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挽救8.6万红军，解放后下落不明，挖出棺材才知他遭活埋
1934年10月7日，一个乞丐模样的老头来到中共中央驻地——江西瑞金沙洲坝，要求面见周副主席。经过身份核实后，红军干部逐级上报。周恩来听到来者叫项与年后，立即召见。
项与年送来一份敌军绝密情报——“铁桶围剿”计划。这次敌军调动了150余万部队以瑞金为中心点，逐步推进。每间隔一定距离就构建铁丝网和碉堡进行封锁。同时以12个师的兵力牵制迷惑红军，为合围部队争取时间。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战斗让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极重的代价。但跟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让红军自身伤亡也非常严重。
当中央领导得知敌军的合围计划后，大吃一惊，如果再迟10天敌人就会完成合围，届时后果不堪设想。三天之后，也就是从10月10日起，红军主力共8.6万余人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并从敌军缺口跳出包围圈，这也就是举世瞩目的长征。
这份重要情报来自敌军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莫雄，在他身边有一个中共地下情报小组，负责人就是我们今天文章的主角卢志英。
卢志英，1905年出生在山东昌邑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从蚕桑实业学校毕业，因家庭贫苦无力再支持他深造，只能跟着亲戚到东北谋生。这之后他开启了传奇的人生历程，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他在奉军中当过军官，大革命爆发后，毅然脱身军阀部队参加北伐军。期间，受共产党人影响于1925年加入中共，后受组织委派到西北军冯玉祥部开展兵运工作。
随后又到北平领导发动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到杨虎城部开展统战工作。之后又调任南京地下党委书记，引导国民党元老王昆仑秘密加入中共。
卢志英的工作还包括上海中央特科、江西德安、贵州毕节、苏北等地。限于篇幅原因，我们无法一一详叙，只能挑几个精彩片段讲述。
卢志英
获取“铁桶围剿”计划
看过前面的内容，大家一定在想，红色特工小组是如何打入敌人行署的？这要从行署专员莫雄说起。
莫雄是国民党元老，虽然职务不高，但人脉极广。与陈诚、薛岳、张发奎等人是好友，也曾与老蒋共事，交情颇深。在莫雄担任粤军师长时，老蒋因争取权利将莫雄的部队缴械，使其彻底看清老蒋的为人。
莫雄在宋子文的税警总团任职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对中共产生同情。后来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反蒋，莫雄利用自己在粤军中的影响力前往福建招降，为老蒋立下功劳。
老蒋便任命他为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拿到任命状后，莫雄第一时间找到中共地下组织，他说：“我准备去与老蒋斗法，用他的拳头打他自己的嘴巴，请你们派些党员来跟我一起干吧！”
就这样，卢志英、项与年等人开始到莫雄身边工作。
老蒋虽然委任莫雄职务，但对其并不信任。派来心狠手辣的军统特务谢也夫监视，当时特务头子康泽、“剿总”副总司令陈诚也在莫雄司令部所在地临川。
为了取得老蒋的信任，莫雄、卢志英决定与红军联合演戏。一天，一份红军主力出现在赣北山区的情报传到莫雄司令部，莫雄立即调集部队前去“围剿”。实际上则是带着一批武器弹药送给红军，让他们就地潜伏。
于是莫雄部队所到之处，红军接连“溃败”，在他们的防区内红军渐渐“绝迹”。莫雄也不断受到嘉奖，防区在全省“考绩第一”，被评为“模范区”。
在赣北山区有一股悍匪，首领叫于作龙。陈诚和康泽曾多次派兵前去围剿，都以失败告终，他们还因此遭到老蒋的训斥：“连几个山野蟊贼都对付不了，还怎么打共军？”
卢志英认为这是获取陈诚和康泽信任的绝好机会，主动接过了围剿任务。他先是在城内贴出公告，招降各路武装力量。于作龙经过几次围剿过得已经非常艰难，不久便派出副手下山打探消息。
卢志英热情招待了于的副手，并随之到山上去见于作龙。卢志英开门见山地说：“你们的兵再神勇也无济于事，名不正言不顺，梁山好汉最后还不是要投靠政府？为党国效力才是出路。”
莫雄
卢志英与于作龙谈了一个晚上，最后才假装让步，答应让他的部队独立行动，并按时发放军饷。于作龙没看出任何破绽，第二天带着人马下山接受改编。
在接风宴上，于作龙和他的八大金刚被一网打尽，部队也随之瓦解。这股悍匪被剿灭，卢志英也成了康泽的座上宾。
在第五次“围剿”关键时刻，老蒋召集重要将领在庐山布置“铁桶围剿”方案。莫雄本没资格参加，但由于“剿共”成果突出，被破格邀请参会。
莫雄在会上得到了“铁桶围剿”的详细方案，散会后急忙召集卢志英等人商量对策。最后大家决定，先通过电报向中央简单汇报，再由熟悉地形的项与年亲自将详细情报送到中央驻地。
巧助贺龙过毕节
