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凶恶的日本兵一把抓住我，叽里咕噜不知...

1937年12月12日上午，敌军已经进入南京城内。此时，我守城部队，仍然各自为政，沿途与日军作激烈的巷战。

在尸体成堆的惨烈牺牲下，弟兄们力阻日军进攻，一个连长牺牲了，第二个连长起来指挥，第二个连长牺牲了，第三个人又起来带领，一天连换几个连长，也记不清换了多少个排长，大家从尸体下爬出来，又用尸体堆集作掩体，浴血奋战。

接到命令撤下来，我们就一路跑。这时由新街口向下关方面撤退的人潮达数里之长。挹江门原来是关闭着的，待这一汹涌的人潮到达后，城门只被挤开了一半，其余一半，仍未推开。

而一些急于求生的军民，便如潮涌似的，争先恐后一齐向下关江边奔驰。由于你争我夺，大家反而都不易出去。有的死伤了，有的倒下了；凡是倒下去的，即使你是活人，也永无机会使你再爬起来。

挹江门前死伤的尸体，几乎砌有一个人那样的高。我看大家很难由此出城，才转回水西门方向，另找出城的路径。

大家到了江边，这里混乱和悲惨的景象，更不是以言语可以形容的。

几只小轮才一靠岸，大家都如狂蜂似的一齐向上爬去。轮船一离码头，因为载重过量，连船带人即刻沉入江中。有人自雇木船，欲向对岸划去，或因超过重量下沉，或因被人打翻死亡，也没有一人可以渡过江去。满江都是人头，水面全是尸身；呼爹叫娘之声震动天地，到处是救命叫子之音。世界上悲惨的事，还有比这一景象更甚的吗？

我由水西门从城壁上用绳子吊出城外，一到江边，正看见一只小木船离开岸边不远。因为装得太多，即刻沉了下去，其中有一位十分漂亮和打扮入时的小姐，掉下江后，左手提着一口小皮箱，右手抱着一块木板，大声在江中呼救。她说，如果有人能够救她性命，她愿意将她带的珠宝首饰以及现金二十万元奉送，而且也愿意嫁他。但是这时人人自顾尚且不暇，谁还能去作急公好义、人财两得的事？

下关江边数万军民，正在作生死的挣扎，意图渡过长江的时候，日军的炸弹和机枪又在向这群毫无抵抗能力的军民头上，大肆扫射和轰炸。顷刻之间，卧身血泊横遭惨死者，其数当以千计。

我看时机迫切，即选择江边的贫民区去躲避。幸而离开江边不远，我用五元大洋买了一套破烂的贫民衣服，急忙将军服换去，并用灰土把脸上弄脏。

恰好附近有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乞婆，坐在那里哭泣；我便一把将她背在我的背上，代她提着篮子，慢步向下游走去。口中塞着一块红薯，边走边嚼。

突闻身后铁蹄声起，二十余个敌人，已经迫近我的身后，但我头也不回，仍然往前直走。一个十分凶恶的日本兵，一把将我抓住，嘴里叽里咕噜不知说的什么；这时我的心里，反而异常镇静。我“呀呀”的装成哑巴，而且又把我的左臂伪装成残废。那日本兵见我只是一个完全残废的乞丐，他就使力把我一推，将我“母子”二人摔倒在地，这群强盗这才呼啸而去，过了许久我再给了这老乞婆两元大洋，把她放在地上，我又另作打算。

水陆交通既已完全断绝，一时当然没法逃走。我便到鼓楼医院外国教会所办的难民收容所去登记，意欲躲过几天再说。

这天晚上，一群日本兵忽然来到我们收容所里搜查。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寻找年轻漂亮的女人，一方面也是为看收容所里有没有我们的官兵。

我们大家排成数列，一齐站在鼓楼医院走廊的前面，由敌兵的队长，逐一加以检查，稍有姿色的妇女们，都被拉入敌人的军车中，凡是光头的青年男子，或者头上有戴过军帽的痕迹的男人，都一律被他们押入军车。

我因为是干炮兵的，平日已经留上了西装头，这时已是一头乱七八糟的散发，再加上我穿的是破烂衣服，所以当时才侥幸逃出了他们的魔掌。

凡是未被抓出的，以为自己的灾祸可以避免了，谁知敌兵正要撤去时，竟有一人大叫“立正”口令，敌兵看见男子当中，有谁听到“立正”而站好的，又被他们拖上车去。

我虽然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突呼“立正”口令时，我也曾立了正，但我站的是中列，比较隐蔽，同时我立刻就已明白敌人这声立正口令的用意，所以我又马上装成毫无所闻的样子。于是，我又逃出了敌人严格搜查的大关……

一个星期之后，我趁着水上交通刚恢复，于当月21日再度偷偷从下关渡过了长江，沿铁路转入长沙，重新回到了抗战部队。

日本兵是没人性的。打了败仗，我们也会丧失信心，甚至放下枪。但当出现一个契机，需要我们重新拿起枪的时候，不管内心经过多少挣扎，最终我们还是会选择枪。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不管是哪一支部队，只要碰上日军第六师团都选择死战。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只要是参与那场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杀掉任何一个都不冤…

很多记忆已支离破碎。人总有一死，如果我死在南京，葬身钟山之下，可以为后人所怀念，还可以教育后人。可惜，我还活着，活着内心就是愧疚的……

【讲述抗战故事·回望历史瞬间】—上观嘉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