敏锐；品尝生活中平凡的快乐，同样欣然接受其中不可避免的痛苦。伊里奇精通正宗的天主教传统，超然看待世事，同时也是科学和进步不可抗拒魅力的一名尊崇者。他有着敏锐的清晰度和幽默感，在其全部著作中，他彻底动摇了现代社会的各种成见。
在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伊里奇日益受到脸部一侧持续增生的痛苦，对此他从未进行治疗或者诊断。在对为何自愿受苦的解释中，他简单说：“赤诚追随赤诚的耶稣基督。”（Nudum Christum nudum sequere）
在其最具挑衅性，也可能是对健康追求终极性的评论中，伊里奇写到：“是的，我们痛苦、生病、死亡，但是我们也希望欢笑、庆祝。我们了知彼此关心的喜悦，我们通常也获得治疗，并用许多办法康复自己。我们确无必要追求人生阅历的一帆风顺。我请所有人转换他们的视角、思想，从忧心于健康护理转为培养生活的艺术。且当代同重要的是——痛苦的艺术，死亡的艺术。（《全球概览》，2003年春季刊）
都市隐居者受到启迪，将种种不可避免的事情转化成各种艺术形式——生活的艺术、独处的艺术、服务他人的艺术，以及死亡的艺术。进而，他们训练将自己导向生活，把生活当成一种机会，以学习、探索，和领会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他们有人会发现某个原则或者问题、一种形象或者感受，而有人则会遵循它，不论会被它引向何处，即便时间很长，但值得追随。
我们大多数人都已想象过，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生活会怎样。我们似乎都相信在更为深度的内在或外在独处中，尤其有某些东西在等待被发现——存在这种期望，即可能有一种极为不同的方式与世界及他人互相依赖、发生关联。
伊里奇对处于社会中的自我观，反映着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曾阐述的态度，后者于1967年在纽约城教堂的演讲“超越越南”：“我们必须尽快开始从一个以物为本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当机器和电脑、利润动机和财产权利被认为比人更重要的时候，就无法降伏种族主义、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三巨头’”。
在伊里奇和马丁·路德·金强调自身在社会中参与的活动之时，沃尔特和鲍尔斯已经侧重于隐居和向内冥思。都市隐居者的模式是一种范围，而不是一个固定点。如此被吸引的所有人都将描绘出不同的路线图，并且由各种构造的“罗盘”所引导。无论一个人可能有多少方式从A点旅行到B点，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可能为所有路径提供引导和支持：我用何种灵敏度才能应对贪、嗔、痴所引发的种种拉扯？
原文来源：
https://www.bcbsdharma.org/article/urban-hermit-a-different-way-of-being-in-the-world/
原文发布日期：2016年
智悲翻译中心 译竟于2016.10.07
翻译：协庆巴姆
一校：王筱
二校：圆阳、圆和
终审：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