红军主力原计划到湘西与贺龙等人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一意图被敌人识破，在沿途设置4道封锁线。在湘江战役中，红军付出了极大损失才突破敌军封锁。
敌军又重新布置防线，企图将红军主力一网打尽。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计划，向西转入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后，这一意见得到大多数同志同意。
在此背景下，卢志英被派往贵州，联系当地地下组织，收集情报，帮助红军进入贵州。凑巧的是，由于莫雄在江西的特殊“表现”，老蒋于1935年3月将他调任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当时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将敌军弄得晕头转向。老蒋在地图上标出几个县城对莫雄说：“这里有七八千共军伤病员，你的任务就是剿灭他们。”并把中央军第63师交给莫雄指挥。
63师师长陈光中是个声色犬马之徒。莫雄与卢志英投其所好，为他找来两个小老婆，还每天用当地的茅台名酒灌陈光中。陈光中每天沉迷于酒色之中，早已把“剿共”抛到脑后。
莫雄也从不给他下命令，一段时间之后毕节地区的红军伤病员早已不见踪影。不久之后，陈光中师就被调离毕节，此时莫雄的专署职员加上彝族县警大队不足一千人。
在完成牵制敌军的任务后，1936年初，贺龙等人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也向毕节一带进发，准备在这里建立根据地。
2月6日，卢志英得到红军必经毕节的情报后。编造了一个假情报上报，说红军主力正向遵义方向前进，同时把近千人的保安部队全部调往离毕节十多里的山沟里。说是去“围剿”红军，其实是给贺龙让路。
贺龙
于是贺龙不费一枪一弹进入毕节，并在此进行了休整补充。由于地下党的宣传发动，有5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红军，极大地增强了红二、六军团力量。
期间，卢志英的妻子张育民生下一对双胞胎，并带着一个孩子从江西到贵州来找卢志英。卢志英带着四个便衣在向红军运送枪支的途中，碰巧遇到妻子和护送她来的地下党员。
他们还没说几句话，一个侦查员报告国民党追击部队过来了。卢志英当时穿着便衣，身上却带着枪，他害怕同志们暴露决定先向山上转移。然而途中儿子却不停哭喊，怎么也哄不住，他的哭啼声把敌人引了过来。
敌人越走越近，卢志英和几个同志无处可躲。无奈之下，他只能从妻子手里夺过孩子，把他挂到一颗酸枣树上，接着让大家分头散开隐蔽。敌人听到哭啼声后朝孩子跑去，不久山谷里传来一声枪响。
脱险后，张育民趴在卢志英身上已经泣不成声。卢志英安慰妻子说：“不要再哭了，丢了孩子谁不心疼？但在这世上丢了孩子的岂止我们一家？这笔账要算在反动派头上，只有把他们打倒，天底下的孩子才会幸福。”
战斗在日军心脏地区
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并在南京扶持了汪伪政权。组织决定派卢志英到上海工作，从敌人的心脏地区获取情报。
当时地下组织在日伪当中尚无关系，一时难以打入敌人内部。卢志英经过一番考察，发现上海租界内的大量国际难民和侨民被日军集中在杨树浦一带的工厂内，不准自由活动。
他们每天需要3000多磅面包，上海难以供应，加上送货地点又在日军禁区内，一般商人根本不敢蹚这滩浑水。日军正为此事发愁。
日军攻入上海
卢志英决定开一家面包厂作为掩护，寻找机会收集情报。他了解到在东北军中的一个朋友与日军吴淞海军司令保岛关系密切，便请他牵线与保岛会面，拿到了办厂批文。
卢志英给保岛送上了一份厚礼，加上他博学多才，谈吐不凡。这次碰面，卢志英获得了保岛好感，此后经常来往。
卢志英把工厂设在东长阳路226弄，取名沪丰面包厂。选这个地址是有用意的，工厂对面是提篮桥监狱，在工厂里可以观察到日伪的囚车，从而获知一些被捕同志的信息。
此外，这里还是日伪禁区的中心地带。面包厂的四个送货员都是地下党员，他们出去送货时可以轻松穿越日伪禁区，打听日伪调防等情况。
期间，卢志英短暂被派往苏北领导抗日游击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完全占领上海后，他才受命重返上海。
卢志英这次回来把自己打造成挥金如土的大商人，专门结交日伪高层人士。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老朋友”保岛，经常登门拜访。
1943年4月的一天，卢志英再次来到保岛家中，只见保岛神情沮丧。两人谈论一番后才知道，苏联获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给日军内部造成极大震动。
卢志英抓住保岛的弱点直言相劝：“你要为自己想好退路，不要再同中国人作对，将来我尽量想办法帮保护你。”一席话把保岛说得直点头，此后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
卢志英从保岛口中打听出许多“清乡”的情报，还利用与保岛的关系亲自驾车向新四军运送过武器、药品等物资。
抗战胜利后，卢志英才以新四军军部代表的身份面见保岛，并提出要接收他司令部内的武器。保岛知道卢志英的真实身份后大吃一惊，对他由衷的敬佩。
