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谈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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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冯骥才：我屋子里到处都是书，临时想看的就放枕边了。常年放在枕边的几本书，有唐诗宋词和唐宋八家的散文，还有《浮生六记》。我特别喜欢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丰子恺的译本比别人翻译得好，好就好在，随便翻哪一页都能看。最好看的书是从哪一行都可以开始看的书。我看《猎人笔记》主要是看写景。2003年去俄罗斯访问，我去了托尔斯泰的庄园，还专门去屠格涅夫的老家一趟，发现真的和他书里写的一样。我看到了树林、原野、河湾，飞来大片野鸟的野地，湿漉漉的森林……他说小蚊蚋成群地盘旋,在阴暗的地方发亮,在太阳光里发黑——我还想找小蚊蚋，可惜没找到。

这些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冯骥才：常看常新。随时看都有感觉。心里很愉悦，是一种很美的文学享受，瞬间给你意境上的感染 。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的？

冯骥才：我有幸保存着自己孩提时代阅读的证物——图画书和小人书。比如上海儿童良友社彩色胶印的《黑猫的假期》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有上海国光书店出版的《珊珊雪马游月球》，都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出版的书，我当时六七岁。这些书都是当时母亲买给我的，是我一生中看得遍数最多的书，至少几百遍。书中每个形象至今还印在脑袋里。

少年时一段时间迷恋武侠小说。天津是武侠小说家郑证因、宫白羽和社会言情小说家刘云若聚集之地。我现在还有一些这类书的藏本。后来转而热爱古典文学，与学画有关。那时学画由临摹古画起步，必然接触到画上边常常题写着的诗文，要弄懂这些诗文就要学习，经人介绍，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跟着吴玉如先生学古文，他让我从《古文观止》学起，又讲《古文辞类纂》和杜诗，讲的是系统的知识。

吴玉如先生给您怎样的影响？

冯骥才：他讲《赤壁赋》不看书，背着讲。他一边讲，讲到一个地方，一边拿毛笔写。写到某一个字，用说文解字讲。讲一大段，然后让你背，再往深处再讲一段。

能背下来吗？

冯骥才：年轻时能背下来。绝句讲一遍下来，确实能背。吴先生讲得太好了，对仗、音律，讲得讲究、精道，入心了，八九十不离十能背下来。和老一代大家接触，深受的影响就是他们的文人气息。那时候的书房，有琴棋书画，有很浓的书卷气。不仅有书，还有文玩，每一样小东西的品质、内韵都有讲究。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冯骥才：我年轻的时候看书很有序。比如读俄罗斯文学，先从普希金开始看，按着文学史系统地看代表作。年轻时的学习一定要有系统，要整体地、有条理地学习，平凡的故事看不下去就放下，但是必须浏览。后来各种书有了，阅读也比较随性。

您在《书房一世界》中，谈到自己的书房“四壁皆书”。

冯骥才：我喜欢被书埋起来的感觉。书是我的另一个世界。世界有的一切在书里，世界没有的一切也在书里。过往的几十年里，书与我搅在一起。读书写书，买书存书，爱书惜书，贯穿了我的一生。我与书缘分太深，虽多经磨难，焚书毁书，最终还是积书成山。我把绝大部分图书搬到学院，建一个图书馆，给学生们看，叫作大树书屋；还有一部分捐到宁波慈城的祖居博物馆。我已弄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书了。留在家里和书房里的只是极少一部分，至少也有数千册。

留下来的是什么书？

冯骥才：能被我留下的书，总有道理。比如常用的书、工具书、怕丢的书，还有一组组不能失群的书，比如敦煌图书、地方史籍，还有“劫后余书”和自己喜欢的中文名篇的选架上的书本和外文名著的译本。其中一架子书，全是自己作品的各种版本。

写作的人都随性，各类图书信手堆放，还有大量的资料、报刊和有用没用的稿子。书房不怕乱，只要自己心里清楚，找什么不大费劲就好。书房正是这样乱糟糟，才觉得丰盈。像一个世界那样驳杂、深厚，乃至神秘。

《潜在的阅读史》一文中，您说友人看您的书房后说“你有许多怪书”——能举例谈谈，您有怎样的“怪书”吗？

冯骥才：确实有罕见的、奇特的东西。比如说我收藏的一部手抄本，民国初年搞口头戏剧演唱的成兆才的画本，是演唱的时候必须用的台本，台本里有小戏、民间传说、顺口溜、快板……一二百种，非常有意思，光看那个东西，能看出江湖中的百态众生相，这本书就是怪书。

您好像很晚才接触外国文学？

冯骥才：二十岁前，我还没有正式读到一本外国文学。一天好友张赣生拿给我一本薄薄的外国小说，是屠格涅夫的《初恋》。这本书的译笔清新优美，插图非常好看，译者是萧珊。我那时正在初恋，因此对这部小说的感情特别敏感，很受感动，也深深被这本书浓郁的文学性所感染，一下子就迷上外国文学。

您为什么特别喜欢林纾的译本？

冯骥才：我对林纾先生首先是敬意，他是打开文学国门、引进世界文学的先行者；次而是他并不懂外文，为了做自己要做的事，“借别人之手使自己之力”。将懂外文的人的口译和自己的文笔结合起来，以这种从未有人用过的方式，将大量世界名著的经典介绍给国人，也为近代新文学运动提供了世界性的启示。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超过了译本本身的文学价值。他也是画家。这种诗文书画触类旁通的文人尤其叫我关注。我的书架上原有他的几本译作，如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童年·少年·青年》）、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大卫·科波菲尔》）等。一次，我从一家拍卖行中拍得林纾与其好友王寿昌合作的译著——小仲马的《茶花女》，刊行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这也是林纾走上翻译之路的起点。我当时很想将林纾所有译著一网打尽，全部收集到手。但是最终没有完成这个初衷。主要因为林纾的译本太多，总数大约有一百八十种，许多版本欲求无门。我终究不是专门的藏书人，渐渐就放弃了。

您有最喜欢的作家吗？

冯骥才：契诃夫是我最钟爱的作家之一，我喜欢他的仁慈、清灵、悲悯，和萦绕在字里行间的那种哀伤。我喜欢他的文字像一滴滴水珠那样灵动。我书桌上还有从他梅里霍沃的故居捎回来的一个小小的青瓷狗，矮腿大耳，叫人生爱。据说这小狗曾是契诃夫生前的宠物。契诃夫还和它合过影。我的收藏爱好之一，是收集与珍存一些文学、艺术、科学大家的手迹。据说茨威格也有这样的嗜好。我收藏的标准是我深爱的大家。比如巴尔扎克、莫奈、海明威、居里夫人、李斯特，等等。但我至今还没遇到契诃夫的一页手迹，八方求索，直到去俄罗斯还着意打听，还是未有所获，这是我书房的一个带着期待的空缺。

（主持人：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