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博谈枕边书
唐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访 谈
唐博：没多大压力。因为以前当过中学老师，有过比较丰富的讲台经验；多年前也在央视当过嘉宾，有一些镜头感；讲述的主题“清案探秘”是我跟编导反复研讨出来的题目。我本人又是学清史出身，在专业上驾轻就熟。
不过，如果说一点压力没有，也不尽然。缓解压力的办法，就是把功夫用在平时。我的具体做法有三：其一，亲力亲为。讲稿自己写，档案资料自己查，写作过程无需任何人帮忙。其二，反复打磨。跟编导保持沟通，不厌其烦地修改，在保持学术含量的同时，多使用口语化、朴实平易接地气的电视语言，拉近跟电视观众的距离，也增加对讲稿的熟悉程度，降低背稿子的难度。其三，提前演练。录制前两天，自己在家对着镜子讲几遍，算好时长，调整仪态，也让家人提点意见。
不打无准备之仗，做到心中有数，就会让所谓压力遁于无形。
作为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关门弟子，戴先生对您有怎样的影响？他有什么喜欢的枕边书，您了解吗？
唐博：我读戴先生博士生的时候，他已经81岁了，而且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上。所以，他对我的影响，主要还是治学和做人两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十二个字：治学严谨，做人平和，目标专一。
治学严谨，讲的是学习态度；做人平和，既是为人处世的态度，也是一种学习方法；目标专一，讲的是人生理想。只有严谨，才能尽可能减少瑕疵，让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只有平和，才能避免在学术研究中夹杂情绪化的要素，避免做出不够科学和客观的研究成果。只有专一，才有接续不断的积累和不懈奋斗的动力。这是做学问必不可少的精神。
博士毕业后，我还是每年都要去戴先生家里看他。九十多岁的老人，每天还要工作到深夜，在案头改稿子，非常不容易。三千多万字的《清史》书稿，应该就是他的泛“枕边书”。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戴先生给您推荐过书吗？
唐博：戴先生没有专门给我推荐过书，但他在跟我多次谈话中，提到过不少书和论文。我印象最深的，是三本书：其一，《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恽毓鼎当过十九年晚清宫廷史官，见证了光绪、宣统时期宫廷政治的演变，对于解读类似光绪死因等历史谜团有参考价值。此外，他的日记包罗万象，通过一个宫廷史官的视角，展示了更真切、全面的晚清社会画卷。其二，《中国近事报道》。这是纳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信汇编中译本。作者是清代康熙年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李明。他通过给法国国内政要写信，提供了关于康熙年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情报。其中提到了1690年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并没有打赢。这跟多年来我国历史教材上的说法并不一致，但能够解释为什么战后回到北京的清军将领，非但没有得到封赏，反而被贬官降职。因此，它提供了考证某些历史片段真伪的一个思路和视角。其三，《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是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他曾担任过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经济顾问，对经济发展史的计量研究有较多心得。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是作者利用有限的数据资料，计算出19世纪到20世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尽管他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还受到部分学者质疑，但他的研究确实有助于对清代中国经济有个宏观认识。
这三本书对我的最大价值，是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启发。
您的枕边书多数是什么？谈谈具体的阅读感受吗？
唐博：我不喜欢躺在床上看书，这样不利于保持视力。要知道我到现在还没近视，不戴眼镜。因此，我没有真正意义的枕边书。
如果把旅途中的书、睡前在书房里看的书都视为“泛枕边书”的话，倒是以历史学、经济学的学术书和大众读物为主。最近刚读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的新著《美国真相》。这本书讲述了美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前所未有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如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那样。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和种族问题上的表现，更为这本新著提供了资料佐证。其实，《美国真相》是一面镜子，它不仅照出了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在发展的进程中引以为戒，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可贵。
阅读在您的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唐博：由于平时很忙，阅读只能见缝插针。反正只要有点时间，哪怕是零碎的，我都基本用在阅读上。
您喜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读书？
唐博：我觉得坐飞机、坐高铁的时候读书是最踏实的。这个时段，基本无人打搅、时间相对长，能够整篇整篇地阅读。
让您感到“真正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唐博：不得不佩服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跟我同是80后，也是同行，他在前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创了一种别样的写史方式。更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在写书成名后放弃本职工作，恰当处理了本业和副业的关系。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唐博：夜深人静，毫无倦意，气温适宜，独自一人，耐心再读一遍《毛泽东选集》1-4卷。伟人终归是伟人，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革命情怀、家国情怀、人文情怀，以及对重大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把握、对战争的宏大思考和微观策划、对经典的旁征博引、调查研究的方法论，都很值得认真钻研学习。同时，《毛泽东选集》1-4卷还是学习中国历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很好切入点。特别是其中的注释，当年字斟句酌过的，信息量很大。
我始终认为，历史学的功用有二：正本清源、以史为鉴。正本清源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以史为鉴则是所有人的使命。《毛泽东选集》1-4卷就是以史为鉴的很好标杆。
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唐博：通过读书来改变思维习惯，这可能是个终身的事情。不过，仅就读史、写史来说，美国学者史景迁的专著《康熙自画像》，对我有点触动。我猛然发现，历史居然还能这么写。用第一人称，站在康熙的视角看历史，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尽管在写作上会有一定局限性，但还是有一种换位思考的亲切感。受他启发，我先后创作了《我们这辈子：清朝皇帝回忆录》《亲历三百年：明朝皇帝回忆录》《权臣回忆录（清代卷）》《我们的戎马生涯：清朝疆臣回忆录》四本书。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唐博：小时候，经济条件不好，手头书籍匮乏，经常抱着仅有的几本历史书，像《中国历史小故事》《中国历史纲要》《新编中国史话》，以及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等反复重温，直至书皮都看丢了，也在所不惜。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图书琳琅满目，基本上看一遍就过去了，很少重温。
回忆了一下，上大学以后反复重读的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戴逸《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郭成康《乾隆大帝》《18世纪中国与世界（政治卷）》、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彭慕兰《大分流》、弗兰克《白银资本》、吴晓波《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等。
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它改变了什么？
唐博：吴晗《中国历史小故事》，把时年9岁的我引入了历史学殿堂，让我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兴趣。我后来选择读大学历史系，而且一直读到博士，不能不说跟这个系列的历史普及读物有关联。
接下来计划读什么书？
唐博：最近有本畅销书，名叫《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作者是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我已经读了一部分了，准备把它继续读完。2020年，地球发生了很多灾害，人类正在经历着百年变局。在这样一个许多人都很迷茫的时候，结合我学过的历史知识，去读这样的书，有助于帮助我们拨开云雾见天日，看清前面要走的路，扎扎实实走下去。
另外，我在博士阶段是研究清末民国北京房地产问题的。因此，我对房地产历史和今后房地产市场走势一直保持关注。因此，我买好了姚育宾主编的《中国地产四十年》，准备得空读读。
（主持人：宋庄）