尽管当时日军规定只能向国军投降，保岛仍然把自己司令部的武器交给了卢志英。
日军进入上海
遭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抗战胜利后，卢志英仍然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他通过与康泽的交情安排人员打入敌人的党政军警核心部门，建立起一个情报网，将敌军调动信息源源不断地送往华中分局。
卢志英有一个助手叫张莲舫，此人原本是新四军基层干部，调到大城市后抵挡不住诱惑，生活逐渐腐化，沾染了酗酒、嫖娼等恶习。
卢志英及时发现了他的问题，多次进行批评教育后，张莲舫仍然没有多大改观。为此卢志英只能让他交出自己的联系人，弱化他在情报系统中的作用。但出于对自己同志的爱惜，仍以教育为主，并未对其进行处理。
然而张莲舫却冥顽不灵，尤其是沾染恶习后让他入不敷出，开始打起了歪主意。不久后便向敌人特务机构“自首”，以换取经济利益。此后，卢志英情报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他自己也被捕入狱。
特务一开始试图以上海市警察局长的位置诱惑卢志英，卢志英轻蔑地回答说：“卢某不才，除了做生意之外，别的都不会，也没有什么话可讲。”
中统特务三番五次被拒绝后，只能来硬的，开始对卢志英用刑。卢志英经受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烙铁、电椅、拷打等各种酷刑，人已被整得不成形了，却未吐一字。
特务们想出了更恶毒的招数，把卢志英的妻儿与他关到同一座监狱，试图以此作为威胁。一天下午，特务让夫妻两人相见。张育民看到丈夫的样子，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卢志英帮妻子擦了擦眼泪，安慰道：“咱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什么困难都熬过来了。我相信这一次，你也一定能经受得住考验。”那是夫妻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1948年12月27日晚上，特务突然要提审卢志英，并把他的镣铐解开。卢志英意识到要发生什么，走到门口时，同监狱的孙稚如向他打听情况。孙稚如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记录下卢志英最后的讲话。
卢志英和妻子
卢志英说：“今晚突然解下镣铐，很可能要枪决。”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好在革命胜利在望，我死不足惜。你如果有机会出去，请帮我转告组织，金条和钱都被敌人搜去了。我在狱中受过刑，但始终只承认自己是面包店老板。”
卢志英还把一封短信交给孙稚如，托她交给妻子，并说：“请帮告诉她我牺牲了，我很坦然，不必为我难过，也不必为我收尸，以免给她带来麻烦……”
据解放后抓捕的中统特务任宗炳交代，当天晚上卢志英被提出来时，特务们即扼住他的喉咙，并用涂有药水的棉布塞住他的嘴巴。卢志英昏迷过去后，特务们把他拉到中华门外雨花台附近。扔在一个木匣里，钉上钉子匆匆掩埋。
后来卢志英的妻儿被保释出狱，解放后他们四处打听卢志英的下落，直到几个参与该事件的特务被捕后，才知道卢志英已经牺牲。
1951年6月11日，卢志英的遗骸被挖出，安葬到烈士陵园。打开棺材后发现里面只剩散乱的烈士骨架，这说明烈士被埋后又醒了过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挣扎后，窒息而死。
解放后，卢志英的妻子张育民一直在上海新怡和纱厂工作，1963年离休。儿子卢大容后来赴苏联加里宁有色金属学院学习，归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工作，成为核材料专家，参与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
卢志英和儿子
小结
卢志英的一生，除了短暂领导军事工作外，有长达20年的时间奋战在隐蔽战线。他坚定、勇敢、机智地与敌人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即便自己和家人身处险境，也不改英雄本色，坚守组织的秘密，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他倒在了黎明之前的黑暗中，事迹却鲜为人知，这样的结局恐怕他早已预料到了。这正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伟大之处，为了革命信念前赴后继，却甘愿平凡，不求回报。
像卢志英这样的英雄还有多少，我们无从得知。我想他们早已化作一个整体，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正如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镌刻的碑文：“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你们，在烈火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